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循环经济(CE)政策通常被视为一种超越"开采—生产—消费—丢弃"线性资源模式的方式(Kirchherr等,2017)。城市CE举措通常强调废弃物减量、修理、再利用、回收和更绿色的经济活动。然而,这些目标涉及不同的机制,应在分析中加以区分。在本研究中,CE实践指垃圾分类、大件物品投放和修理等日常家庭行为。CE基础设施指使这些行为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的空间分布设施,包括分类容器、回收中心、修理咖啡馆和废弃物负担地点。社会公平被视为一个分配问题:可达性、失业风险和累积经济资源如何在异质性家庭和邻里之间进行分配。
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CE的总体进展并不一定产生公平的循环转型。一座城市可能增加了循环活动,但一些邻里仍然离CE服务更远,或更容易暴露于废弃物相关负担。同样,与CE转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也不是自动产生的。新的修理、再利用或回收活动可能与线性活动的岗位流失并存,净就业效应取决于对CE—就业关系的假设(Velenturf和Purnell,2021;McCauley,2025)。因此,仅通过总体循环度来评估CE政策的模型可能会忽略利益、负担和累积经济资源如何分配。
本文的问题背景是有意聚焦的。我们并不试图对一座城市的完整循环经济、所有工业供应链或社会公平的所有维度建模。相反,我们考察一个可处理的城市机制:家庭CE实践、对CE基础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和简约式劳动力市场渠道如何随时间共同塑造与公平相关的结果。这一聚焦源于一个实际的政策关切:CE支持可能改善平均循环绩效,而空间优势和累积资源不平等可能未被解决,或在特定政策配置下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在已具有良好可达性的区域增设高容量回收或修理设施,可能增加全市回收和修理吞吐量,而外围或低收入邻里的家庭仍面临更长的出行距离、更高的时间成本或更高的废弃物负担暴露。单一的城市循环度指标会记录到总体收益,但不会显示这种不均衡的可达性。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一区分既影响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影响政策成功与否的评估。如果没有分配性指标,即使面临最大可达性约束的家庭获得的实际收益甚微,CE项目在市级层面也可能看起来是成功的,从而使关于设施选址、外展服务、出行支持和补偿性措施的决定缺乏充分信息支持。因此,该模型分别跟踪本地激活度、全市吞吐量、失业、空间暴露和累积资源,以便基础设施扩张、目标定向和保障措施既能从总体结果也能从分配性结果进行评估。
为考察这一机制,我们开发了一个以公平为导向的智能体情景比较模型,并以阿姆斯特丹作为示范案例进行实现。该模型将家庭表征为异质性决策单位,它们暴露于不均等的CE机会、行为障碍、认同反馈和经济资源动态之中。阿姆斯特丹提供了邻里、收入和基础设施数据以初始化空间环境,但该案例用于比较简化的CE情景,而非预测已观察到的阿姆斯特丹结果。
本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构建一个紧凑的循环经济智能体模型(CE-ABM),以连接家庭行为、空间可达性和分配性结果。第二,比较四种CE政策情景,考察不同水平和配置的CE支持如何影响平均本地CE激活度、基于流量的城市CE吞吐量、CE流量、失业率和分配性指标。第三,评估总体循环收益是否伴随公平导向的改善,或者本地激活度、全市CE吞吐量、失业率和分配性结果在不同情景间是否产生分歧。为支持对这些结果的解释,分析使用了验证检验、合理性基准、扩展敏感性筛查和结果层面的表面效度检验。就此而言,该模型旨在作为探索性的政策学习和情景分析工具,而非用于规定具体基础设施投资的操作性预测系统。
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回顾了CE转型中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技术智能体建模的文献。第3节解释Sugarscape基础和CE改编,第4节呈现ABM结构和关键绩效指标(KPIs)。第5节描述阿姆斯特丹的实现,第6节报告情景结果和模型评估检验。第7节讨论研究结果和可迁移性,第8节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