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方法赋能:印度喀拉拉邦农村社区预警与备灾的本土经验与协同生产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Participatory Engagement and Lived Experiences of Early Warning and Preparedness in Two Rural Communities in Kerala, South Ind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12月31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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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农村社区早期预警系统(EWS)“最后一公里”连通性不足、预警信息未能有效促进行动的问题,研究人员在印度喀拉拉邦两个沿海农村社区,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技术,开展了以人为中心的预警与备灾协同生产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沟通、庇护所、生计不稳定和响应能力是主要障碍,而可信的沟通渠道、包容性协调机制和性别敏感行动是关键赋能因素。该研究强调了通过PRA进行协同生产,是记录和赋能本土经验、推动以人为本减灾(DRR)的有效途径。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今天,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构建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Early Warning System, EWS)已成为全球灾害风险减灾(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的核心议题。国际社会通过《仙台减灾框架(2015-2030)》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大力倡导包容、以人为本的预警系统。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预警信息却常常无法有效传递到最需要它的农村和边缘化社区,或者即使收到预警,人们也因各种原因未能采取及时的保护行动。这关键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使得先进的预警技术成果在社区层面大打折扣。那么,如何才能弥合这一鸿沟,让预警真正成为保护生命和生计的有效工具?研究者们将目光投向了社区本身,试图通过一种名为“协同生产”(co-production)的参与式方法,倾听并赋能当地居民的生活经验。
为此,研究人员选择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两个沿海农村社区——阿拉帕德(Alappad)和普林库努(Pulincunnoo)——展开了深入的实证研究。这两个社区都曾遭受过重大灾害的冲击,分别是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和2018年的喀拉拉邦特大洪水,具有丰富且深刻的灾害应对经验。该研究旨在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社区成员关于早期预警和响应备灾的障碍和赋能因素有哪些生活经验和看法?二是“协同生产”如何能使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识别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以解决早期预警和备灾方面存在的差距?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摒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采用了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作为核心方法。PRA是一系列方法和途径的统称,其核心是让当地人民分享、分析并规划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条件。研究设计采用了混合方法,通过多种PRA技术(如知情人访谈、讲故事、焦点小组讨论、参与式绘图、问题树分析等)与家庭问卷调查进行三角验证,共邀请了159名参与者。研究过程分为规划、协同生产和综合三个阶段,确保社区成员不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更是研究过程的共同设计者和解决方案的共创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地社区组织的特性,参与者中女性(117人)远多于男性(42人),这虽然可能使研究视角更倾向于女性关注的议题(如照料责任、卫生设施),但也为理解性别敏感的备灾需求提供了宝贵洞见。数据分析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通过演绎和归纳编码,从丰富的定性材料中提炼出核心主题。
研究结果
5.1. 障碍
研究揭示了制约早期预警系统有效性的多重障碍,这些障碍相互交织,反映了备灾、沟通和生计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
5.1.1. 预警信息发布与沟通
预警信息的有效性受到沟通效率低下的制约,特别是缺乏信任、灾害风险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互动碎片化,以及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沟通渠道之外。调查显示,83.8%的受访者认为早期预警系统需要改进。沟通障碍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偏远地区尤为突出,例如在2018年洪水期间,电信网络中断严重影响了救援协调。此外,27%的受访者对官方预警信息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严重阻碍了及时的疏散和备灾行动。虽然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天气应用等多平台发布警报,但正式沟通渠道仍不一致。相比之下,基于社区的沟通,如社区警报和WhatsApp群组,在补充正式渠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地知识,如观察动物行为、海水退却等环境线索,也被社区居民视为重要的灾害预测手段。这表明,系统性障碍限制了预警发布的效能,需要灾害风险机构、地方政府和电信供应商采取协调行动,加强最后一公里及冗余的传播系统。
5.1.2. 响应能力
分析揭示了机构在将预警信息转化为针对当地生计和家庭动态的可操作指导方面存在显著的准备不足。社区成员经常报告预警信息在灾害开始后或同时到达,严重限制了准备时间窗口。从事不稳定工作的群体(如小贩、渔民、农民)特别强调,季节性洪水会直接中断其收入来源,经济不安全感削弱了他们的响应能力。社区成员强调了地方当局、选区成员、社区网络与邦级灾害管理机构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以增强机构准备度和社区协调能力。例如,参与式疏散绘图为社区参与规划紧急路线提供了机会。草根倡议,如妇女自助小组(SHGs)和邻里小组(NHGs),是增强灾害响应能力的有效模式。信任是一个复杂因素,虽然多数受访者表示信任预警,但具体情境下,人们可能更信任非正式网络或个人经验。
5.1.3. 庇护所与疏散
9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做好疏散准备。60%对庇护所感到满意的人中,大多数是因为选择了投亲靠友,而非指定的庇护所,因为后者存在人满为患、设施不足、隐私堪忧等问题,这对妇女和残疾人构成了显著的疏散障碍。经济压力也是重要因素,依赖日薪的男性户主往往因担心财产损失而选择留守,只将妇女、儿童和老人送走。性别因素反复出现,例如,带孩子的妇女表示照料责任会增加疏散的复杂性;庇护所中缺乏针对月经期妇女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设施,是阻碍女性疏散的主要原因。与某些文献不同,本研究仅有两名参与者报告在庇护所感到不安全。分析综合表明,存在明显的性别化应对机制。
5.1.4. 生计
参与者强调将生计和家庭中断信息纳入预警程序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社会保护和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他们指出,预警信息往往不足以指导他们如何保护收入和资产。将脆弱性和暴露度数据(如经济损失、既有贫困)纳入预警和早期行动协议的提议,凸显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现实。关键信息提供者认为,支持社区机制能使地方治理结构更有效地传播预报并应对突发的财务需求。妇女网络通过定期会议提供财务支持、技能发展和社会团结,在 anticipating 风险方面发挥了战略作用。问题树活动反复指出,资源持续短缺(如资产保护不足、教育技能差距)是灾害不利影响的根本原因。
5.3. 赋能因素
研究表明,灾害风险管理中的“最后一公里”连通性依赖于相互关联的治理、社区参与和有效的沟通机制。PRA活动揭示,当地灾害背景和社会脆弱性模式塑造了实际的赋能因素。差异化的早期行动协议是一个赋能因素,例如农业家庭建议由降雨预报触发预期性财务措施。加强选区代表在疏散规划中的作用对于确保空间包容性和机构问责制至关重要。协同制作的视觉标识,考虑了不识字者和视障人士的需求,体现了无障碍风险沟通。多元化的信息生态系统,结合传统方法与数字平台及本地培训,增强了信息传播效果。社区网络,包括妇女领导的WhatsApp群组,在近期洪水中被证明非常有效,并被提议整合进正式响应结构。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协同生产方法,有效地捕捉了生活经验,并确定了针对包容性早期预警和响应备灾的特定情境障碍与赋能因素。在喀拉拉邦农村社区的实践表明,参与式方法能够加强“最后一公里”连通性,并将以人为本的视角嵌入灾害风险减灾中。
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通过结合PRA、关键知情人访谈和家庭调查,将定性叙事与空间和定量数据相整合,从而产生了细致入微的障碍和赋能因素分析。与以往一些侧重于特定灾害或缺乏社区深度参与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通过让社区成员作为共同创造者参与备灾规划,将脆弱性洞察转化为可操作的韧性成果,如无障碍标识、性别敏感庇护所和混合通信网络,有效弥合了理论协同生产与实地实施之间的差距。
研究结果与“全民早期预警”(EW4All)的四大支柱高度契合:风险知识(整合脆弱性和生计因素)、监测与预报(关注预警提前量和准确性)、预警传播与沟通(强调本地化沟通映射和多渠道警报)以及响应备灾(关联庇护所、疏散和包容性规划)。研究强调了信任、效能感和连通性是备灾的心理社会基础,而地方治理行为体(如选区代表、妇女集体)在将预报转化为集体行动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
然而,机构脆弱性、信任缺失以及不同层级灾害管理机构间的协调碎片化等问题仍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灾害特定的疏散地图、多渠道风险沟通、可互操作的标准操作程序(SOPs)和问责机制。本研究提出的框架将生活经验与制度、政策和资源现实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通过协同生产实现以人为本的早期预警和早期行动的可操作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在于将协同生产嵌入从诊断到评估的全过程,从而创建一个强化信任、问责和适应能力的反馈系统。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样本中女性比例过高可能导致视角偏差,参与者主观看法限制结果的普适性,以及灾害发生与数据收集之间存在时间差可能引起回忆偏倚。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更均衡的性别代表,并将重点从问题识别扩展到对所提出解决方案的评估和实施上。
总之,该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协同生产通过PRA在记录和赋能本土经验方面的价值。将参与式机制嵌入治理体系,为实现公平、前瞻性和可操作的早期预警与早期行动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这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以人为本的减灾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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