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bolism Open》:Cardiometabolic medicine in China: Burde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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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代谢医学(cardiometabolic medicine, CMM)的发展反映了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管理从以器官为基础向更高程度跨系统整合的转变。CMM整合心血管、内分泌、肾脏和公共卫生领域,以应对代谢功
心血管代谢医学(cardiometabolic medicine, CMM)的发展反映了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管理从以器官为基础向更高程度跨系统整合的转变。CMM整合心血管、内分泌、肾脏和公共卫生领域,以应对代谢功能障碍与CVD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在这篇综述中,研究人员追溯了从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到心血管代谢疾病(cardiometabolic disease, CMD)的概念演变,综合了心血管、代谢和肾脏疾病生物学整合、个体心血管代谢治疗及新兴整合照护模式的证据,并讨论中国的流行病学转变和实施障碍,包括服务碎片化、专科孤岛和患者参与有限。战略优先事项包括协调的CMM框架、多学科照护、标准化培训、初级-三级照护联动和数字化实施,并配套可测量的实施与结局指标。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经历类似转变的亚洲地区提供相关借鉴,提示CMM或不应仅被视为一种新的组织构念,而应被视为慢性病管理向整合、以患者为中心和全生命周期心血管健康的潜在重新定位。
中国心血管代谢医学(CMM)的负担、挑战与战略优先事项:叙述性综述解读
研究背景与目的:CMM(cardiometabolic medicine,心血管代谢医学)的发展反映了CVD(cardiovascular disease,心血管疾病)管理从器官专科化向系统级整合的转变。过去一个世纪,内科学细分促进了疾病特异性诊疗进展,但也使复杂慢性病和多病共存的理解趋于碎片化。传统以专科为中心的模式难以处理多种慢性病背后的多系统交互,尤其是CVD与代谢紊乱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研究人员提出CMM作为整合性临床框架,将心脏视为受全身代谢稳态动态调控的中心靶器官,强调CVD与代谢紊乱之间的病理生理联系,并支持从专科诊疗到跨学科协作,再到系统级整合的连续照护。在中国,CMM不应仅被视为新的亚专科,而应被视为对心血管代谢疾病负担增长、复杂性和管理碎片化的系统级回应。该综述旨在检查支持CMM的生物学与治疗证据,评估整合或多学科心血管代谢照护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模式的证据及剩余缺口,探讨中国流行病学负担和医疗体系特征如何塑造CMM实施,并区分当前证据支持的实施优先事项与需要前瞻性评估的提议。
关键技术方法:该文为叙述性综述,而非系统综述。研究人员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和万方数据,检索时间自建库至2026年9月30日,并补充纳入所选文献的参考文献。检索词将CMM、MetS、CMD、心血管-肾脏-代谢(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CKM)健康及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与整合照护、多学科照护、实施、中国/中国人等词组合。未设正式语言限制。优先选择指南、科学声明、专家共识、随机试验、meta分析、全国代表性流行病学研究、注册研究及整合照护模型研究;中国政策文件和专业学会倡议通过政府及专业组织官方网站定向检索。排除明显无关、重复或信息不足的报告。综合时区分生物学整合证据、个体治疗疗效证据、整合照护提供模式有效性证据和卫生系统实施证据;CMM特异性照护模式直接证据有限时,建议被表述为证据启示性提议而非既定标准。
研究结果:
引言:CMM反映CVD管理从器官专科化向系统级整合的广泛转变。研究人员指出,传统专科中心模式无法应对多系统交互,尤其是CVD与代谢紊乱的联系;CMM提供以心脏为中心、多系统的疾病管理框架。其意义在于将CMM在中国定位为对疾病负担、复杂性和碎片化的系统级回应。
文献选择:通过上述数据库和补充检索,研究人员纳入指南、声明、共识、随机试验、meta分析、流行病学研究、注册研究和整合照护研究,并区分不同证据层级。结论是,在缺乏CMM特异性直接证据时,相关建议应被视为需前瞻性评估的实施提议。
从代谢综合征到心血管代谢疾病:该部分通过历史与概念梳理,包括Framingham心脏研究提供的代谢异常与心血管风险升高的系统流行病学证据,1960年代对肥胖、血脂异常和高血糖聚集的描述,Reaven于1988年提出“syndrome X”并将胰岛素抵抗视为统一机制,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提出MetS诊断框架,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第三次报告和国际糖尿病联盟定义推动MetS标准协调,以及21世纪对腹部肥胖、功能失调脂肪组织、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和心血管风险的机制性认识,说明CMD概念逐渐形成。CKM健康框架进一步将肾脏功能障碍纳入代谢异常与CVD连续体,2026 CKM指南通过CKM分期、基于PREVENT的风险评估、代谢和肾脏危险因素系统评估及跨学科照护协调加以操作化。结论是,从MetS到CMD体现了从描述性危险因素聚集向整合性病理生理理解,再向系统化CMM的转变;CKM框架并非替代CMM,而是强化将整合疾病概念转化为临床实践的需要。
心血管代谢医学的证据基础与证据缺口:该部分总体指出,CMM证据层级不对称:生物学整合和个体心血管代谢治疗疗效证据较强,而CMM作为独立整合照护提供模式的证据较新,主要依赖观察性研究、异质性门诊模式和替代或中间结局。
心血管、代谢和肾脏疾病的生物学整合:基于共享和双向病理生理通路的汇聚证据,功能失调性肥胖、胰岛素抵抗、慢性低度炎症、内皮功能障碍和肾脏疾病相互作用,促进心血管损伤和疾病进展;CKM框架将代谢危险因素、慢性肾脏病和亚临床或临床CVD整合入分期疾病模型。结论是,这为将心血管代谢疾病视为整合框架而非孤立共病提供了生物学基础,但生物学整合本身不能证明特定CMM照护模式改善临床结局。
个体药物干预的证据:通过大规模随机试验meta分析,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可广泛成比例减少主要血管事件,确立降脂治疗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防治基石。近年来,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 SGLT-2)抑制剂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GLP-1 RAs)的心血管结局试验显示,靶向代谢通路可在降糖之外带来心血管和肾脏获益;SGLT-2抑制剂减少心力衰竭住院和肾脏病进展;GLP-1 RAs减少2型糖尿病和高心血管风险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semaglutide在SELECT试验中减少超重或肥胖且已患CVD但无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结论是,这些试验确立了重要治疗组分的疗效,但评估的是临床试验中的个体药物干预,并未检验多学科CMM照护是否优于传统专科照护。
整合心血管代谢照护实施的证据:2024年范围综述识别18篇评估心血管代谢照护组织倡议的文献,发现心血管代谢和多学科服务与体重、腰围、血压、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 HbA
1c)和胆固醇等中间结局改善,以及推荐照护流程和指南导向治疗依从性提高相关,但干预在人群、人员配置、组织结构和结局定义上差异大,限制比较和推广。Saint Luke's心血管代谢卓越中心的倾向匹配评估比较129例2型糖尿病合并CVD患者与387例常规照护患者,发现心血管代谢门诊更常实现指南导向药物治疗,包括更多使用SGLT-2抑制剂和/或GLP-1受体激动剂。CINEMA团队项目也报告循证治疗使用增加及HbA
1c、LDL-C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改善。随后400例2型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GLP-1受体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使用增加,LDL-C治疗目标达标率更高。九个心血管代谢中心联盟站点2223例患者的前瞻性注册研究显示,在中位随访6.8个月内,体重、血压、LDL-C、HbA
1c、胰岛素需求量和指南导向治疗使用改善。2024年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纳入54项随机试验、12976例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或组合患者,发现不良事件、生活质量、自我管理和血压控制等若干结局改善,但部分结局证据仍不确定。Beacon整合初级-二级糖尿病照护模型随机试验显示,由具有高级糖尿病专长的全科医生主导、内分泌科医生和糖尿病教育者支持的社区照护,在HbA
1c控制方面不劣于医院专科照护,且患者满意度更高;血压、血脂和生活质量组间相似。后续成本分析估计每例治疗过程平均节省A$365,但经济结果对当地服务量和运营安排敏感。结论是,协调的慢性病照护在临床可行且在选择背景下经济有利,但这些研究并非专门设计为CMM项目,因此仅提供间接而非确定性证据。总体而言,CMM特异性研究多为观察性、随访较短,对心肌梗死、卒中、心血管死亡、肾衰竭等长期临床结局的影响尚未确立,正式经济评估和跨卫生系统可扩展性证据仍有限。
中国的心血管代谢负担与实施缺口: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导致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持续上升,同时疾病知晓、治疗启动和有效控制率长期偏低。iCaReMe China注册研究纳入2023—2024年60家医院9000例2型糖尿病患者,仅29.0%达到HbA
1c<7.0%,27.8%达到血压<130/80 mmHg,43.0%达到LDL-C<2.6 mmol/L,表明即使已进入医院照护,多重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控制仍不理想。全国数据显示,中国成人超重率从1992年16.4%升至2015—2019年34.3%,肥胖率从3.6%升至16.4%;腹型肥胖从1993年20.2%升至2015—2017年35.4%—46.9%;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也显著增加。糖尿病患病率从1980年0.67%升至2013年10.9%和2018年12.4%,2018年糖尿病前期达38.1%;血脂异常影响约三分之一至近半中老年人;高血压从1991年约15.3%—15.7%升至2012—2015年23.2%—25.6%,有效控制率持续较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2023中国分析显示,2023年中国约有1.358亿CVD现患病例、450万CVD死亡和8930万CVD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该负担具有三个特征:患病人数绝对量大、主要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快速增加、疾病患病与有效管理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结论是,中国指南虽日益纳入代谢因素并强调终身风险,但常规实践实施仍有限,反映照护碎片化、专科间整合不足和健康素养差异等结构挑战;中国提供大规模真实世界场景以检验CMM框架可行性和可扩展性。
中国的系统性障碍与新兴实施模式:中国证据显示碎片化既存在于照护层级之间,也存在于专科之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综述发现,基层与医院协调不足、临床与公共卫生服务分离、 workforce能力不均和健康信息系统碎片化是慢性病管理持续障碍。多中心中国注册研究显示,高血压和糖尿病共存患者存在专科特异性治疗缺口:在心内科接受高血压治疗者中32.9%合并糖尿病,在内分泌科接受糖尿病治疗者中58.9%合并高血压,但两专科治疗模式差异显著。代谢管理中心(Metabolic Management Center, MMC)项目由中国医师协会于2016年启动,作为糖尿病及相关代谢紊乱标准化一站式管理模式;早期比较研究显示MMC照护与HbA
1c和部分血脂指标改善、患者满意度更高及更有利的长期结局预测相关;随后一项1114例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倾向匹配研究显示,参与MMC与空腹血糖、舒张压、BMI和估计10年心血管风险改善优于常规初级照护相关。但MMC仍以糖尿病和代谢为中心,证据主要为观察性,应视为与CMM相关的重要中国实施平台,而非已验证的国家CMM模型。专业学会协调亦出现:2021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代谢性心血管疾病学组发布心血管病合并糖代谢异常患者综合心血管风险管理专家共识;2024年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与国家心血管代谢医学会联合发布糖尿病患者血脂管理共识;但标准化CMM课程、专科培训、能力框架或认证路径的发表证据仍少。患者层面障碍异质:中国健康素养从2008年6.48%升至2020年23.15%,但地理、城乡、年龄和教育差异持续;糖尿病自我管理研究提示自我效能、健康信念、社会支持、医患沟通和慢性病资源可及性影响长期照护参与。数字基础设施既是限制也是机会:ROADMAP整群随机试验纳入25个省份864个社区19601例2型糖尿病患者,mHealth赋能的分层照护干预在12个月时使HbA
1c控制提高7.0个百分点,并适度改善血糖、血压和LDL-C联合目标达标;SMARTDiabetes整群随机试验在80个社区显示,患者自我管理应用、家庭健康促进者和初级照护临床决策支持组合在24个月改善多重危险因素目标达标,但农村和城市获益不同。CKM-CARE倡议利用渭南超过55万成人的区域电子健康记录开展纵向CKM监测。结论是,数字赋能整合照护在中国可行,但仍为疾病特异性,不能证明数字基础设施单独可提供全面CMM。
以患者为中心的心血管代谢照护再定向:从临床角度,CMD管理日益转向以患者为中心。CVD预防概念从已确立疾病中的心肌缺血管理,演变至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再进一步至疾病早期调节代谢稳态,体现从晚期疾病干预向早期风险识别和长期健康维护前移。该范式要求临床医生超越被动、基于就诊的照护,在临床和社区中主动识别未满足的心血管代谢需求;临床医生不仅是疾病特异性治疗提供者,也是风险沟通、生活方式指导、共享决策和长期疾病管理的伙伴。同时,个体应被支持在维持心血管代谢健康中发挥主动作用,因为即便在药物和介入治疗日益有效的时代,生活方式改变仍是CMD预防和管理基础。在中国,这种再定向还需关注卫生系统和患者层面因素;有效自我管理不仅依赖患者知识,也依赖自我效能、医患沟通、社会支持和慢性病资源可及性。然而,许多临床医生在高强度、以医院为中心的服务系统中工作,社区参与、预防咨询和纵向风险管理的时间和制度支持有限。Tona提醒,临床实践应继续追问不仅“能做什么”,还应追问“应为患者做什么”。对CMM而言,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在已碎片化系统中增加另一个亚专科,而在于将心血管照护重新定向为整合、以患者为中心和跨学科预防与管理。
中国推进CMM的战略优先事项:研究人员提出分阶段CMM实施策略,连接学科发展、机构整合、指南标准化、专业培训、人群预防。这些优先事项应被理解为证据启示性实施提议,而非已验证国家CMM模型。首先,应建立国家CMM框架,界定范围、核心能力、临床路径和结局指标;CMM应定位为整合心血管医学、内分泌学、肾脏病学、肥胖医学、营养、康复和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平台,而非心脏病学或内分泌学的简单延伸或另一孤立专科。其次,通过专门心血管代谢门诊、多学科团队和共享照护路径促进机构整合,重点早期识别和整合管理主要ASCVD相关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慢性肾脏病和不健康生活方式。专业学会或专门工作组可作为学术发展、临床培训、指南制定、质量控制和实施研究的协调平台。第三,中国需要结构化CMM专业培训体系,包括标准化课程、专科培训、继续医学教育和基于能力的认证,培养能在心血管代谢照护连续体中管理风险的临床医生;培训不仅强调药物和介入治疗,也强调风险预测、生活方式干预、长期疾病管理、共享决策和社区预防。第四,指南制定和实施科学应成为CMM实践核心;需要国家指南或专家共识界定风险分层算法、治疗路径、随访模式和质量指标;数字健康平台和真实世界数据系统可支持人群风险筛查、患者随访、依从性监测和结局评价。操作上,CMM可通过连接初级照护和三级心血管代谢中心的分层模型实施:初级照护提供初始风险评估、常规危险因素控制、依从支持和纵向随访,并将复杂多病共存或危险因素控制不佳者转诊至三级多学科团队;三级中心提供整合专科评估和治疗,支持复杂决策,并作为转诊、培训和质量改进区域枢纽。专业学会可制定能力标准、照护路径和质量指标,公共卫生部门支持人群预防、监测、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平可及照护。实施评估应跨多个领域,而非仅看临床结局;建议指标包括接受整合心血管-代谢-肾脏风险评估的合格患者比例、LDL-C、血压和HbA
1c目标达标、指南导向治疗使用、转诊完成、治疗依从、纵向随访保留、心血管和肾脏事件、患者报告结局、医疗利用和成本,以及地理和社会经济群体在可及性和结局方面的差异;还应考虑可接受性、采纳、适当性、可行性、保真度、实施成本、覆盖、可持续性等实施结局。CMM实施应避免形成另一孤立专科孤岛;目标不是取代现有心脏病学、内分泌学、肾脏病学、康复或初级照护服务,而是通过共享路径、共同风险评估和纵向随访连接它们。在部分场景,组织良好的多学科团队模式可能无需立即建立正式亚专科即可实现CMM许多实践目标。因此,CMM实施应分阶段并适应当地医疗能力;资源有限和初级照护场景可优先简化风险评估、转诊路径、数字随访和针对性继续教育,三级中心可作为复杂心血管代谢照护、 workforce培训和质量改进区域枢纽。
对亚洲的启示:中国CMM实施可为其他经历相似流行病学和卫生系统转型的亚洲国家提供见解。亚洲快速城市化、人口老龄化、饮食变化、身体活动不足和肥胖增加加速了心血管代谢风险增长;许多亚洲人群在相对较低BMI水平即出现糖尿病、腹型肥胖和ASCVD风险,提示需要区域特异性风险评估和预防策略。中国经验凸显在庞大异质性卫生系统中将整合心血管代谢概念转化为真实世界实践的机遇和挑战;其在学术协调、多学科照护、初级照护联动、数字实施和全生命周期预防方面的新兴努力,可为其他亚洲场景提供实践参考。但CMM模型不应在不同国家统一应用,实施应适应当地疾病模式、卫生基础设施、报销系统、 workforce能力和关于预防与自我管理的文化期望。
讨论与结论部分翻译:CMM体现以患者为中心和前瞻性的CVD预防与控制模型,与中国公共卫生优先事项一致,尤其是慢性病预防和人群健康促进。其实现需要跨学科医疗资源整合和多利益相关者协调,包括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患者,以支持更协调高效的心血管代谢照护系统发展。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推进CMM可为中国更整合的慢性心血管代谢疾病管理提供测试框架,并产生与其他卫生系统相关的实施证据。CMM并非纯粹的局部框架,其演变可能有助于更广泛理解CMM如何在多样卫生系统中操作化。然而,CMM各组成部分证据强度不同:支持心血管代谢整合的生物学证据和个体干预的治疗证据较为充分,而CMM特异性照护模式改善长期心血管和肾脏结局、成本效果或健康公平的直接证据仍有限。因此,这些结局应被视为前瞻性评估优先事项,而非CMM实施的假定获益。CMM因此可被视为对慢性心血管代谢疾病日益复杂性的潜在系统级回应,而不仅是新的组织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