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erebellum》: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ases of Anti-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 Type 1 Antibody-Associated Cerebellar Ata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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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代谢型谷氨酸受体1型(mGluR1)抗体相关小脑性共济失调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尽管其临床谱主要从西方队列中获得认识,但其在其他人群中的特征仍未明确。研究人员调查了日本队列中该疾病的临床特征,并参考
抗代谢型谷氨酸受体1型(mGluR1)抗体相关小脑性共济失调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尽管其临床谱主要从西方队列中获得认识,但其在其他人群中的特征仍未明确。研究人员调查了日本队列中该疾病的临床特征,并参考海外病例。研究人员回顾性审查了2018年至2025年间在其实验室检测抗mGluR1抗体阳性的患者,并将其临床、实验室和影像学特征与既往报道的40例海外病例进行比较。在699例筛查患者中,12例抗体阳性。日本患者中记录到不对称性肢体共济失调者占75.0%,而海外患者中仅28例中有4例(14.3%)明确描述不对称性(p < 0.001);然而,该比较为探索性,可能反映记录差异。日本患者脑脊液(CSF)炎症标志物较低,细胞计数较低(中位数4.5/μL vs. 27/μL,p = 0.014)且蛋白水平较低(中位数36.5 mg/dL vs. 60.0 mg/dL,p = 0.048),但Bonferroni校正后两者均无统计学意义。2例日本患者在COVID-19感染后1个月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尽管所有日本患者均接受了免疫治疗(100%使用糖皮质激素),长期功能恢复仍不理想;在随访≥6个月的9例患者中,仅33.3%在末次随访时达到功能独立(改良Rankin量表[mRS] ≤2)。在这首个日本多中心病例系列中,不对称性肢体共济失调常被记录,脑脊液炎症常有限。这些探索性发现可能产生促进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假设,但需谨慎解读。
抗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1型(mGluR
1)是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主要位于突触后,富集于小脑和边缘系统,参与小脑运动发育和突触可塑性。抗mGluR
1抗体与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相关,该病罕见,主要表现为亚急性进行性共济失调。既往研究提示,患者纯化的抗mGluR
1免疫球蛋白G可损害小鼠小脑切片中浦肯野细胞兴奋性、可塑性和存活,且注射至正常小鼠蛛网膜下腔可诱导可逆性共济失调。尽管其临床谱主要来自西方队列,但日本尚无病例系列,日本患者特征是否与海外报道相似尚不明确。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描述日本队列中抗mGluR
1抗体相关小脑性共济失调的临床表现、治疗反应和预后,并以既往报道的海外病例作为文献参考组,而非严格可比对照。
研究人员回顾性分析了2018—2025年间送至岐阜大学医学研究生院的疑似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患者样本,筛查抗mGluR
1抗体,并对阳性者收集临床资料,将其临床、实验室和影像学特征与既往报道的40例海外病例进行比较。699例筛查患者中12例抗体阳性。结论提示,日本患者常记录到不对称性肢体共济失调,脑脊液炎症常有限;尽管所有患者接受免疫治疗,长期功能恢复仍不理想。该研究为首个日本多中心病例系列,提示不应仅因CSF异常有限而排除诊断,但发现为探索性,需谨慎解读。
关键技术方法:样本来自日本257家医疗机构送至岐阜大学医学研究生院的疑似自身免疫性小脑性共济失调患者,非人群登记。抗体检测先采用mGluR
1转染COS7细胞的细胞法(cell-based assay, CBA)检测血清及可用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CBA阳性者再以大鼠脑切片组织法(tissue-based assay, TBA)确认特征性神经毡免疫染色,由A. Takekoshi和A. Kimura独立评估。临床回顾包括起病、表现、治疗和结局;以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和共济失调评估与评级量表(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and Rating of Ataxia, SARA)约每6个月随访,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和Bonferroni校正,使用R 4.1.3分析。海外病例为截至2025年3月发表的文献病例。
日本抗mGluR
1抗体相关小脑性共济失调病例的临床特征。699例检测中12例阳性,血清和CSF均阳性。中位起病年龄54.5岁[5–75],女性6例。TBA显示CSF均呈小脑分子层为主的神经毡免疫染色。11例以进行性躯干性共济失调导致步态障碍为主要表现,1例先有空间定向障碍及双下肢感觉异常,数月后小脑性共济失调。中位起病至入院2.0个月,起病至采样2.0个月。合并症包括溃疡性结肠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肺癌;3例有既往感染(COVID-19 2例,胃肠炎1例)。病程中所有患者均有躯干和肢体共济失调,构音障碍10例,眼球震颤8例,头部或躯干摇摆(titubation)2例,不对称肢体共济失调9例。脑外症状9例,最常见味觉障碍4例、认知障碍3例,另有肌纤维颤搐(myokymia)1例、双侧外展神经麻痹所致复视1例。CSF中位细胞计数4.5/μL,蛋白36.5 mg/dL,寡克隆带7例。初始脑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正常9例;异常3例分别为右枕叶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高信号、小脑萎缩、双侧小脑皮质FLAIR高信号。随访影像6例中4例出现小脑萎缩。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10例中正常8例,右小脑血流下降1例,双侧小脑半球低灌注右侧为主1例。所有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包括甲泼尼龙冲击11例、口服泼尼松9例、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8例、血浆置换3例、利妥昔单抗2例、免疫抑制剂3例;起病至首次免疫治疗2.5个月。采样时mRS 4,SARA 18.75。随访≥6个月的9例中,末次mRS 3,SARA 12.0,3例mRS≤2,2例复发。探索性单变量分析未发现明确基线预后因素。
日本与海外病例的抗mGluR
1抗体相关小脑性共济失调比较。与40例海外文献参考病例比较,起病年龄、性别、既往感染、其他自身免疫病和恶性肿瘤无显著差异。不对称肢体共济失调在日本为9/12(75.0%),海外为4/28(14.3%),p<0.001,Bonferroni校正后adjusted p=0.002,但OR 99%CI为1.97–164.08,宽度大。脑外症状比例无显著差异。CSF采集间隔无显著差异。日本患者CSF细胞计数较低(中位4.5/μL vs. 27/μL,p=0.014),蛋白较低(36.5 mg/dL vs. 60 mg/dL,p=0.048),但Bonferroni校正后不显著;限症状出现1个月内采CSF的敏感性分析未确认。寡克隆带阳性率相同(58.3% vs. 58.3%)。初始MRI异常比例无显著差异;随访小脑萎缩比例高且无显著差异。治疗间隔、一线和二线治疗比例无显著差异;糖皮质激素使用日本更频繁(100% vs. 68.4%,p=0.047),Bonferroni后不显著;环磷酰胺仅见于海外病例。治疗前mRS和SARA无显著差异。长期随访≥6个月者,末次mRS、SARA和功能独立比例(33.3% vs. 71.4%)均无显著差异。
讨论部分提出四个观察。第一,日本患者常规CSF炎症标志物较低,但寡克隆带阳性率与海外相似,随访小脑萎缩比例仍高。采样时机、转诊途径和发表病例报告详细程度可能影响观察,敏感性分析未确认CSF差异,因此应视为探索性。第二,不对称肢体共济失调在日本队列中常见,但海外病例记录异质,效应估计不精确,应作为假设生成;不对称并非该病独有,也见于其他自身免疫性小脑综合征,故不应据此缩小抗体检测范围。第三,糖皮质激素使用在日本更频繁但校正后不显著,可能受时代效应影响;日本治疗起始并不更早;尽管免疫治疗,残留残疾和小脑萎缩仍常见,长期结局与海外无显著差异;探索性单变量分析未发现明确预后因素。第四,2例在COVID-19感染后1个月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提示时间关联,但不能作因果推断;既往报道有带状疱疹、登革热和流感样疾病等前驱感染,海外病例多未系统报告感染史且多在COVID-19前,故应谨慎。研究局限包括样本小、转诊实验室网络导致选择偏倚且非人群登记、不对称定义基于记录而非量化工具、回顾性设计、海外文献数据异质、部分脑外表现归因不确定、抗体检测方法不统一。
结论翻译:该日本病例系列补充了抗mGluR
1抗体相关小脑性共济失调的临床特征。研究人员队列中不对称性肢体共济失调常被记录,常规CSF炎症表现趋于轻微;但这些观察为探索性,应谨慎解读,尤其考虑潜在记录偏倚和与文献海外病例可比性有限。在这些限制内,对于亚急性小脑性共济失调患者,不应仅因CSF异常有限而排除诊断。2例显示与COVID-19有时间关联,但意义不确定。尽管免疫治疗,持续残疾和小脑萎缩仍常见,强调需要标准化评估的大型前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