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账目:民俗在国际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议程中的许可化尝试与结构性排除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Balancing the books: How folklore became part of an international agenda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1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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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民俗(folklore)一直位于两个强大国际组织的议程之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UNESCO)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民俗(folklore)一直位于两个强大国际组织的议程之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其公开意图是保护民俗免受被视为滥用的侵害,但其工作亦旨在使传统艺术(traditional arts)的许可(licensing)成为具有国际适销性的商品(internationally marketable good)。研究人员在本文中概述了民俗在20世纪进入国际关系议程的前提及其此后的命运。文章记录了为利用知识产权法规创建民俗全球许可制度(global licensing scheme)的部分努力。这在涉及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时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研究人员就此识别出两种立场:一方面,缺乏对民俗的保护构成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gap);另一方面,民俗并不适合知识产权(bad fi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研究人员对 UNESCO 与 WIPO 六十余年民俗知识产权议程进行了历史—政策分析。研究背景是:民俗自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 UNESCO 和 WIPO 议程,公开目标是保护民俗免遭滥用,同时试图把传统艺术许可变为国际可交易商品,以“平衡账目”。问题在于,全球知识产权体系自19世纪形成时即以个人、资产阶级、现代艺术家为价值中心,与传统、共同体、殖民地和农村的创作相对立,因此反复尝试把民俗纳入知识产权均未形成有意义的全球法律结果。既有解释要么认为民俗保护是应填补的空白(gap),要么认为民俗根本不适合知识产权(bad fit)。研究人员通过追踪会议史与文本,论证民俗被排除不是体系漏洞,而是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源于殖民时代对两类创造性的区分;要承认传统文化表达(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 TCEs)的价值,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体系的基础原则。其意义在于揭示知识产权规则与殖民、新殖民不平等之间的深层联系。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未开展实验、试剂操作、培养或质粒构建,而采用历史—政策分析与国际组织文本追踪。资料来源包括 UNESCO、WIPO 及其前身 BIRPI 的会议记录、公约、示范法、示范条款、条约草案、报告和 WIPO 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IGC)文件;并观察2011—2013年六次 WIPO IGC 会议,访谈 Antony Taubman(2011)及一名 IGC 代表(2013)。无样本队列来源。

研究结果按原文小标题概括如下。

引言(Introduction):通过梳理六十年争论,研究人员指出,拟议修改未成为全球标准,少数进入国家立法者也少实施。研究提出两个问题:民俗为何进入知识产权讨论,以及为何连续尝试定义民俗为知识产权均失败。结论是,失败源于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围绕一种价值概念而建构,该概念范畴性地排除共同体与传统创造性;民俗不是外部空白,而是体系通过区分个人资产阶级艺术与帝国省、殖民地传统白话艺术而构造出来的排除物。

用口述传统交换教科书(Trading oral traditions for textbooks):通过追溯19世纪民俗与现代艺术的对立、20世纪作曲家与收藏者对传统音乐的利用、版权案件和美国民俗复兴争论,研究人员说明民俗与版权关系紧张。1960年代 UNESCO 与 BIRPI 同新独立非洲国家讨论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时,非洲专家提出以许可非洲口述传统来抵消教科书翻译成本。1967年斯德哥尔摩修订《伯尔尼公约》未直接纳入“民俗”,而以第15条第4款“未知作者”作为妥协;Gustave Mulenda 批评非洲艺术珍宝被掠夺、录音后被独占利用。全球北方不实施互惠承认,故未产生全球承认的民俗排他权。

许可财产还是保护遗产(Licensing property or safeguarding heritage):通过分析1970年《文化财产公约》、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1973年玻利维亚来信与 Julia Elena Fortún 备忘录、1976年《突尼斯示范法》以及 Alain Gobin 和 Fran?ois N’Sougan Agblemagnon 报告,研究人员指出,玻利维亚主张按领土原则把民俗视为国家财产并建立登记;Gobin 区分“保护”的两种含义:确保文化表达完整与存续,以及许可并分享商业利用收益。1970年代会议显示,付费公有领域(domaine public payant,即对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仍按版权许可收费并将收益纳入基金)不受多数专家欢迎,焦点转向“保护”与推广,自成一类/特殊(sui generis,拉丁语,指需专门规则的一类)方案渐成选择。1979年《示范条款》提出由“主管当局”代表原住民群体管理权利,可为国家博物馆或艺术家协会,并建立国家清单。

失败的民俗条约(The Failed Folklore Treaty):通过梳理1980年、1982年、1983—1985年专家会议及《示范条款》《民俗表达保护条约草案》,研究人员说明,草案试图对“传统语境之外”的营利性民俗使用施加许可,并在序言中首次提出“空白假说”。Alan Jabbour 担心来源群体(source-group)缺乏发言权;Lauri Honko 主张民俗档案馆作为中介,并提出“积极”保护与“消极/限制性”保护之分。1985年专家会议偏向保护与存档,UNESCO 放弃把民俗定义为特殊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想法,UNESCO 与 WIPO 合作破裂。1989年《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建议书》边缘化知识产权,注重收藏者与档案馆;后因实施不佳,转向1993年“活人珍宝”和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明确把知识产权排除在外。研究人员据此总结“空白假说”与“不适合假说”,并指出体系以阶级和殖民关系为基础,民俗是艺术的构成性外部,成为可被提取的原材料。

TRIPs与民俗的重新出现(TRIP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folklore):通过考察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部长级会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第27.3(b)条、生物勘探与生物剽窃(biopiracy)批评,以及 WIPO 转向,研究人员说明民俗知识产权问题在全球贸易危机中重返议程。Kamil Idris 1997年任 WIPO 总干事,2000年提议设立 IGC;2001年 WIPO IGC 首次在日内瓦开会。全球北方最初反对规范工作,后逐渐变化。2024年通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条约》,规定专利申请披露要求,并承认原住民作为传统知识持有者。2005年 Claude Lévi-Strauss 在 UNESCO 演讲中把文化多样性类比生物多样性;Daniel J. Gervais 2001年指出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是两大挑战,现有体系歧视传统创造者而保护衍生受益者。研究人员认为,这暴露了知识产权价值链偏向西方主流创作者、压制农村与殖民/后殖民主体的结构。

讨论部分与结论翻译:讨论强调,民俗并不只是规制空白或“不适合”,而是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构成性排除;该体系通过区别现代个人艺术家与共同体传统创作者,再生产殖民时代的不平等。若承认民俗的知识产权价值,可能动摇体系本身。结论部分可浓缩翻译如下:尽管参与1980年代民俗保护会议的若干民俗学家相信全球许可制度终将实现,但民俗商业使用的全球许可制度此后并未成为现实。经过六十年辩论,利用传统文化平衡全球知识产权体系账目的尝试迄今大多徒劳,仅近期披露要求协议除外。一些评论者认为,缺乏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个空白,可通过扩展现有措施弥合;另一些认为传统艺术对现有知识产权体系构成挑战。研究人员论证,民俗被排除是知识产权体系的特征而非缺陷;若不损害驱动该体系的机制,可能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因为该机制基于体系内部对艺术创造性和文化财产的构想。传统文化挑战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原创性概念和个体权利配置。1967年共同体创作问题如此难以接受,以致修订后的《伯尔尼公约》第15条第4款发明“未知作者”作为共同体的替身。维持现状者常坚持现有版权工具足够,无需修订或自成一类法;承认传统文化知识产权者常主张主权国家通过“主管当局”代表创作者。此种国家主义思维根源于国际法的国家基础性质,使小于整体国家公共的共同体难以成为排他性权利持有人。最初1960年代法律专家设想给新独立非洲国家可交易的传统口述文化知识产权,以平衡前殖民地与前殖民国家;后来该目标被边缘化,西方专家偏好确保民俗保存与存续,知识产权被视为次要。UNESCO 转向记录、保存和确保未来存续,但来自全球南方的专家批评知识产权方面缺乏成果。为传统文化创建全球承认排他权的反复尝试均未成功:“未知作者”、示范法、示范条款、拟议国际公约皆未实现目标。迄今,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仍是 UNESCO 文书如 ICH 公约的盲点。WIPO IGC 当前把传统文化表达定义为知识产权的尝试是否产生具体结果,仍有待观察。“传统”与“现代”直接相关;知识产权是现代性(与欧洲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在人类千年创造性与现代原创实验艺术家之间制造裂痕的产物。现代艺术家被想象为根本不同于既有表达文化,知识产权据此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个体与农村、殖民地传统生活方式人口之间区分艺术家与工匠。“民俗”概念在19世纪被发明来描述第二种创造性,被视为非原创、前现代、共同体性。两类创造性不可通约,彼此对立定义。因此,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不是空白,而是同时催生民俗概念和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裂痕。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按设计运作;讨论民俗知识产权暴露殖民和新殖民失衡结构,把某些国家和共同体置于传统承载者角色,并否认其获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手段。系统围绕差异构建,全球北方多数国家不愿重大改变。改变游戏规则,为传统文化创造特定经济价值,可能通过抹除差异而扰乱系统本身。用自成一类方案隔离变化可能不足以保证其完整性;全球知识产权规则相互关联,专利变化会影响版权。其他建议如更高原创性要求、考虑现有技术、强制许可等尚未被认真考虑,因为它们暗示对知识产权体系基础原则的根本修订。若系统任何部分容纳传统文化,就需重新评价其他部分;一旦民俗具有知识产权价值,系统部分可能变得不稳定。UNESCO 和 WIPO 与民俗的历史漫长复杂,仍需综合分析解释为何传统文化知识产权方面至今困扰专家。传统文化在知识产权中的争议地位揭示出植根殖民时代的价值归属体系。试图通过赋予传统文化价值来平衡该体系迄今徒劳,但问题拒绝消失;谈判持续本身即需解释。研究人员聚焦核心问题:全球北方艺术家和生产者文化与本地社区、原住民文化应被平衡评价。关键问题是,全球知识产权体系能否容纳后者而不重新考虑某些基础原则。账目尚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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