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配对血液、瘤旁与肿瘤组织中系统性免疫激活与区室特异性调节性免疫富集共存

《Frontiers in Immunology》:Systemic immune activation coexists with compartment-specific regulatory enrichment in matched blood, peritumor, and tumor tissue from advanced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1日 来源:Frontiers in Immunology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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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是最常见的口腔癌形式,以预后差和频繁免疫逃逸为特征。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在调节治疗反应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其与系统性免疫特征的

  
背景: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是最常见的口腔癌形式,以预后差和频繁免疫逃逸为特征。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在调节治疗反应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其与系统性免疫特征的关系仍知之甚少。方法:研究人员对来自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阴性、未经治疗的晚期OSCC患者的配对外周血、邻近非肿瘤性瘤旁黏膜和肿瘤组织进行了高维免疫分析。可溶性介质通过多重免疫测定(multiplex immunoassay)定量,免疫细胞表型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ultiparametric flow cytometry)评估。区室特异性模式通过配对和非配对比较、降维、序数趋势分析、无监督聚类和相关性网络评估。结果:与健康供者相比,OSCC患者中17种血浆介质显著升高。配对细胞分析识别了血液、瘤旁和肿瘤之间的区室特异性差异,所选择的PD-1+CD95+、CD25+FoxP3+和PD-L1+群体沿血液-瘤旁-肿瘤轴显示显著渐进趋势。CD4+黏膜相关恒定T(mucosal-associated invariant T,MAIT)样细胞(TCR Vα7.2+CD161+)在瘤旁组织中相对富集,但瘤旁区室并非在所有群体中一致地处于中间状态。相关性网络显示重叠有限,瘤旁与肿瘤网络之间的重叠大于任一组织区室与血液之间的重叠。血浆谱分析显示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升高,与系统性免疫激活一致。外周血表现出活化表型,活化T细胞和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频率增加,并伴CD4-CD8- TCR Vα7.2+CD161+细胞。相比之下,TME富集CD95+PD-1+ CD4+和CD8+ T细胞、NK细胞及PD-L1+单核细胞和CD4+ MAIT样细胞。瘤旁区室显示以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积聚和其他免疫抑制介质为标志的独特免疫谱,而非血液与肿瘤之间一致的中间状态。相关性网络揭示各腔室免疫协调的显著变化。结论:晚期OSCC与独特的系统性和组织免疫谱相关。这些探索性发现识别了区室特异性免疫特征和所选单调趋势,值得未来空间、功能和临床验证。
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24年唇和口腔癌估计有452,205例新发和194,108例死亡,预计2050年达约664,845例和309,110例死亡。烟草、酒精、槟榔和HPV感染等风险因素可促进口腔潜在恶性疾患进展为OSCC。OSCC占口腔癌90%以上,常在晚期诊断,需系统治疗改善局部控制和疾病特异性生存,但晚期诊断及现有治疗疗效有限导致预后差。TME包含基质细胞、免疫细胞亚群和信号分子,可诱导免疫抑制,阻碍抗肿瘤免疫并促进肿瘤侵袭性。PD-1/PD-L1抑制剂改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状细胞癌管理,但仅部分患者获益。既有研究描述OSCC系统性可溶性改变和TME复杂性,但同一患者血液、瘤旁和肿瘤的配对多区室整合分析仍不足。因此,研究人员针对未经治疗晚期OSCC开展探索性研究,整合可溶性介质和细胞表型,以定义区室特异性免疫模式并生成假设。研究结论为:晚期OSCC存在独特系统性和组织免疫谱,外周血免疫激活与肿瘤部位耗竭相关程序共存,瘤旁区室呈部分重叠的独特免疫谱;这些发现为未来空间、功能和临床验证提供假设。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非干预性研究,样本队列来自巴西S?o Paulo的A.C.Camargo Cancer Center头颈外科和耳鼻喉科,纳入III/IV期、未经治疗、HPV阴性(p16免疫组化判定)、原发口腔的OSCC患者,并以健康个体为对照。研究人员采集治疗前外周血及配对瘤旁和肿瘤组织;采用多重免疫测定检测血浆48种可溶性免疫介质,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评估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及组织免疫细胞表型;分析包括配对Friedman/Dunn检验、非配对Kruskal-Wallis检验、Page L趋势检验、UMAP/PhenoGraph、PCA/层次聚类及Spearman相关网络。

研究结果:
队列特征。通过描述性统计,研究队列包括25例患者(17男,8女),诊断中位年龄60岁(范围41–87岁)。最常见肿瘤部位为舌(44.00%),其次为颊黏膜(24.00%)、硬腭(16.00%)和牙槽嵴(16.00%)。72.00%为病理IV期,28.00%为III期;pN0为40.00%,pN1为24.00%,pN2为20.00%,pN3为16.00%;pT2为16.00%,pT3为44.00%,pT4为40.00%。当前吸烟者为16.00%,规律饮酒者为20.00%。健康对照为7例。

OSCC患者相比健康个体表现出加剧的系统性可溶性免疫谱。通过多重免疫测定检测48种循环免疫介质,与健康供者比较,OSCC患者中17种因子显著升高,包括早期炎症相关因子(IFN-α、IL-1α、IL-8、CCL3)、免疫调节因子(IL-1RA、IL-10)、淋巴细胞活化和招募因子(TNF-α、CXCL9、CXCL10、CCL27、IL-2、IL-17A)以及生长因子(β-NGF、FGF2、G-CSF、HGF、PDGFB)。无监督层次聚类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可将OSCC与健康个体大体区分;相关网络显示OSCC中17种因子高度互连,健康个体交互较少且网络不连通。结论是OSCC存在稳健且独特的系统性免疫签名,以促炎和调节网络混合、淋巴细胞增殖、组织重塑和辅助性T细胞1(T helper 1,TH1)相关反应为特征。

OSCC患者免疫细胞频率的区室特异性差异。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UMAP和PhenoGraph显示免疫细胞群按组织来源分离。配对Friedman/Dunn检验和Page L趋势分析显示:血液中较高频率包括Granzyme B+CD161+ NK细胞、活化HLA-DR+ B细胞、单阳性CD95或PD-1细胞、CD4-CD8- CD3+ MAIT样(TCR Vα7.2+CD161+)细胞和CD161+细胞;瘤旁以CD4+ MAIT样细胞、CD161+细胞、效应记忆细胞、活化细胞、Treg和PD-L1+细胞为特征;肿瘤富集CD25+FoxP3+ T细胞、CD95+PD-1+淋巴细胞和PD-L1+髓系细胞。PD-1+CD95+、CD25+FoxP3+和PD-L1+细胞沿血液-瘤旁-肿瘤轴渐进富集。非配对全队列分析大体保持相同方向。结论是存在区室特异性免疫重塑,瘤旁并非统一中间状态。

无监督聚类分析突出OSCC区室的不同免疫景观。为避免数据插补,研究人员选取两个流式panel在所有区室均完整评估的14例样本,进行PCA和层次聚类。热图未按肿瘤部位、临床分期或淋巴结转移聚集,而按区室区分;血液形成连贯独特簇,肿瘤和瘤旁部分重叠。PCA显示血液沿维度1(35.7%方差)聚集,肿瘤和瘤旁沿维度2(15.4%方差)更接近;NK细胞、CD4+ T细胞和经典单核细胞等活化标志细胞与血液簇相关,而CD95+PD-1+ T/NK细胞、CD25+FoxP3+ T细胞和CD4+ MAIT样细胞在肿瘤和瘤旁富集。结论是OSCC区室存在不同免疫景观,血液独特,组织区室共享部分特征。

相关分析揭示组织区室间免疫谱变化。研究人员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整合差异丰富的细胞群与可溶性介质,并按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校正。三个网络重叠低:肿瘤和瘤旁共享约21%交互,血液与瘤旁约5%,血液与肿瘤约11%。由于可溶性因子均测自血浆,差异反映相同系统介质与不同区室细胞频率的相关性。IL-17A与血液和瘤旁细胞频率相关,与肿瘤细胞频率无显著相关;PDGFB和β-NGF仅在瘤旁和肿瘤网络出现交互。TH17相关因子在血液和瘤旁主导,而肿瘤中组织重塑和炎症相关因子占可溶因子相关约一半。TCR Vα7.2细胞在所有区室交互比例高,尤其瘤旁和肿瘤。跨区室相关显示:血液和瘤旁活化细胞彼此相关;瘤旁髓系和活化细胞与肿瘤PD-1轴细胞频率相关;血液PD-1轴细胞频率与瘤旁记忆细胞和TCR Vα7.2+细胞负相关。结论是免疫协调在区室间显著变化,两个组织区室网络更相似。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OSCC的TME由恶性、基质、免疫细胞和可溶介质互作塑造,并可产生系统性影响。PD-1/PD-L1抑制剂改变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状细胞癌管理,但受益限于部分患者。该研究识别晚期未经治疗OSCC的系统性、瘤旁和肿瘤免疫模式,支持区室特异差异及所选单调趋势。系统层面呈混合免疫签名,包括生长因子、促炎和免疫调节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与既往报道一致。配对分析显示并非均匀中间表型。外周血活化与肿瘤部位耗竭相关程序共存,瘤旁区室呈独特且部分重叠免疫谱。MAIT样群体需功能验证。相关网络应视为探索性关联图;IL-17A在血液和瘤旁相关最多,肿瘤中组织重塑和炎症更突出,PDGFB和β-NGF仅在组织网络相关。网络重叠不支持简单线性过渡模型,肿瘤和瘤旁共享约21%交互,高于其与血液的共享。限制包括横断面设计、样本量中等、缺乏健康非肿瘤口腔黏膜对照、对照数量有限、PBMC分离与组织解离的预分析差异、瘤旁采样距离和方向未记录、肿瘤采样深度不系统,以及血液与实体组织不能按重量比较细胞数。因此,当前设计不能建立空间过渡区或肿瘤诱导免疫重编程,发现为探索性假设信号。

研究结论翻译:在晚期OSCC中,术前血浆和配对细胞谱分析识别了独特的系统性和组织相关免疫模式。与健康供者相比,17种血浆介质升高,而配对细胞分析识别了区室特异性分布以及所选PD-1+CD95+、CD25+FoxP3+和PD-L1+群体的显著序数趋势。瘤旁和肿瘤网络彼此共享的相互作用多于与血液共享的相互作用,但当前设计不能建立空间过渡区或肿瘤诱导的免疫重编程。这些发现是探索性的,并为未来空间、功能、纵向和临床验证研究提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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