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囊型棘球蚴病(CE)的器官特异性临床模式:来自流行地区的六中心儿科回顾性队列研究

《Tropica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Organ-Specific Clinical Patterns of Pediatric Cystic Echinococcosis: A Multicenter Cohort from an Endemic Reg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09日 来源:Tropica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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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囊型棘球蚴病(cystic echinococcosis, CE)尤其在器官特异性表现和结局方面仍缺乏充分特征描述。该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纳入2013年至2023年土耳其六家三级中心0–18岁确诊CE儿童。在119例患者中(中位年龄10.6岁;男性50.4%)

  
儿童囊型棘球蚴病(cystic echinococcosis, CE)尤其在器官特异性表现和结局方面仍缺乏充分特征描述。该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纳入2013年至2023年土耳其六家三级中心0–18岁确诊CE儿童。在119例患者中(中位年龄10.6岁;男性50.4%),肝受累占72.3%,肺受累占36.1%,20.2%有两个或更多器官受累。肺受累与发热、较高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复杂性囊肿相关(65.1% vs. 5.3%,p < 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发热(调整比值比5.58,95%置信区间1.85–16.81)和CRP(每增加10 mg/L的调整比值比1.13,95%置信区间1.01–1.27)与肺受累相关;经多重插补和中心校正后结果一致。在肺受累患者中,复杂性囊肿较非复杂性囊肿更常出现发热(67.9% vs. 20.0%,p = 0.004),这与已知肺囊肿易破裂或继发感染的倾向一致;因此,肺CE中的发热可能主要提示囊肿并发症。肝CE采用阿苯达唑单药、经皮治疗、手术或观察等待管理,肺CE主要采用手术(79.1%)。随访期间,索引后CE检出在多器官受累患者中更常见,包括在校正随访时间后。肺CE表现出更明显的炎症性和更常发生并发症的特征;肺CE患儿出现发热应促使评估囊肿破裂或继发感染。
四、论文主体解读

囊型棘球蚴病(cystic echinococcosis, CE)由细粒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granulosus sensu lato)幼虫期引起,属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终宿主主要为犬及其他犬科动物,中间宿主为羊和家畜,人因摄入被虫卵污染的食物、水或土壤成为偶然中间宿主。该病在南美、北非、地中海盆地、东欧、中东和中亚等地流行,在农村社区中家畜与犬密切接触促进传播,造成健康和经济负担。虫卵摄入后,六钩蚴穿透肠黏膜进入门脉循环;肝最常受累,肺次之,但几乎任何组织均可发生囊肿。肝囊肿占儿童CE多数,肺受累需仔细评估,因为肺囊肿可快速生长,更易发生支气管相通、胸膜破裂和继发感染,导致呼吸道症状和炎症标志物升高。影像在诊断和管理中居中心地位。Gharbi等早期描述肝棘球蚴囊肿超声分型,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棘球蚴病非正式工作组(WHO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Echinococcosis, WHO-IWGE)提出标准化超声分类,将囊肿分为活动性(CE1–CE2)、过渡性(CE3a–CE3b)和非活动性(CE4–CE5),用于指导治疗和随访。治疗选择与囊肿分期、大小、器官位置、症状、并发症和本地经验密切相关。然而,儿童CE临床特征和治疗结局证据有限,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多中心研究,以描述流行区儿童CE的临床谱、器官分布、肝囊肿分期分布、记录的管理和随访发现。

该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纳入2013年9月至2023年9月土耳其六家三级中心0–18岁确诊CE儿童,共119例(中位年龄10.6岁;男性50.4%)。肝受累72.3%,肺36.1%,20.2%有两个或以上器官受累。肺受累与发热、较高CRP和复杂性囊肿相关;多变量分析中发热和CRP与肺受累相关,经多重插补和中心校正后一致。肺受累患者中,复杂性囊肿较非复杂性囊肿更常见发热。肝CE管理包括阿苯达唑单药、经皮治疗、手术或观察等待;肺CE主要手术(79.1%)。随访中索引后CE检出在多器官受累患者更常见,校正随访时间后仍存在。结论提示肺CE呈更炎症和更常并发症的特征,肺CE患儿发热应促使评估囊肿破裂或继发感染。意义在于支持按器官适应的临床评估和管理,重视肺并发症和多器官受累,并强调标准化随访和WHO-IWGE分期、统一结局定义的前瞻性研究需求。

关键技术方法:该多中心回顾性队列来源于土耳其六家三级中心,2013年9月至2023年9月连续纳入0–18岁确诊CE患者,协调中心贡献约三分之一(39/119)。诊断要求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特征性影像,可结合血清学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和间接血凝试验(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 assay, IHA);手术或介入者接受组织病理或寄生虫学确认。提取临床、实验室、影像、治疗和随访变量。肝囊肿按原始报告Gharbi超声分类记录,未重新审核图像或重分类为WHO-IWGE,仅提供近似对应。统计学使用SPSS 25.0,连续变量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变量用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肺受累多变量logistic回归预设三个变量,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多重插补和中心校正;随访结局比较采用单变量检验,并计算每100人年事件率及校正随访时间的logistic回归。

研究结果:
3.1 基线特征:119例儿童,中位年龄10.6岁,男性50.4%;约半数农村居住;有信息者动物接触59.0%;家族棘球蚴病史不常见。腹痛、咳嗽、恶心呕吐最常见,14例(11.8%)无症状。多数住院。两例因肝酶升高暂时停用阿苯达唑。104例(87.4%)有治疗后随访记录,15例无法评估随访结局。肝受累86例(72.3%),肺43例(36.1%);19例(16.0%)同时有肝肺疾病,24例(20.2%)两个或以上器官受累。37.8%有多发囊肿,26.9%为复杂性囊肿,近三分之二最大囊肿超过5 cm。嗜酸性粒细胞增多(≥500 cells/μL)占29.4%。

3.2 与肺受累相关因素:肺受累患者更多为男性、农村居住、全部住院,更常发热和呼吸道症状;多器官受累(46.5% vs. 5.3%)和复杂性囊肿(65.1% vs. 5.3%)显著更常见,CRP、白细胞计数和IHA滴度更高;年龄、多发囊肿比例、囊肿大小、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ELISA滴度无差异。肺受累者任何部位手术79.1%,无肺受累者44.7%。在83例完整数据中,37例肺受累;多变量logistic回归显示发热(调整比值比5.58,95%置信区间1.85–16.81)和CRP(每增加10 mg/L,调整比值比1.13,95%置信区间1.01–1.27)与肺受累相关,农村居住不显著。敏感性分析类似;加入中心不显著改变;无CRP模型在119例中发热仍相关。36例因CRP缺失被排除,来自三个未常规记录CRP的中心;多重插补后结果一致。结论:发热和CRP是肺受累的相关因素,需注意完整病例与缺失数据特征差异。

3.3 肺CE:43例肺受累中,24例仅肺病,19例合并肝病。仅肺病者18/24记录复杂性囊肿,合并病者10/19;多发囊肿分别为2和16例。发热在复杂性肺囊肿中19/28(67.9%),非复杂性3/15(20.0%),p=0.004;中位CRP 30 vs 10.2 mg/L,p=0.37。手术34例(79.1%),任何部位经皮操作11例,6例(14.0%)仅阿苯达唑;3例记录治疗相关并发症。有随访记录的37例中,索引后CE检出11例,仅肺病2/21,合并肝肺9/16。结论:肺CE常为复杂性,发热与复杂性囊肿相关,手术为主要管理。

3.4 肝CE的记录管理:86例肝受累中,首次肝脏导向管理为阿苯达唑单药30例(34.9%),穿刺–抽吸–注射–再抽吸(puncture–aspiration–injection–reaspiration, PAIR)/改良导管技术(modified catheterization technique, Mo-CAT)31例(36.0%),手术19例(22.1%),观察等待6例(7.0%)。12例经PAIR/Mo-CAT后接受手术,包括一例术后胆瘘。经皮治疗囊肿以Gharbi I型为主(64.5%),手术组III型更多(35.3% vs. 9.7%),观察等待均为IV或V型。索引后CE检出:PAIR/Mo-CAT后10/31,手术后3/17。结论:治疗分配非随机,各组基线不同,结果仅为描述性,不能比较疗效。

3.5 随访中索引后CE检出:104例有随访者中19例(18.3%)发生索引后CE检出;17例基线肝受累,11例肺受累,9例两者均有。与无事件者相比,事件者更多多器官受累(57.9% vs. 11.8%)和肺受累(57.9% vs. 30.6%),囊肿数目更多;多发囊肿、最大囊肿>5 cm和复杂性囊肿比例无差异。事件者记录随访更长(中位3 vs. 2年)。事件率5.7/100人年(19事件/334人年),随访至少2年者16/75(21.3%)有事件。多器官受累关联在校正随访时间后仍存在(比值比9.27,95%置信区间2.94–29.24),随访至少2年者亦显著(9/17 vs. 7/58,p<0.001);肺受累关联校正后保留(比值比3.61,95%置信区间1.23–10.59),但随访至少2年者减弱(9/26 vs. 7/49,p=0.073)。14/19事件有检出日期,中位间隔15.5个月(四分位距4.8–36)。结论:索引后检出为复合结局,不能与WHO定义复发比较;多器官受累与事件持续相关。

讨论总结:该多中心队列提供儿童CE按器官特征的综合描述。肝仍为主,但肺受累超过三分之一,并聚集发热、呼吸道症状、多器官病、复杂囊肿和高炎症标志物。肺囊肿易扩大、与支气管相通、破裂和继发感染,解释其炎症和并发症特征。肺CE发热应促使评估囊肿破裂或继发感染。管理上,肺CE主要手术,而肝CE依据影像分期、大小、症状、并发症和本地经验选择阿苯达唑、经皮、手术或观察等待。肝治疗组差异反映临床选择,非随机,不能比较疗效。阿苯达唑总体耐受良好,仅两例因肝酶升高暂时停药。索引后CE检出18.3%,但为复合结局,包含真复发、再激活、再感染、继发播散和既往未检出病灶,不能与WHO定义复发率比较;多器官受累事件更集中,校正随访时间后仍关联。优势为多中心、较大儿童队列、整合肝肺及少见器官受累。局限包括回顾性、三级转诊选择偏倚、中心间实践差异、实验室数据不完整、治疗非随机、随访非标准化、结局复合等。需要常规WHO-IWGE分类、标准化随访和统一结局定义的前瞻性儿科研究。

研究结论翻译:在这个来自流行地区的多中心儿科队列中,CE表现出显著的器官特异性临床异质性。尽管肝仍是最常受累器官,肺疾病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并以更频繁的呼吸道症状、复杂囊肿和更高炎症标志物为特征。与肺囊肿易破裂和继发感染的倾向一致,发热在复杂性肺囊肿中更常见,肺CE患儿出现发热应促使评估囊肿并发症。这些发现支持按器官适应的临床评估和管理,特别关注肺并发症和多器官受累。阿苯达唑总体耐受良好。随访期间索引后CE检出在多器官疾病患者中最常见,强调结构化随访的必要性,但其最佳方案无法从这些数据确定。需要采用标准化WHO-IWGE分期、统一随访方案和协调结局定义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以阐明儿童CE的器官特异性轨迹和治疗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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