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多组学方法鉴定AIF1为IgA肾病保护性因子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Autoimmunity》:Integrating multiple omics approaches to identify AIF1 as a protective factor in IgA nephropath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9日 来源: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Autoimmunity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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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是全球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其诊断仍依赖有创的肾脏活检。为鉴定无创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研究人员应用多祖先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框架,利用冰岛人群的蛋白质组

  
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是全球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其诊断仍依赖有创的肾脏活检。为鉴定无创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研究人员应用多祖先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框架,利用冰岛人群的蛋白质组广泛关联研究数据,并在独立的Fenland队列和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UKB)队列中进行验证,随后开展转录组学、单细胞RNA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及细胞间通讯分析。研究共鉴定出19个候选蛋白,贝叶斯共定位分析支持其中8个蛋白(包括AIF1)存在共享基因组区域。转录组学分析显示,IgAN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中AIF1表达下调,scRNA-seq将该缺失定位于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且在扁桃体切除术后150天部分恢复。临床表型MR显示AIF1与血尿和白蛋白尿呈负相关,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显示患者循环AIF1水平降低。AIF1可能通过DC介导的抗原呈递对IgAN发挥保护作用,是有前景的候选无创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其核心病理特征为含IgA的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小球系膜区。该病临床表现谱广泛,从无症状血尿、蛋白尿到进行性肾功能损害乃至肾衰竭不等。IgAN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且涉及多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环境触发因素以及失调的免疫应答,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异常IgA的产生及随后的肾小球沉积。血液中的系统性免疫环境作为关键的上游触发因素,可诱发后续的局部肾组织损伤。
尽管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目前IgAN的诊断策略仍主要依赖肾脏活检。肾活检虽能提供组织病理学确诊依据,但存在操作相关并发症风险,且无法反映疾病的系统性特征。因此,临床迫切需要无创生物标志物,以实现早期诊断和疾病进展监测,同时避免侵入性操作固有的风险。近年研究虽提示尿液代谢物和血清蛋白具有作为IgAN生物标志物的潜力,但因其缺乏特异性和敏感性,尚未转化为临床应用。
鉴于上述挑战,本研究旨在利用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作为分析框架,阐明各种生物学暴露与IgAN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MR利用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IVs)来规避混杂因素并排除反向因果,从而为因果推断提供更强证据。通过将蛋白质组和转录组数据整合到MR分析中,本研究旨在鉴定并验证与IgAN发生和进展风险相关的新型血浆蛋白生物标志物。具体而言,研究人员采用多组学MR框架,整合蛋白质组广泛关联研究(prote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PWAS)和单细胞转录组广泛关联研究(single-cell transcript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scTWAS),旨在揭示循环免疫蛋白的因果网络,为IgAN寻找可靠的无创生物标志物,并为理解IgAN发病机制中免疫功能障碍的遗传机制提供新见解,为开发靶向免疫调节疗法奠定基础。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步骤的系统性分析流程。首先,利用冰岛35,599人的队列通过PWAS进行两样本MR分析,筛选IgAN的潜在血浆蛋白靶点,并在UK Biobank(UKB)54,219人和Fenland 10,708人的欧洲队列中重复验证。其次,选择候选血浆蛋白的蛋白数量性状位点(protein quantitative trait loci,pQTLs)与IgAN进行贝叶斯共定位分析。第三,利用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数据集(GSE58539,含8例IgAN患者和9例健康对照的PBMC转录组数据)验证候选蛋白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的表达,并利用eQTLGen联盟(整合37个数据集、共31,684例样本的全血数据)进行转录组广泛关联研究(TWAS)。第四,利用中山大学提供的IgAN患者扁桃体切除术前(Day 0)和术后150天(Day 150)PBMC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GEO系列:GSE189481),以及OneK1K的170万PBMC单细胞特异性eQTL(sceQTL)数据(来自982名献血者),进行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和scTWAS。第五,通过CellChat进行细胞通讯分析。第六,利用IgAN常见临床表现和肾功能指标进行MR重复验证。第七,通过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和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探索潜在生物学机制。最后,在中国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集28例IgAN患者和14例健康对照的血浆样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比较血浆AIF1水平。

三、研究结果

3.1 血浆蛋白水平与IgAN的关联
在冰岛发现队列中,经LD clumping后有有效工具变量的1,763种血浆蛋白中,92种与IgAN显著相关。在两个重复数据集中验证后,UKB-PPP队列中7种、Fenland队列中16种血浆蛋白经FDR校正后与IgAN显著相关,最终鉴定出19个独特蛋白作为候选靶点。对92种血浆蛋白进行贝叶斯共定位分析后,8种与IgAN呈阳性共定位,包括FCGR3B(PP.H4=93.11%)、B3GAT3(PP.H3=6.36%,PP.H4=75.15%)和MICA(PP.H4=98.75%)高度共定位,以及AIF1、APOM、TAPBP、BTN3A3、CD177满足阳性共定位标准。其中AIF1、BMPER、DPEP1和S100A12在三个队列中均验证显著,AIF1的β值(95% CI)为?0.584(?0.910至?0.257),提示其保护作用。
3.2 蛋白编码基因表达水平与IgAN的关联
利用GSE58539数据集的差异表达分析显示,IgAN患者PBMCs中AIF1表达显著下调(logFC=?0.156,P=0.036),CLIC5和B3GAT3的表达水平也与IgAN显著相关。利用eQTLGen转录组数据的TWAS结果显示,LIMA1、SRA1和RAB6B在转录组水平上与IgAN风险的关联方向和幅度与蛋白质组水平一致,其中LIMA1(β=0.096,95% CI:0.025至0.167)和SRA1(β=0.071,95% CI:0.007至0.135)与IgAN风险增加相关,RAB6B(β=?0.147,95% CI:?0.273至?0.022)具有保护效应。B3GAT3的TWAS结果与PWAS结果不一致。
3.3 单细胞转录组分析鉴定候选蛋白发挥作用的PBMC细胞类型
单细胞转录组数据经聚类后分为八种细胞亚型:单核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B细胞、效应记忆T(Tem)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扁桃体切除术前后的差异分析显示,树突状细胞中AIF1表达水平在术后150天显著高于术前(P=0.033),B细胞中SRA1表达水平术后显著低于术前(P=0.010),NK细胞中MICA和TAPBP表达水平术后显著高于术前(P=0.025和P=0.007)。这些结果表明树突状细胞中的AIF1、NK细胞中的MICA和TAPBP与IgAN呈负相关,B细胞中的SRA1与IgAN呈正相关,与PWAS结果一致。
3.4 AIF1在树突状细胞中的潜在作用通路
scTWAS结果显示,树突状细胞中AIF1表达水平与IgAN在五种MR方法中均呈一致负相关,其中IVW方法(P=0.02875)和MR-PRESSO(P=6.87E?7)显著。GO富集分析显示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于mRNA产生、核糖体复合物产生、组蛋白修饰以及免疫激活反应、免疫应答调节信号通路等免疫相关通路。细胞通讯分析显示,术后树突状细胞中AIF1相关通路强度高于术前,且AIF1显著上调后,树突状细胞向CD4+ T细胞、CD8+ T细胞、B细胞、Tem细胞和NK细胞传递的信号数量显著增加,而向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传递的信号数量显著减少。
3.5 候选血浆蛋白与IgAN常见临床表现及肾功能指标的MR重复验证
肾功能指标的MR验证显示,9种血浆蛋白与eGFRcrea显著相关,7种与eGFRcys显著相关。其中AIF1和DPEP1与eGFRcrea和eGFRcys均呈显著负相关。临床表型验证显示,AIF1和MICA水平与微量白蛋白尿水平显著负相关。20种血浆蛋白与血尿风险显著相关,其中AIF1对血尿表现出最强的保护效应(β=?0.667,95% CI:?0.853至?0.481),FCGR3B是唯一在两个数据集中均验证的风险因子(β=0.146,95% CI:0.081至0.212)。AIF1与白蛋白尿和血尿均显著负相关,提示其对IgAN具有保护作用。
3.6 候选蛋白的PPI网络和GO富集分析
相互作用分析显示,AIF1、FCGR3B、CD177、S100A12、CRP、F2和APOM可相互交互,BTN3A3和MICA可交互。GO富集分析显示这些蛋白主要参与细菌防御反应、白细胞介导免疫、氧代谢过程、细胞杀伤、超氧阴离子产生的正调控以及中性粒细胞介导免疫等生物学过程。
3.7 IgAN患者与健康对照的血浆AIF1水平
ELISA检测结果显示,健康对照组血浆AIF1中位浓度为438.46 pg/mL,IgAN患者为325.07 pg/mL(P=0.044,Mann–Whitney U检验),表明与健康对照相比,IgAN患者血浆AIF1显著下调。两组在年龄(P=0.894)和性别分布(P=1.000)上无显著差异。

四、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聚焦于25种与IgAN密切相关的血浆蛋白,其中AIF1被鉴定为核心枢纽分子。AIF1在冰岛、Fenland和UKB-PPP三个队列中均与IgAN风险显著负相关,且在PBMCs中表达下调。IgAN患者扁桃体切除术后树突状细胞中AIF1表达水平升高,提示AIF1可能通过调节抗原呈递影响疾病进展。共定位分析表明AIF1 pQTL信号与IgAN GWAS信号映射到相同基因组区域,但共享因果变异的后验概率较低,提示两个信号可能由不同变异驱动。单细胞通讯分析显示,较低的AIF1表达与树突状细胞向CD4+和CD8+ T细胞信号传递的显著减少相关。AIF1水平升高与血尿和白蛋白尿风险降低相关,而血尿和白蛋白尿是IgAN最常见的早期临床表现,使AIF1成为有前景的潜在治疗靶点。
然而,AIF1水平升高与较低的eGFR相关,这一表面矛盾可能反映结局数据的两个特征:其一,肾功能GWAS在一般人群样本中进行,其中IgAN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因此这些数据集中eGFR的遗传决定因素主要反映与IgA介导的肾小球损伤无关的过程;其二,基于肌酐和胱抑素C的eGFR并非肾小球损伤的特异性指标,AIF1主要在单核-巨噬细胞谱系细胞中表达,系统性炎症状态影响肌酐生成和胱抑素C产生,因此遗传预测的AIF1可能通过独立于肾小球滤过本身的途径作用于这些估算方程。AIF1对血尿的关联强度(β=?0.667和?0.602)远大于对eGFRcrea的关联(β=?0.011),其对IgAN的保护性关联最清晰地体现在肾小球损伤的直接临床表现中,与下游肾功能的关系尚不确定,需在IgAN特异性队列中确认。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在发现阶段鉴定出25个IgAN候选血浆蛋白靶点,其中19个在至少两个队列中重复验证与IgAN显著相关,8个在基因组水平上显示出与IgAN的信号重叠。在验证的血浆蛋白靶点中,AIF1在蛋白质组、转录组和单细胞转录组水平上均与IgAN风险降低显著相关,似乎在IgAN中发挥核心保护作用。AIF1可能通过在树突状细胞中特异性表达、增强其抗原呈递能力并加强对黏膜感染和自身抗原产生的免疫调节来保护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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