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辅助药物重定位揭示抗感染与辅料类化合物作为PPAR-α相关抗癌候选药物:从感染治疗到肿瘤学应用

《Cancers》:From Infection to Oncology: AI-Assisted Drug Repurposing Uncovers Anti-Infective and Excipient-Class Compounds as PPAR-α-Linked Anticancer Agen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9日 来源:Cancer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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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重定位提供了一种从已上市化合物中识别新型抗癌药物的高效策略。研究人员使用PPARE–PPAR-α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系统筛选了约1400种已批准药物的化合物库,旨在发现能够诱导癌细胞死亡而不直接结合PPARα的脂质代谢调节剂。该初步筛选鉴定出224种抑制报

  
药物重定位提供了一种从已上市化合物中识别新型抗癌药物的高效策略。研究人员使用PPARE–PPAR-α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系统筛选了约1400种已批准药物的化合物库,旨在发现能够诱导癌细胞死亡而不直接结合PPARα的脂质代谢调节剂。该初步筛选鉴定出224种抑制报告基因活性超过50%的化合物,其中26种在10 μM浓度下孵育48 h后,对KAIMRC1乳腺癌细胞和HCT116结直肠癌细胞表现出≥50%的细胞毒性。基于人工智能的DrTarget分析对这些命中化合物进行了分类,其中第1组包含四种先前未被识别的抗癌药物:抗生素头孢地仑匹伏酯(cefditoren pivoxil)、替比培南匹伏酯(tebipenem pivoxil)、溴羟喹啉(broxyquinoline)以及化妆品成分1-十六醇(1-hexadecanol)。在KAIMRC1、HCT116和SW480细胞中的剂量–反应研究显示,半数抑制浓度(IC50)低至约10 μM,与已知抗癌药物柔红霉素(daunorubicin)相当。凋亡谱分析确认了通过细胞色素c、SMAC/Diablo、TRAIL-R1/DR4和磷酸化p53调节激活的内源性/外源性凋亡通路。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提议将溴羟喹啉、1-十六醇、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重新定位为潜在的抗癌药物。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 PPARs)是核激素受体家族的转录因子,于1990年被发现。PPAR-α(NR1C1)在脂肪酸摄取、β-氧化和ω-氧化等脂质代谢通路中发挥核心调控作用。近年研究表明,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表型特征与脂肪酸代谢通路的改变密切相关,包括脂肪酸转运、从头合成、胆固醇合成与激活等。因此,PPAR-α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成为研究热点。已有多种PPAR-α拮抗剂(如NXT629、MK886、GW6471)和激动剂(如非诺贝特类WY-14,643、GW7647)被开发,其中部分在体外或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然而,直接靶向PPAR-α配体结合结构域(ligand-binding domain, LBD)的传统拮抗策略存在局限性,且新药开发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药物重定位(drug repurposing)利用已批准药物明确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特征,可显著加速抗癌药物研发。本研究旨在通过功能性筛选策略,从已上市药物库中发现能够间接调节PPAR-α信号轴、扰乱肿瘤细胞脂质代谢并诱导癌细胞死亡的新型候选药物。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PPARE–PPAR-α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在PPAR-α通路组成性激活的KAIMRC1乳腺癌细胞和HCT116结直肠癌细胞中筛选了包含1413种已批准药物的化合物库。初步筛选获得224种抑制报告基因活性超过50%的化合物,其中26种在10 μM浓度下对至少一种癌细胞系表现出≥50%的细胞毒性。通过DrTarget人工智能平台进行肿瘤学注释和分类,将26种细胞毒性化合物分为三组,其中第1组包含四种既往无任何肿瘤学关联的化合物:头孢地仑匹伏酯(cefditoren pivoxil)、替比培南匹伏酯(tebipenem pivoxil)、溴羟喹啉(broxyquinoline)和1-十六醇(1-hexadecanol)。这四种化合物被选为最高优先级的重定位候选药物。

剂量–反应实验显示,四种化合物在SW480、HCT116和KAIMRC1三种细胞系中均表现出浓度依赖性细胞毒性,IC50值范围为约16–210 μM。其中溴羟喹啉的细胞毒性最强(IC50约16–56 μM),其效力与阳性对照柔红霉素(daunorubicin,IC50约13–17 μM)相近。TR-FRET竞争性结合实验和分子对接研究一致表明,四种化合物均不以高亲和力直接结合PPAR-α LBD,也不具备经典拮抗剂的关键相互作用(如与Y314形成氢键或位移螺旋12),提示它们通过间接机制调节PPAR-α依赖性转录。DrTarget通路分析预测这些化合物可干扰花生四烯酸代谢、前列腺素和血栓烷合成、DHA衍生的促消退介质生物合成等脂质代谢通路,从而耗竭维持PPAR-α组成性激活的内源性脂质配体。凋亡抗体阵列分析进一步揭示,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能显著重塑凋亡信号网络,诱导p53磷酸化(Ser15/Ser392)、FADD、TRAIL-R1/DR4、Bax、Bad、裂解的caspase-3、SMAC/Diablo和细胞色素c等促凋亡蛋白上调,同时仅适度改变Bcl-2、XIAP、survivin等抗凋亡蛋白,使凋亡指数(促凋亡/抗凋亡信号比)显著高于DMSO对照和柔红霉素处理组。这些结果表明,β-内酰胺类前药能协调激活死亡受体和线粒体两条凋亡通路,最终突破肿瘤细胞内源性生存缓冲。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以下关键技术:(1)PPARE–PPAR-α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系统,在KAIMRC1和HCT116细胞中筛选药物库,以PPARE-Luciferase/Renilla-Luciferase比值评估化合物对PPAR-α信号通路的抑制能力。(2)基于人工智能的DrTarget机器学习平台,整合ChEMBL生物活性数据、临床实验信息、机制注释和Reactome通路注释,对命中化合物进行肿瘤学分类、脱靶分析和通路预测。(3)TR-FRET竞争性受体结合实验(LanthaScreen?试剂盒),检测化合物是否直接竞争PPAR-α LBD上的荧光示踪剂。(4)分子对接研究,使用PPAR-α LBD与拮抗剂GW6471共结晶结构(PDB ID: 1KKQ),通过Schr?dinger Glide软件的超精度(extra precision, XP)模式预测化合物结合模式和亲和力。(5)人凋亡抗体阵列(R&D Systems, ARY009)结合ImageJ/Fiji图像分析和自定义Python脚本,定量检测35种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细胞系来源包括:KAIMRC1乳腺癌细胞系(由一位63岁沙特女性患者建立)、HCT116和SW480结直肠癌细胞系(购自ATCC, VA, USA)。

四、研究结果

3.1 KAIMRC1和HCT116细胞系中PPARα通路组成性激活
通过共转染PPAR-α受体显著增强PPARE-Luciferase报告基因活性,且PPAR-α拮抗剂GW6471以浓度依赖方式显著降低两种细胞系中的报告基因活性,证实癌细胞通过激活PPAR-α驱动脂质代谢以满足快速增殖过程中的能量需求。

3.2 KAIMRC1细胞中靶向PPAR-α信号通路抑制剂的鉴定
利用功能性报告基因筛选1413种已批准药物,鉴定出224种抑制PPARE-Luciferase活性超过50%的化合物。较高的命中率支持核受体(包括PPARs)可作为现有治疗药物的脱靶靶点这一观点。

3.3 PPAR-α通路抑制导致癌细胞死亡
对初筛命中化合物进行细胞活性验证,26种化合物在10 μM浓度下使KAIMRC1或HCT116细胞活力降低超过50%。不同化合物在两种细胞系间的差异活性表明,肿瘤对PPAR-α驱动的脂质代谢的依赖性具有组织来源和基因组背景特异性。

3.4 基于DrTarget平台的AI导向肿瘤学注释与化合物分类
DrTarget平台将26种细胞毒性化合物分为三组。第1组四种化合物(头孢地仑匹伏酯、替比培南匹伏酯、1-十六醇、溴羟喹啉)无任何肿瘤学关联,被选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路分析预测这些化合物通过干扰内源性脂质配体供应、脂质能量供给和凋亡/自噬信号级联三条相互关联的轴线诱导细胞死亡。

3.5 化合物诱导细胞死亡的IC50测定
在SW480、HCT116和KAIMRC1三种细胞系中进行八点1:2系列稀释(100 μM–0.78 μM)处理48 h。结果显示溴羟喹啉最具细胞毒性(IC50约16–56 μM),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显示中等活性(约60–76 μM),1-十六醇活性相对较低(68–210 μM)。

3.6 TR-FRET竞争性结合实验确证Group 1化合物的间接PPAR-α调节
与阳性对照GW6471和GW7647相比,四种化合物均未表现出明显的荧光示踪剂置换效应,证明它们不直接竞争PPAR-α LBD上的配体结合口袋。

3.7 Group 1化合物与PPAR-α的分子对接
对接评分显示GW6471为?13.95 kcal mol?1,而四种化合物的评分远低于GW6471(?4.16至?7.73 kcal mol?1)。所有化合物均未与关键残基Y314形成氢键,且溴羟喹啉和1-十六醇无法诱导螺旋12位移,进一步排除经典拮抗机制。

3.8 PPAR-α通路抑制剂对凋亡通路的影响
凋亡抗体阵列显示,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显著诱导p-p53(S15/S392)、FADD、TRAIL-R1/DR4、Bax、Bad、裂解的caspase-3、SMAC/Diablo和细胞色素c等促凋亡蛋白上调。凋亡指数计算显示:替比培南匹伏酯(1.42)>头孢地仑匹伏酯(1.18)?柔红霉素(约1.0)≈1-十六醇(1.03)>溴羟喹啉(0.68)?DMSO(0.66),表明β-内酰胺类前药在净促凋亡驱动方面甚至优于柔红霉素。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通过整合基于通路的荧光素酶筛选、AI引导注释、正交结合实验、计算机模拟和凋亡蛋白质组学,发现了能够扰动PPAR相关代谢生存环路的非常规可重定位分子。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作为口服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其抗癌活性可能与其前药水解后释放的匹伐酸(pivalate)导致肉碱耗竭、进而损害线粒体脂肪酸氧化有关,也与细菌青霉素结合蛋白的哺乳动物线粒体同源物LACTB的肿瘤抑制功能相呼应。溴羟喹啉作为卤化8-羟基喹啉衍生物,可能通过金属螯合(锌、铜)干扰DNA修复酶和蛋白酶体功能,或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发挥抗癌作用。研究还讨论了多种已上市代谢和心血管药物(如二甲双胍、吡格列酮、普萘洛尔、氯沙坦等)在肿瘤学中的重定位进展,为本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转化医学背景。

结论部分强调:药物重定位是利用已具备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的药物发现抗癌候选药物的潜在策略。通过利用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细胞模型中组成性激活的PPAR-α活性作为功能性筛选切入点,研究人员鉴定出四种非肿瘤药物——溴羟喹啉、1-十六醇、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TR-FRET竞争性结合和分子对接数据表明,这些化合物均不以显著亲和力结合经典PPAR-α LBD,提示其为对脂质代谢和转录轴的间接调节而非经典受体拮抗。溴羟喹啉表现出最高的细胞毒性效力,而头孢地仑匹伏酯和替比培南匹伏酯产生最广泛的凋亡信号重塑。这些发现证明,对已批准药物库进行系统性功能筛选并结合AI引导注释,可以发现靶向实体瘤代谢脆弱性的非常规重定位候选药物。这些药物已确立的临床安全性显著降低了转化门槛,经体内模型验证后,有望作为靶向PPAR-α通路的抗癌治疗药物进行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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