知识如何塑造信任?技术知识对爱沙尼亚互联网投票使用的调节作用模型研究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I Know, Therefore, I Trust? quantitatively modelling how knowledge shapes the reliance on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case of internet voting usage in Eston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12月31日 来源: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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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用户接受度的心理机制,通过整合齐美尔的信任理论和吉登斯的信任-信心二分框架,利用爱沙尼亚2021年地方选举和2023年议会选举的问卷调查数据(N=2,142),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技术知识水平如何调节制度信任与个人信心对互联网投票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知识用户主要依赖技术信心(OR=1.45, p<0.01),而系统性能信任(OR=1.36, p<0.01)和互联网投票信任(OR=0.68, p<0.01)产生跨知识水平的普遍正向效应,政府信任仅在高知识群体中显现作用。该研究为数字治理技术采纳的差异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爱沙尼亚作为唯一在国家级选举中全面推行互联网投票的民主国家,为我们观察数字民主实践提供了独特窗口。虽然该国互联网投票系统自2005年实施以来已趋于成熟,但影响选民接受该技术的心理因素——特别是知识、信任和信心三者间的动态关系——仍存在研究空白。互联网投票系统背后的加密技术、身份验证和票数统计等复杂机制,使得普通选民面临一个根本性抉择:是依靠对技术的个人理解(信心),还是依赖对制度的信任来使用这一系统?
研究团队基于经典社会学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将信任视为连接无知与认知的桥梁,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区分了信任(trust)与信心(confidence)的概念——前者基于对专家系统的依赖,后者源于个人知识和经验形成的确定性。这些理论框架有助于解释不同知识水平的选民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决定是否使用互联网投票。
为了探究这一机制,研究团队分析了2021年爱沙尼亚地方选举和2023年议会选举后的调查数据,最终样本包括1,155名选民。研究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以互联网投票使用为因变量,关键自变量包括技术知识水平、对互联网投票的信心、对政府的信任、对互联网投票的信任以及系统性能评价,同时控制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变量。
研究方法上,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逻辑回归分析变量关系,并通过交互项检验技术知识的调节效应。关键变量均进行二分化处理以突出理论分组间的质性差异,如技术知识分为低、中、高三组,信任和信心变量以5分为界分为信任/不信任、有信心/无信心两组。
研究结果
基线模型验证关键预测变量
在没有加入交互项的基线模型中,大多数关键预测变量均达到统计显著性。对互联网投票有信心(系数=0.96,p<0.01)、认为系统性能良好(系数=1.36,p<0.01)、信任互联网投票技术(系数=0.68,p<0.01)以及拥有较高技术知识(系数=1.45,p<0.05)的选民更可能使用互联网投票。唯一不显著的是对政府的信任(系数=0.18,p<0.1),表明广义的政治信任不直接转化为互联网投票的使用倾向。
边际效应分析显示,技术知识对互联网投票使用概率有显著影响。在低知识水平组,信任与不信任互联网投票的选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在中、高知识水平组,信任互联网投票的选民使用概率分别高出14和12个百分点。这表明知识水平确实重要,但其作用可能受其他因素调节。
信心对高知识用户的关键作用
假设1提出在高知识水平下,信心将是互联网投票使用的主要预测因素,这一假设得到支持。交互模型显示,信心与技术知识的交互项在高知识组达到显著性(系数=0.60,p<0.1)。
具体而言,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低知识选民的互联网投票使用概率仅为22%,中知识组升至46%,高知识组略降至41%。而在有信心的情况下,低知识组使用概率为36%,中知识组为56%,高知识组达到69%的最高点。这表明高知识水平与高信心结合能显著提升互联网投票使用概率。
信任因素作用的异质性
假设2认为低知识用户主要依赖信任相关因素,但这一假设未获支持。三个信任相关因素的交互模型显示:
对互联网投票性能的信任虽在主效应中显著(系数=1.60,p<0.01),但交互项不显著,表明其促进作用在全样本中普遍存在,而非特定于低知识群体。
对政府的信任仅在高知识组呈现显著交互效应(系数=0.67,p<0.01),在低知识组反而轻微降低使用概率。
对互联网投票本身的信任主效应显著(系数=0.70,p<0.01),但交互项不显著,其促进作用在中高知识群体中更为明显。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知识、信任和信心在互联网投票采纳中的复杂互动关系。核心发现是技术知识水平决定了选民是依赖信心还是信任因素:高知识用户主要基于个人对技术的信心做决策,而信任因素(特别是系统性能信任和互联网投票信任)则产生跨知识水平的普遍促进作用。
这一发现对数字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对于高知识用户,应通过技术透明度(如加密机制说明、验证工具)培养信心;而对于全体用户,确保系统稳定性和易用性以建立性能信任同样关键。研究结果支持采取差异化策略:低知识用户需要基础性信任建设(如简单明了的系统说明、可靠的服务支持),而高知识用户则需要更深层次的技术可信度证明(如安全审计、漏洞奖励计划)。
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使用单项自评指标测量复杂构念,可能影响信度效度;政府信任的测量可能过度简化了这一多维概念;未控制所有潜在影响因素(如政治意识形态、数字服务使用经验)。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指标测量工具,拓展至不同政治体制和数字环境进行比较,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更复杂分析方法验证机制。
尽管爱沙尼亚的互联网投票系统已运行近二十年,但理解不同知识水平选民采纳该技术的心理机制,对于确保数字民主工具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仍至关重要。本研究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指明了通过差异化沟通和设计提升技术接受度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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