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严重程度而非单纯诊断驱动坦桑尼亚城市家庭生活质量负担差异:儿童、照护者与家庭的多维混合方法研究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Quality of life burden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within households: The role of severity and family dynamics in urban Tanzan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9日 来源: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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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严重程度,而非仅诊断本身,驱动家庭生活质量(QoL)差异。 • 生活质量(QoL)负担在儿童、照护者与家庭之间分布不均衡。 • 获得治疗、教育和家庭资源可改善家庭生活质量(QoL)。 • 来自坦桑尼亚的研究结果识别出低资源环境(lo

  
•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严重程度,而非仅诊断本身,驱动家庭生活质量(QoL)差异。
• 生活质量(QoL)负担在儿童、照护者与家庭之间分布不均衡。
• 获得治疗、教育和家庭资源可改善家庭生活质量(QoL)。
• 来自坦桑尼亚的研究结果识别出低资源环境(low-resource settings)中的优先干预措施。
Josue Mbonigaba 与 Suzana Sylivester Assenga 关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一种以社交沟通困难、限制重复行为、感官困难和部分智力损害为特征的终身神经发育障碍)对家庭生活质量(QoL,个体或家庭对多维生活领域的感知与满意程度)的负担。全球证据显示 ASD 患病率存在区域、社会经济背景、研究时期和方法差异,非洲中位患病率约为1%(95% CI:0.3–3.1),提示需加强非洲证据。ASD 儿童可能需要终身行为、职业、言语等专门治疗,增加家庭时间和财务资源需求,并带来心理困扰、压力、焦虑、抑郁、家庭关系受损、社会参与减少以及身心健康下降。既有文献多聚焦照护者(caregivers,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家庭成员),尤其母亲,可能忽略兄弟姐妹、非主要照护者和其他家庭成员,从而低估家庭整体负担。非洲和坦桑尼亚背景中,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认知、社区态度以及卫生和社会服务限制相互作用,但关于儿童、照护者和家庭成员差异化体验、以及与无 ASD 家庭比较的证据仍有限。因此,研究人员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城市地区采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方法,评估 ASD 儿童、父母/照护者和家庭整体 QoL,比较 ASD 家庭与非 ASD 家庭,并通过回归分析识别相关因素。研究结论显示,ASD 严重程度而非单纯诊断驱动家庭 QoL 差异,QoL 负担在儿童、照护者和家庭间分布不均,治疗、教育和家庭资源可改善家庭 QoL;这为低资源环境识别优先干预、制定更公平的家庭中心政策、服务和干预提供了依据。

方法上,采用收敛混合方法设计(定量横断面+定性探索)。样本来自 Muhimbili ASD registry,为2024年9月至2025年1月接受治疗的 ASD 诊断儿童家庭,位于达累斯萨拉姆5个议会;合格儿童356名,最终194户 ASD 家庭完成,比较组221份。分析样本为父母 QoL 388份、儿童 QoL 275份、家庭 QoL 362份;定性访谈23名。使用 WHOQOL-BREF、Beach Center Family QoL Scale 和 QOLASD-C,英文/斯瓦希里语双语并计算 Cronbach's α。定量用 STATA 15 进行描述统计、t 检验、ANOVA、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广义线性模型(GLM);定性用 NVivo 15 按 Braun and Clarke 六阶段反身主题分析。

3.1 参与者人口学特征:研究纳入275名儿童,56.0%为男性,44.0%为女性;84.4%注册上学,15.6%未上学,其中69.4%就读公立学校。388名父母/主要照护者中,54.5%为女性,45.9%为男性,平均约38岁;50.2%为户主,43.3%为配偶,76.5%已婚;50.1%完成小学,20.5%完成中学,19.8%完成大学;60.2%自雇;61.0%家庭收入低于500,000,36.0%高于500,000。通过描述性统计得出上述人口学特征。

3.2 儿童 QoL:通过比较和回归分析,ASD 儿童在所有领域 QoL 均低于非 ASD 儿童,总体儿童 QoL 为3.15对3.85,自我决定差异显著,独立样本 t 检验均 p<0.001。OLS 显示 ASD 严重程度是最强预测因素,轻度 β=-0.31、中度 β=-0.44、重度 β=-1.08(p<0.001);接受治疗与儿童 QoL 负相关(β=-0.54,p<0.001),但 ANOVA 显示既上学又接受治疗者 QoL 高于仅接受治疗者;较高家庭收入与儿童 QoL 正相关。定性结果补充显示沟通困难、自我决定有限、人际关系差、学校包容不足、治疗昂贵且难以获得。结论为 ASD 对儿童 QoL 构成多维负担,尤其体现在人际关系、自我决定和情绪福祉。

3.3 父母 QoL:通过比较和回归分析,ASD 父母所有领域 QoL 低于非 ASD 父母,总体父母 QoL 为48.00对75.51,身体和社会关系领域差异显著,t 检验 p<0.001。回归显示 ASD 严重程度是最强预测因素,轻度 β=-19.50、中度 β=-22.72、重度 β=-40.84(p<0.001)。较高家庭收入、较高教育程度、较大户规模和男性与较高父母 QoL 相关;政府就业与父母 QoL 负相关。定性结果显示身体疲惫、心理困扰、社会隔离、环境挑战、经济压力、离职或退出社交。结论为 ASD 通过情绪压力、经济困难、社会参与减少和日常中断影响照护者 QoL。

3.4 家庭 QoL:通过比较和回归分析,ASD 家庭在所有 Beach Center FQOL 领域均低于非 ASD 家庭,重度 ASD 家庭所有领域 FQOL 很低(p<0.001)。回归显示 ASD 严重程度是最强预测因素,轻度 β=-1.37、中度 β=-1.73、重度 β=-2.44(p<0.001);更高家庭收入、更高父母教育、较大户规模和接受治疗与 FQOL 正相关。定性结果显示家庭责任与照护平衡困难、日常围绕儿童、对未来焦虑、经济压力、残疾相关服务不足,部分家庭通过相互支持和韧性维持凝聚力。结论为 ASD 对家庭构成多维负担,尤其在重度 ASD 家庭。

3.5 所有结果整合概念解释:通过整合框架,ASD 对整个家庭系统产生多维、相互依赖影响,而非仅影响诊断儿童;控制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后影响仍持续,表明 ASD 是独立且系统性的劣势来源。

3.6 研究工具内部一致性:通过 Cronbach's α 评估,所有系数均≥0.70,多数处于好到优秀范围。WHOQOL-BREF:身体健康0.838、心理健康0.809、社会关系0.819、环境0.922;Beach Center:家庭互动0.950、养育0.931、身体/物质福祉0.853、情绪福祉0.867、残疾相关支持0.947;QOLASD-C:人际关系0.904、自我决定0.866、情绪福祉0.783。结论为三种工具在坦桑尼亚家庭中的内部一致性可接受至优秀,支持其在本背景下的适用性。

讨论部分指出,儿童 QoL 缺陷最大在自我决定和人际关系,上学与 QoL 正相关,治疗单独与较差 QoL 相关可能反映接受治疗儿童症状更严重,学校与治疗结合结果更好;父母 QoL 差异最大在环境、身体和社会关系,收入、就业、教育和较大户规模有保护作用,母亲 QoL 显著低于父亲,严重程度增加照护需求;家庭 QoL 最低在情绪福祉、养育和身体健康,收入、教育、户规模和治疗服务为保护因素;整合比较显示级联效应,需要学校和医院双路径以及父母与专业人员合作。研究工具心理测量表现可接受至优秀,情绪福祉子量表最弱。局限包括自报数据偏倚、缺失导致样本变化、城市样本限制普遍化、仅用 Cronbach's α。研究结论翻译如下:研究结果表明,养育 ASD 儿童的家庭与无自闭症儿童的家庭之间 QoL 存在显著差异,凸显 ASD 对家庭福祉的更广泛影响。研究进一步表明,与 ASD 相关的福祉主要取决于所需照护强度,而非仅由诊断本身决定。更高的照护需求与受影响家庭面临显著的社会、心理、教育和财务挑战相关。这些发现强调需要促进可负担且可及的治疗、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护、包容教育、照护者支持和心理社会服务的政策,以降低 ASD 的多维负担并改善受影响儿童及其家庭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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