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蠕虫防控策略:从流行病学监测到生物技术与“One Health”整合的当代研究进展

《Pathogens》:Parasitic Helminth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9日 来源:Pathogen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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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刊汇集了十一篇研究论文,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当前寄生虫蠕虫(parasitic helminths)及其防控策略的研究现状,并围绕四个主题展开:(a)公共卫生中的流行病学与监测:研究调查了金沙萨孕妇中土源性蠕虫与疟疾的合并感染情况,发现妊娠晚期感染风险升高[1

  
本专刊汇集了十一篇研究论文,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当前寄生虫蠕虫(parasitic helminths)及其防控策略的研究现状,并围绕四个主题展开:(a)公共卫生中的流行病学与监测:研究调查了金沙萨孕妇中土源性蠕虫与疟疾的合并感染情况,发现妊娠晚期感染风险升高[1];一项系统综述汇总了2020至2025年间发表的248项关于泡状棘球蚴病(alveolar echinococcosis)的研究,展示了诊断技术的进展及该病在检测与治疗方面持续存在的挑战[2]。(b)寄生虫与宿主关系:蠕虫抗原可调节感染盘尾丝虫(Onchocerca volvulus)个体中SARS-CoV-2诱导的T细胞反应[3];在里氏石螺(Lithoglyphus naticoides)中鉴定出角状杯尾吸虫(Cotylurus cornutus)的后囊蚴,且不同性别宿主的感染率存在差异[4];红嘴山鸦的社交性与繁殖状态相关联,并与肠道感染差异有关[5]。(c)家养及生产动物的可持续管理:马匹粪便虫卵计数的均值与方差关系为选择性治疗决策提供了实践依据[6];向土壤施用卷枝毛霉(Mucor circinelloides)孢子可降低散养系统中鸡蛔虫(Ascaridia galli)和毛细线虫属(Capillaria spp.)虫卵的活力[7];研究详细综述了真菌生物防治的制剂策略,包括含捕食线虫真菌(Duddingtonia flagrans)的海藻酸钠颗粒[8];研究还综合了绵羊对胃肠道线虫遗传抗性的证据,并强调了用于基因组选择(genomic selection)的候选生物标志物[9]。(d)治疗创新:研究报告了一种安全有效的口服疗法,用于治疗希腊刺猬的肺线虫感染[10];同时综述了具有抗粪类圆线虫(Strongyloides stercoralis)活性的药用植物、植物化学物及无机纳米颗粒,作为新兴替代方案[11]。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共同反映了蠕虫防控方法的多样性,涵盖从监测与流行病学到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生物防治及天然产物等领域,并均置于“One Health”(全健康)视角之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十年来,公共卫生领域对胃肠道蠕虫病的控制几乎完全依赖驱虫药(anthelmintics)。然而,当前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学术界反思:人类在蠕虫控制领域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如今,影响该领域决策的关键因素包括:牲畜群体中已被公认为严峻挑战的驱虫药抗性(anthelmintic resistance, AR);可能改变全球不同地区寄生虫流行病学特征的气候变化;以及社会对更可持续控制模式的迫切需求。这些挑战共同指向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议程,即通过替代控制策略、生物技术和组学技术(omics technologies),基于分子机制开发更具针对性的防控手段。在人类健康领域,蠕虫感染的控制旨在减轻患者痛苦、减少贫困并促进性别平等。科学界数十年来一直警告,兽医学中驱虫药抗性的历史可为理解人类蠕虫潜在抗性提供借鉴。Ng’etich等人指出,人类驱虫药抗性正成为新兴挑战,因此综合策略应遵循“One Health”(全健康)原则,将合理用药、监测和环境干预相结合。未来蠕虫控制不应依赖新驱虫药的研发,而应依靠诊断、寄生虫流行病学认知、可持续管理、生物防治、生物技术及靶向策略的整合。在家养动物方面,寄生虫病仍对动物、人类及环境健康构成重大挑战,传统驱虫方案在高度抗性现实和生产压力下已不再适用,亟需基于证据的控制、粪便寄生虫学监测、流行病学认知、针对各生产系统的定制策略及动物健康监测体系。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专刊的十一篇论文围绕四个主题展开系统研究。在技术方法层面,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多种关键手段:针对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监测,采用横断面调查和系统综述方法,如对金沙萨孕妇的土源性蠕虫-疟疾合并感染调查,以及对2020至2025年间248项泡状棘球蚴病研究的系统回顾;在寄生虫-宿主关系研究中,使用了免疫学分析(T细胞反应评估)、形态学与分子鉴定(后囊蚴物种鉴定)及行为生态学关联分析;在可持续管理研究中,应用了粪便虫卵计数(fecal egg count, FEC)统计学分析、真菌孢子土壤施用试验、生物防治制剂配方研究(海藻酸钠颗粒包埋)以及基于组学技术的绵羊遗传抗性生物标志物鉴定;在治疗创新方面,开展了临床口服疗法评估及天然产物活性筛选。这些方法覆盖了从分子水平到生态系统尺度的多层次研究体系。
三、研究结果
(a)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监测:针对金沙萨孕妇的研究发现,土源性蠕虫与疟疾的合并感染在妊娠晚期风险显著升高,提示该人群需要加强产前寄生虫监测。系统综述显示,2020至2025年间泡状棘球蚴病研究在诊断技术上取得进展,但疾病检测与治疗仍面临持续性挑战。
(b)寄生虫-宿主关系:研究发现盘尾丝虫感染者的蠕虫抗原可调节SARS-CoV-2诱导的T细胞反应,提示蠕虫共感染可能影响病毒免疫应答。在里氏石螺中鉴定出角状杯尾吸虫后囊蚴,且不同性别宿主的感染率存在差异,揭示了寄生虫传播的生态学特征。红嘴山鸦的社交性与繁殖状态关联,并与肠道感染差异相关,表明宿主社会行为影响寄生虫感染格局。
(c)家养及生产动物的可持续管理:马匹粪便虫卵计数的均值与方差关系为选择性治疗决策提供了实用基础,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驱虫用药。向土壤施用卷枝毛霉孢子可显著降低散养系统中鸡蛔虫和毛细线虫属虫卵活力,展示了真菌生物防治的应用潜力。含捕食线虫真菌的海藻酸钠颗粒等制剂策略被系统综述,为生物防治剂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配方依据。绵羊遗传抗性研究综合了胃肠道线虫抗性的遗传证据,鉴定出可用于基因组选择(genomic selection)的候选生物标志物,为抗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
(d)治疗创新:希腊刺猬肺线虫感染的口服疗法被证实安全有效,为野生动物蠕虫治疗提供了新方案。针对粪类圆线虫的药用植物、植物化学物及无机纳米颗粒被综述为新兴替代疗法,展示了天然产物和纳米技术在蠕虫治疗中的潜力。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动物、人类和环境中的驱虫药抗性应在“One Health”框架下统筹应对,因为这三个领域紧密关联。AR已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球性挑战。尽管目前尚无人类蠕虫广泛耐药的确凿证据,但苯并咪唑类(benzimidazoles)药物对毛首鞭形线虫(Trichuris trichiura)疗效下降的现象已足以支持建立持续监测驱虫药性能的预警系统。研究还发现,反复接触阿苯达唑(albendazole)的土源性蠕虫群体中β-微管蛋白(β-tubulin)基因多态性频率增加,表明预防性化疗的选择压力可能有利于与AR相关的等位基因扩散。人类和动物驱虫药的使用,连同药物残留和感染期虫体造成的环境污染,共同构成了抗性基因选择和传播的相互依存系统。在生物防治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生物防治剂对人类蠕虫虫卵的体外活性以来,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从捕食线虫真菌破坏犬弓首蛔虫(Toxocara canis)虫卵,到利用捕食线虫真菌衍生的银纳米颗粒作用于人蛔虫(Ascaris lumbricoides)虫卵,生物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研究结论指出,蠕虫控制的未来取决于将分子诊断、组学技术、生物防治和“One Health”方法整合为实用且可持续策略的能力。这些工具不应取代传统方法,而应补充现有控制计划,帮助应对驱虫药抗性、环境污染和寄生虫传播复杂性等挑战。当前研究重点集中于鉴定抗性分子标志物和改进治疗疗效监测方法。本专刊的十一篇论文反映了蠕虫学研究的多样性,涵盖流行病学研究、寄生虫-宿主互作、分子表征、组学技术、生物防治和天然产物等领域,并计划出版第二卷以延续该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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