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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二战后全球收入趋同现象的分化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跨国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的两国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资本强度差距对技术吸收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追随国只有在与前沿国的资本强度比处于特定阈值区间时,才能有效吸收技术溢出实现条件收敛;而当差距过大或过小时,则会出现分化或“近前沿均衡”。实证分析基于179个经济体1950-2019年数据,验证了资本体现型知识扩散是驱动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的核心机制,为理解不同经济体的趋同路径提供了新视角。
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持续困扰学者的问题在于:贫困国家是否正在追赶富裕国家?国际收入差距是否正在缩小?这一被称为“收敛假说”的命题,直接关系到全球生活水平差异的解释和现代增长过程的建模方式。新古典增长理论试图通过转型动态解释跨国收入增长差异,认为资本-劳动比较低的国家因资本边际生产率更高而增长更快;而内生增长模型则强调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尽管这些理论并不排除无条件收敛的可能性,但它们暗示当吸收能力或知识扩散分布不均时,收入差异可能会持续存在。
现实世界的数据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图景。早期实证研究对无条件收敛的支持寥寥无几,反而发现了贫困国家相对于富裕国家的分化现象,或者仅支持向国家特定稳态的条件收敛。更有趣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数据显示,虽然效率呈现收敛趋势,但相对于前沿经济体(美国)的生产率却出现分化,东亚地区成为主要例外。而最近的研究发现,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无条件收敛的新证据,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这一模式被Roy等人称为“狂野收敛”。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Carmelo Pierpaolo Parello和Francesco Venturini在《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跨国知识溢出和内生产技术采纳的多国内生增长模型,为理解最近的收敛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该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将AK生产结构与垄断竞争和基于阈值的技术采纳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不对称的两国世界经济模型。模型中存在一个技术前沿国(领导者)和一个非技术前沿国(追随者),两国通过资本积累产生的学习效应实现生产率提升。追随国能否吸收前沿国的知识溢出,取决于其相对资本强度是否处于一个能够使技术采纳盈利的阈值区间内。
模型预测了三种可能的结果:当资本差距非常大时,追随国无法吸收前沿知识,出现无条件分化;当差距适中时,追随国获得前沿知识库的访问权,产生向平行增长路径的条件收敛;当追随国与前沿国具有相同的基本面时,模型预测会出现近前沿收敛过程,由于采纳成本,采纳最新技术的收益被成本所抵消,导致追随国匹配领导国的增长率但维持永久较低的收入水平,即“狂野收敛”。
为验证理论预测,研究人员采用了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基于宾夕法尼亚世界表(PWT 10.0)1950-2019年全球179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关键因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核心自变量为相对资本强度(美国与追随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比),同时控制了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创新活动等变量。研究特别关注了技术吸收阈值的存在性及其对增长模式的影响。
稳态均衡与动态特性
研究发现存在唯一的稳态均衡,其中知识缺口严格大于1,稳态增长率与领导国相同。这意味着长期增长关键取决于前沿国的效率水平,而持续的知识缺口则源于经济制度差异。由于固定的吸收成本,追随国的消费者必须储蓄更多,导致较低的消费-资本比。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可归因于效率差异,表现为y?*/yf*= κf*。
动态调整过程遵循稳定路径,前沿经济始终处于其稳态增长路径,而非前沿经济可能经历暂时偏离,以特征值λ?决定的速度逐渐调整,该速度又取决于吸收参数ψf。与预测不变增长而无转型动态的标准AK模型不同,该包含跨国知识溢出的两国框架具有唯一、渐近稳定的稳态增长路径,类似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但增长率是内生的。
收敛模式的决定因素
研究通过阈值回归分析发现,相对资本与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相对资本强度低于阈值(κf< 4.3)时,两者正相关;超过此阈值则关系不显著。这表明只有当追随国与前沿国的资本差距不过大时,才能从知识溢出中获益。
图2展示了相对资本增长效应沿分布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钟形曲线 pattern。在阈值以下(κf< 4.3),相对资本对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阈值以上,这种影响变得不显著,支持了理论模型中技术吸收存在临界点的预测。
技术吸收与趋同:国别证据
研究将国家按相对资本强度分为四组:资本强度永久高于美国(低于阈值)、持续低资本强度的分化经济体、资本强度略高于阈值但逐渐缩小收入差距的“进行中追赶”经济体,以及完成追赶过程的经济体。
以巴基斯坦(无追赶)、中国(进行中追赶)、日本和韩国(已完成追赶)为例,图3展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巴基斯坦未能缩小技术差距,未见收敛;而日本和韩国通过持续资本深化实现完全收敛,中国已达到高级阶段并接近完成。研究发现收入缺口的演变与相对资本平行,且一旦相对资本低于阈值,收敛即告完成,相对收入趋于稳定。各国跨越这一阈值的时间点不同:日本在1960年代初,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在2010年代初。跨越后,各经济体开始在关键部门发展领先技术,政府作用减弱,私营企业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分析
研究还检验了模型对 omitted variables 的稳健性,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交互项,发现没有未纳入考虑的知识转移渠道。进一步将国家按相对资本中位数分组,发现资本强度更接近美国的国家从知识溢出中获益更多,增长更快。
关于增长波动(growth spells)的分析表明,低于阈值时,技术转移与长期增长波动无关;高于阈值时,驱动收入增长和增长波动的因素相似。这支持了阈值在区分不同发展机制方面的有效性,确定了投资和学习效应仍是增长关键驱动力的国家范围。
政策启示
研究强调了持续物质资本积累(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进口)和吸收体现型知识作为增长引擎的重要性。提出了三类政策:公共资本形成激励或减少投资壁垒、资本品进口开放、增强吸收能力的教育培训。政府可根据发展阶段调整政策:低资本强度经济体可能需要临时投资税收激励和更大贸易开放度;已最大程度开放的经济体应维持更长期财政激励;无论哪种情况,成功吸收体现型知识都取决于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劳动力,使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至关重要。对于低于阈值或接近前沿均衡的国家,政策应优先改革制度和市场结构以促进国内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因为其收入差距更多来自高采纳成本而非技术限制。
结论与展望
该研究通过将内生跨国知识扩散纳入学习效应和技术采纳的增长框架,再现了文献中记载的主要长期增长模式和收入收敛,并使用广泛样本验证了其预测。研究结果凸显了资本强度差异在解释跨国收入增长差异中的核心作用:只有当与前沿的相对资本缺口低于临界阈值时,资本积累才能促进技术知识吸收并推动收敛。
研究同时指出,该分析基于简化假设,为未来研究开辟了多个方向:可扩展至多个技术领导者以体现异质扩散渠道和区域收敛俱乐部的出现;可基于贸易流交互矩阵和技术关联度量构建动态全球网络;需纳入无形资产日益重要性的影响,理解无形投资是否及通过何种渠道促进跨国技术扩散。
该框架同样与重新分化时期一致:当冲击、结构变化或制度弱化使资本缺口超过采纳阈值时,追随经济体可能再次被排除在前沿知识溢出之外,即使在收敛期后也会出现分化。这一机制为最近关于全球收敛过程在国家组间变得更加不均衡和异质的观察提供了一致解释。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全球经济收敛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证据,强调了资本体现型知识扩散和技术吸收阈值在塑造不同经济体发展路径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