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中期孕妇糖化CD59(gCD59)对胎儿过度生长的预测价值研究

《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The predictive value of glycated CD59 for fetal overgrowth in second-trimester pregnant wome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1日 来源: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 5.7

编辑推荐:

  中文摘要翻译: 目的: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探讨妊娠中期糖化CD59(gCD59)对不良妊娠结局(特别是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LGA))的预测价值,研究对象为接受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孕妇,并校正妊娠期糖尿病(GDM)状态。 方法:共纳入2022年1

  
中文摘要翻译: 目的: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探讨妊娠中期糖化CD59(gCD59)对不良妊娠结局(特别是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LGA))的预测价值,研究对象为接受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孕妇,并校正妊娠期糖尿病(GDM)状态。 方法:共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产检的672例孕妇,通过臻鼎妇幼保健系统收集基线数据。在妊娠24–28周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根据结果将参与者分为GDM组和正常糖耐量(NGT)组进行描述性比较;所有预测分析均将GDM状态作为协变量纳入多变量模型。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gCD59水平。随访孕妇至分娩后,收集分娩相关信息和妊娠结局数据。比较两组妊娠结局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gCD59水平对不良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 结果: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LGA)是最常见的两种不良妊娠结局。与NGT组相比,GDM组巨大儿和LGA的发生率显著升高(P < 0.05)。与NGT组相比,GDM组gCD59水平显著升高(1.49(0.90, 2.33)vs. 0.87(0.39, 1.62),P < 0.001)。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gCD59是巨大儿和LGA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巨大儿和LGA的发生率随gCD59水平升高而增加。在预测模型中,将gCD59加入传统危险因素后,巨大儿的AUC从0.770(95% CI:0.679–0.833)提高至0.864(95% CI:0.823–0.904)(DeLong P = 0.046);LGA的AUC从0.723(95% CI:0.663–0.782)提高至0.790(95% CI:0.737–0.843)(DeLong P = 0.103)。 结论:巨大儿和LGA是本研究队列中最常见的不良妊娠结局。gCD59被确定为巨大儿和LGA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预测模型中,gCD59对巨大儿表现出统计学显著的增量价值(AUC:0.770 vs. 0.864,DeLong P = 0.046),而对LGA的改善虽呈现有利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AUC:0.723 vs. 0.790,DeLong P = 0.103)。这些发现提示gCD59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性生物标志物,尤其适用于巨大儿风险分层,具有识别胎儿过度生长高风险妊娠的潜在应用价值。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对母婴双方均带来短期和长期的不良结局。不良妊娠结局受母体、胎盘和胎儿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识别危险因素并对高危孕妇进行早期分层对保护母婴健康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近年来,GDM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发现了用于该病精准诊断和治疗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糖化CD59(gCD59)在诊断GDM方面表现出令人鼓舞的性能。CD59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细胞膜上的膜攻击复合物(MAC)抑制剂,可保护宿主细胞免受补体介导的损伤。gCD59经磷脂酶从细胞膜脱落,以可溶性形式稳定存在于血液和尿液中,与血糖水平显著相关。已有证据表明gCD59水平与妊娠期高血糖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前期研究已证实gCD59是GDM的潜在诊断标志物。然而,文献回顾显示,gCD59在预测不良妊娠结局方面的潜力,尤其是在中国GDM人群中,仅有零星分析。本研究旨在评估gCD59在常规OGTT筛查的中国孕妇队列中预测不良妊娠结局(特别是巨大儿和LGA)的能力,并校正GDM状态。通过纳入GDM和正常糖耐量孕妇,研究人员试图评估gCD59在传统危险因素之外的增量预测价值。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产科门诊首次就诊的孕妇。研究人群为20至40岁、孕周24至28周、经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认单胎宫内妊娠的孕妇。排除有2型糖尿病(T2DM)病史、严重器质性或原发性疾病以及认知/情感/运动/交流障碍者。共707例孕妇前瞻性纳入,排除退出5例、年龄不符3例、流产2例、新诊断显性妊娠期糖尿病1例、无OGTT结果24例后,最终672例纳入分析,分为GDM组(n=113,16.8%)和NGT组(n=559,83.2%)。
GDM通过24–28周OGTT诊断,采用WHO高血糖妊娠诊断与管理指南标准:空腹血糖(FPG)≥5.1 mmol/L、1小时血糖≥10.0 mmol/L、2小时血糖≥8.5 mmol/L中任一即可确诊。基线数据通过臻鼎妇幼保健系统电子病历采集,包括年龄、孕产次、身高、体重和体质指数(BMI)等。临床指标检测包括血红蛋白(Hb)、铁蛋白(FER)、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尿素氮(BUN)、肌酐(Cr)、尿酸(UA)、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等。gCD59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样本于首次就诊和妊娠24–28周空腹8–14小时后采集,EDTA管保存,3000×g离心10分钟,血浆分装后-80°C储存。所有孕妇随访至分娩出院,记录分娩孕周、分娩方式、5分钟Apgar评分、新生儿性别等。不良妊娠结局分为母体和新生儿两类:母体结局包括羊水过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胎盘早剥、未足月胎膜早破(PROM)、子痫前期和产后出血(PPH);新生儿结局包括肩难产、早产、新生儿黄疸、新生儿低血糖、新生儿感染、巨大儿、大于胎龄儿(LGA)和小于胎龄儿(SGA)。巨大儿定义为出生体重超过4000 g;LGA指出生体重超过同孕龄第90百分位;SGA指低于第10百分位。基于流行病学证据,巨大儿和LGA被预设为主要终点,其余为探索性次要终点。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6.0。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偏态分布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危险因素通过单因素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多重共线性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VIF < 5为可接受)。所有回归模型均在全部队列(N=672)上进行,GDM状态作为协变量纳入多变量模型。巨大儿事件数为60例,LGA为111例,事件每变量比(EPV)分别约为6.7和>12。预测价值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计算95%置信区间(CI)和曲线下面积(AUC)。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次要结局采用Bonferroni校正控制多重检验。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孕妇临床特征比较
GDM组与NGT组比较显示,GDM组gCD59中位水平显著高于NGT组(1.49 SPU vs. 0.87 SPU,P < 0.001)。GDM组的FPG、1小时血糖、2小时血糖、血压、孕前体重和BMI均显著高于NGT组(均P < 0.001)。GDM组TG水平也显著高于NGT组(P < 0.05)。所有协变量的VIF值在1.109至2.045之间,均低于5,表明自变量间无显著多重共线性。
3.2 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母体不良结局发生率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 > 0.05)。但GDM组新生儿的巨大儿发生率(27.4% vs. 5.2%)和LGA发生率(41.6% vs. 11.4%)均显著高于NGT组(均P < 0.001)。经Bonferroni校正后,次要母体和新生儿结局均无显著组间差异。
3.3 巨大儿和LGA的危险因素分析
以巨大儿为因变量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odel 1a校正体重、BMI、SBP和DBP)显示gCD59是巨大儿的危险因素(OR = 3.492)。进一步校正FBG、TG、TSH、铁蛋白和GDM状态后(Model 2a),gCD59仍为独立危险因素,gCD59每增加1 SPU,巨大儿风险增加3.15倍。以LGA为因变量的分析中,Model 1b显示gCD59(OR = 2.406)和体重(OR = 1.078)是独立危险因素;Model 2b进一步校正后,gCD59(P < 0.001)和TSH(P < 0.05)为独立预测因子,gCD59每增加1 SPU,LGA风险增加约2.33倍,TSH每增加1 μIU/mL,LGA风险降低约30.9%。
3.4 gCD59对巨大儿和LGA的增量预测价值
构建两个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Model A(传统危险因素:BMI、孕期增重、FBG和GDM状态)和Model B(Model A + gCD59)。对于巨大儿,Model A的AUC为0.770(95% CI:0.679–0.833),Model B的AUC为0.864(95% CI:0.823–0.904),DeLong检验P = 0.046,表明加入gCD59显著改善了预测性能。对于LGA,Model A的AUC为0.723(95% CI:0.663–0.782),Model B的AUC为0.790(95% CI:0.737–0.843),DeLong检验P = 0.103,呈现有利趋势但未达统计学显著性。补充分析中,单独使用gCD59预测巨大儿和LGA的AUC分别为0.775和0.705。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队列中GDM患病率为16.8%,与中国GDM流行病学数据一致。GDM显著增加了巨大儿和LGA的发生率。Logistic回归证实,在校正基线代谢指标和实验室指标后,gCD59是巨大儿和LGA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呈分级关联。gCD59预测巨大儿的增量价值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对LGA的改善虽未达显著性但呈现一致趋势。这种差异具有生物学合理性:巨大儿定义为绝对出生体重超过4000 g,代表比LGA更极端的代谢表型,而gCD59作为累积血糖暴露的标志物,更严重的胎儿过度生长可能由更大的母体高血糖驱动。LGA的非显著结果可能受基于百分位定义在不同孕周层的异质性以及样本量相对有限的影响。与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gCD59单独预测巨大儿和LGA的AUC值高于Bogdanet等报道的0.63和0.66,可能归因于更好的妊娠中期血糖状态。临床实用性方面,gCD59可从单次空腹血样中测量,无需口服葡萄糖负荷和多次采血,患者便利性更高,且理论上适用于孕早期风险分层。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可能引入偏倚;gCD59对LGA的预测改善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不良妊娠结局由母体、胎盘和胎儿因素共同决定,单独使用gCD59可能可靠性不足,联合多维生物标志物有望更准确预测。
研究结论:巨大儿和LGA是中国GDM孕妇中最主要的不良妊娠结局。gCD59是巨大儿和LGA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作为预测这两种结局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尤其适用于巨大儿风险分层,具有识别胎儿过度生长高风险妊娠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未来需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妊娠阶段进一步探索gCD59预测不良妊娠结局的潜力。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 搜索
  • 国际
  • 国内
  • 人物
  • 产业
  • 热点
  • 科普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