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Designing for delivery: a Delphi study of feasibility-inform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a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clinical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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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FCR)在癌症幸存者中普遍存在,但循证护理极少得到实施。临床路径提供了一种将证据转化为实践的结构化方法。本研究识别了将包含筛查、评估及分诊至阶梯式照护(stepped care)的FCR
目的: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FCR)在癌症幸存者中普遍存在,但循证护理极少得到实施。临床路径提供了一种将证据转化为实践的结构化方法。本研究识别了将包含筛查、评估及分诊至阶梯式照护(stepped care)的FCR临床路径可行地整合至实践中的关键实施障碍、促进因素及策略。
方法:研究人员对澳大利亚健康专业人员及FCR研究者开展了一项三轮德尔菲研究。参与者对FCR临床路径各要素的可行性进行评分并提供定性反馈。采用更新的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CFIR)对定性回答进行内容分析。推荐的策略依据实施变革专家推荐(Expert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ERIC)分类法进行映射。
结果:89名参与者完成了第一轮,69名完成第二轮,73名完成第三轮。各路径要素的可行性评分差异较大(49%-90%)。阶梯式照护要素被广泛认为可行(一致性71%-83%),而资源密集型建议(如培训所有员工进行筛查)被认为最不可行。关键实施促进因素包括适应性(Adaptability)、知识与信息的获取(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以及强烈的创新接受者需求(Innovation Recipient Need)。主要障碍是可获得资源(Available Resources)、工作基础设施(Work Infrastructure)及有限的创新提供者机会(Innovation Deliverer Opportunity)。推荐的策略包括根据当地情境和患者需求定制服务交付,并以模块化培训和本地倡导者(local champions)作为支撑。
结论:实施FCR临床路径需要务实的调整和系统层面的支持。优先考虑高影响力要素、提供培训、整合至现有工作流程以及通过共享决策满足患者需求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采用混合有效性-实施设计来评估这些策略,以确保可持续的实施并改善患者结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癌症幸存者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已超过5300万人。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FCR)是这一群体中最普遍且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支持性护理需求之一。国际个体参与者数据荟萃分析显示,约39%的癌症患者经历中度FCR,19%经历重度/临床级FCR,相当于全球超过3000万人受其影响。重度FCR患者表现出持续的担忧、对身体症状的高度警觉以及功能损害,导致更差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增加医疗资源使用。
尽管已开发出多种有效的FCR筛查工具和治疗干预措施(如ConquerFear、FORT、SWORD等),但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常规临床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已记录的障碍包括:对FCR认识不足、缺乏完善的转诊路径、医疗专业人员能力限制以及在不同临床环境中应用手册化FCR干预措施的困难。直到2024年,加拿大发布了FCR指南,研究人员也开发了配套的澳大利亚FCR临床路径,两者均提倡常规FCR筛查、进一步评估及分诊至阶梯式照护(stepped care)。然而,关于这些路径在常规护理中成功实施的证据仍然有限。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这些经过共识验证的最优FCR临床路径要素在实际环境中具有可行性?为此,研究人员对前期德尔菲研究中收集的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旨在:1)报告最优路径要素的感知可行性;2)识别路径实施的障碍与促进因素;3)制定相应的实施策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对一项已发表的三轮在线德尔菲研究的二次分析。原始研究旨在建立针对早期癌症幸存者FCR管理的临床路径共识。参与者在每轮中对路径要素的最优性和可行性进行评分,并提供开放式评论。本次分析聚焦于可行性数据及定性反馈。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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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招募澳大利亚健康专业人员(涵盖精神卫生、联合健康、护理、肿瘤学等多个学科)及FCR研究人员共94人,经过三轮调查达成共识。
- 2.
定向内容分析(Directed Content Analysis):采用更新的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CFIR)对开放式定性回答进行编码,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并由团队协商解决分歧,以识别实施障碍与促进因素。
- 3.
CFIR-ERIC匹配工具(CFIR-ERIC Matching Tool):利用该理论指导的工具,将识别出的CFIR障碍/促进因素与实施变革专家推荐(Expert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ERIC)分类法中的循证实施策略进行匹配,从而系统性地选择最有可能应对特定情境挑战的策略。
三、研究结果
1. 路径要素的可行性
可行性评分范围为49.4%(“所有临床工作人员都应接受培训以实施FCR筛查并适当回应”)至90.1%(“所有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验证和正常化FCR很重要”)。阶梯式照护治疗路径组件的平均可行性最高(75.9%),而中度FCR支持性自我管理组件的平均可行性最低(61.0%)。资源密集型建议普遍被认为最不可行。
2. 实施决定因素
对410条与最终路径相关的定性回答进行编码,识别出170条障碍、154条促进因素及53条中性因素,分布于更新版CFIR的四个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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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域(Innovation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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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因素:创新适应性(Adaptability)是最常被引用的促进因素(n=22),强调根据当地情境(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调整实施的重要性。创新设计(Innovation Design)也被视为促进因素(n=20),因其符合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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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创新复杂性(Complexity)(n=7)被视为障碍,两步筛查过程被认为增加了行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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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域(Individuals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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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因素:创新接受者需求(Innovation Recipient Need)是强促进因素(n=25),筛查被视为赋权患者讨论FCR。创新提供者能力(Innovation Deliverer Capability)(n=19)也是关键促进因素,大多数工作人员被认为有能力进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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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创新提供者机会(Innovation Deliverer Opportunity)(n=15)是主要障碍,时间和工作量限制阻碍了某些临床人员的筛查机会。创新接受者需求(n=15)在某些情况下也成为障碍,当路径建议与患者偏好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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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环境域(Inner Setting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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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因素:知识和信息的获取(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是最常被引用的促进因素(n=21),培训和教育被视为路径采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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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这是障碍最多的域。可获得资源(Available Resources)(n=31)和工作基础设施(Work Infrastructure)(n=30)是两大主要障碍,涉及资金、人员编制、心理健康专家短缺(尤其在区域中心)以及服务可用性等问题。结构特征(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n=15)也构成障碍,例如公共/私营系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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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域(Outer Setting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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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当地条件(Local Conditions)(n=6)是主要障碍,包括心理服务有限、等待时间长和费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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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因素:伙伴关系与联系(Partnerships and Connections)(n=3)被视为机会,可将FCR干预扩展到癌症中心之外。
3. 推荐实施策略
基于CFIR-ERIC匹配工具,推荐的多方面实施策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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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教育会议和开发定制培训资源,以提高路径意识、主人翁意识和交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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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路径的适应性和本地化定制潜力,以应对地理和资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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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本地倡导者(local champions)来示范和支持实施,以克服创新提供者机会有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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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患者和家属参与共享决策,以满足多样化的接受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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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组织层面策略,如在癌症中心之外建立联盟、争取实施资金以及将路径组件与现有工作流程对齐。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
研究发现,FCR临床路径各要素的可行性差异显著。阶梯式照护的分诊环节被广泛认为是可行的,而涉及普适性或重复性筛查/干预的建议则面临可行性挑战。这反映了最佳实践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张力。路径设计本身被认为是促进因素,但两步筛查和渐进式阶梯照护可能增加复杂性。研究人员建议,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应优先考虑高影响力要素,并根据当地能力进行调整,例如培训选定的工作人员进行筛查,并将分诊重点放在中重度FCR患者身上。
能力建设(通过培训和信息获取)是关键促进因素,但培训所有工作人员可能不切实际,因此建议采用模块化方法,根据角色和资源约束进行定制。内部环境中的资源和基础设施限制是最大的障碍,可通过跨学科能力建设、确定本地倡导者以及建立超越癌症中心的实施联盟来缓解。路径与现有实践的兼容性及其适应性是重要的促进因素,本地化调整(如定义角色、调整转诊路径)至关重要。与患者进行共享决策对于提高参与度(尤其是自我管理干预)至关重要。
研究结论翻译:
实施FCR临床路径需要务实的调整,以克服资源和结构性障碍。资源密集型建议被认为最不可行,这凸显了优先考虑高影响力要素、根据当地情境和患者需求定制服务交付以及利用共享决策优化参与度的必要性。关键实施策略包括模块化培训、整合至现有工作流程以及使用本地倡导者,并辅之以延伸至癌症医院之外的实施联盟。未来研究应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对策略进行情境化和优先级排序,并在真实世界环境中使用混合有效性-实施设计对其进行测试,以确保可持续的服务交付,并通过常规FCR筛查和定制化支持来解决癌症幸存者最大的未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