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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暴露已在广泛动物物种中得到记录,引发了对病毒在野生动物种群内传播及其作为继发性人兽共患感染潜在病毒储存库的担忧。尽管动物SARS-CoV-2血清学监测已增加,但其范围仍远不如人类研究广泛。经验证的血清学检测可作为检测动物既往SARS-CoV
SARS-CoV-2暴露已在广泛动物物种中得到记录,引发了对病毒在野生动物种群内传播及其作为继发性人兽共患感染潜在病毒储存库的担忧。尽管动物SARS-CoV-2血清学监测已增加,但其范围仍远不如人类研究广泛。经验证的血清学检测可作为检测动物既往SARS-CoV-2暴露的重要工具。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展了多物种血清学监测,以评估自由放养野生动物种群包括白尾鹿、浣熊、海狗、海狮、企鹅和鸬鹚的既往SARS-CoV-2暴露。2022年至2024年间共采集589份血清样本,包括白尾鹿(n = 245)、浣熊(n = 147)、海狗(n = 66)、海狮(n = 14)、企鹅(n = 72)和鸬鹚(n = 45)样本。样本使用两种血清学检测进行检测:一种靶向核衣壳(nucleocapsid, N)蛋白抗体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N-ELISA),以及一种靶向刺突(spike, S)蛋白受体结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抗体的替代病毒中和试验(surrogate virus neutralization test, sVNT)。根据既定检测特异性临界值确定血清阳性。白尾鹿中,245份样本有46份(18.8%)为血清阳性。其中,38份仅通过sVNT阳性,7份仅通过N-ELISA阳性,仅1份通过两种检测均为阳性。浣熊中,147份样本有20份(13.6%)通过sVNT阳性,无样本通过N-ELISA阳性。相反,在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中,197份样本有3份(1.5%)通过N-ELISA阳性,包括1份海狗和2份企鹅,而无样本通过sVNT阳性。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强调SARS-CoV-2暴露存在物种特异性差异,并强调多物种血清学监测的重要性,以更好理解SARS-CoV-2循环、持续、传播以及野生动物作为储存库的潜在作用。
论文解读:多物种野生动物SARS-CoV-2血清学监测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是冠状病毒病20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的病原体,属于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的正链单股RNA病毒。SARS-CoV-2可能起源于动物宿主,最可能为蝙蝠,随后传播至人类。多项研究报道了SARS-CoV-2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双向传播,已在60多种伴侣动物、圈养动物、养殖动物和野生动物中记录到感染。动物感染主要与呼吸道和胃肠道症状相关,如鼻分泌物、气短、发热、咳嗽、打喷嚏、嗜睡、呕吐和腹泻,部分感染动物可发展为进展性肺炎和/或继发细菌感染并导致死亡。SARS-CoV-2的快速传播和持续进化显示其强适应性,新变异体的出现引发了对宿主扩展、传播动态以及在人类和动物中长期持续存在的担忧。虽然SARS-CoV-2最初作为人类病原体出现,但其已显示能够感染并在广泛非人动物物种中进化,表明其广泛宿主范围。伴侣动物如犬、猫、家养雪貂和仓鼠的易感性已在与感染人类密切接触后被充分报道。这种人际到动物的传播超出了家庭范围。2020年3月,纽约市为SARS-CoV-2全球热点地区时,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5只老虎和3只狮子检测为SARS-CoV-2阳性。流行病学和基因组分析显示,传播来自感染饲养员至动物,并提供证据表明老虎和狮子由两种不同SARS-CoV-2基因型感染。该暴发代表非家养动物中首次记录到的SARS-CoV-2反向人兽共患传播,尽管反向人兽共患传播已在圈养和自由放养野生动物的许多其他病原体中得到充分记录。动物学环境为研究自然SARS-CoV-2感染提供了更好机会,随后多项研究调查了多种动物园动物物种中的传播、溢出事件和宿主易感性,并报道了反向人兽共患传播病例。尽管大多数已记录的SARS-CoV-2感染发生在伴侣动物和圈养动物中,但近期证据表明,自由放养野生动物种群包括浣熊、兔、弗吉尼亚负鼠、鹿鼠、东部红蝠、土拨鼠、臭鼬、松鼠、白尾鹿和海洋哺乳动物也暴露于该病毒。其中,白尾鹿被提示为二次人兽共患传播的潜在病毒储存库。因此,动物储存库的潜在建立构成重大全球公共卫生关注。血清学检测通过诊断既往感染和监测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在评估动物健康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因高灵敏度和大规模监测能力而使用最广。这些调查为伴侣动物、圈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种群中SARS-CoV-2暴露提供了重要见解。值得注意的是,伴侣动物尤其是猫和犬的监测通常显示总体暴露较低。一项美国全国性研究评估2292份犬和猫血清样本,仅通过ELISA鉴定出16份阳性(11只猫和5只犬),其中仅4份猫样本含有确认的中和抗体。类似地,意大利南部一项血清调查报告2.7%的低血清阳性率,仅2份犬样本经中和试验验证。在圈养动物方面,研究人员此前在两个动物学机构的血清学监测显示,少数圈养物种存在SARS-CoV-2暴露,包括懒熊、南美貘、老虎和家养雪貂。此外,接种两剂亚单位疫苗的动物中,73.9%和83.3%产生了可检测免疫反应。在自由放养野生动物背景下,多项血清学研究已证明美国多个州包括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存在SARS-CoV-2暴露。俄亥俄州东北部一项血清学调查分析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采集的472份鹿血清样本,鉴定出总体血清阳性率约17.2%,交叉反应最小;结果与病毒中和试验比较以确认暴露。白尾鹿SARS-CoV-2暴露已提出多种传播途径,包括与人类直接或间接接触、通过污染水的环境暴露以及与其他感染动物的相互作用。然而,尽管溢出证据不断增加,自由放养种群中的血清阳性率数据仍然稀疏,真实暴露程度尚未完全理解。本研究目标是评估多种野生动物中SARS-CoV-2既往暴露证据,从而评价血清阳性率。
为开展研究,作者采用多物种血清学监测。2022年至2024年间共采集589份血清样本,来自两个地理区域。北美样本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东北部2023年至2024年(n = 392),包括自由放养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 n = 245)和浣熊(Procyon lotor, n = 147),捕获多个年龄组和两种性别;北美动物样本为政府机构常规野生动物管理期间机会性死后采集。南美样本来自秘鲁海岸2022年至2024年(n = 197),包括南美海狗(Arctocephalus australis, n = 66)、南美海狮(Otaria byronia, n = 14)、洪堡企鹅(Spheniscus humboldti, n = 72)和Guanay鸬鹚(Leucocarbo bougainvillii, n = 45);样本在健康评估时依据政府许可Resolución Jefatural 021-2022-SERNANP-RNSIIPG、003-2023-SERNANP-RNSIIPG和015-2023-SERNANP-RNIPG采集,地点为Punta San Juan,属于Reserva Nacional Sistema de Islas, Islotes y Puntas Guaneras(RNSIIPG)海洋保护区网络。检测采用两种血清学方法:N-ELISA检测靶向核衣壳(N)蛋白抗体,按样本与阳性百分比(sample-to-positive percentage, S/P%)判定,S/P% ≥ 60%为阳性,50% < S/P% < 60%为可疑,S/P% ≤ 50%为阴性;sVNT检测阻断S蛋白RBD与宿主ACE2受体结合的中和抗体,使用野生型/祖先SARS-CoV-2株Wuhan-Hu-1重组RBD,抑制率≥30%为阳性,<30%为阴性。
在研究结果中,3.1 野生动物种群中SARS-CoV-2血清阳性率:研究人员对589份野生动物血清样本筛查抗SARS-CoV-2抗体,包括245份白尾鹿、147份浣熊、197份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66份海狗、14份海狮、72份企鹅和45份鸬鹚)。由于sVNT和N-ELISA靶向不同病毒抗原,分别为刺突RBD和核衣壳,因此任一检测阳性即判定为血清阳性。总体血清阳性率在不同队列中变化。陆地物种中,白尾鹿暴露率最高,46/245份阳性(18.8%);浣熊血清阳性率为13.6%(20/147)。相比之下,秘鲁海岸海洋和鸟类物种总体血清阳性率显著较低,为1.5%(3/197),包括1只海狗(1.5%,1/66)和2只企鹅(2.8%,2/72)。所有采样海狮(0/14)和鸬鹚(0/45)均为血清阴性。3.2 SARS-CoV-2 S和N蛋白抗体检测:sVNT和N-ELISA抗体检测模式在采样野生动物物种间差异显著。白尾鹿中,15.5%(38/245)血清样本仅sVNT阳性,2.9%(7/245)仅N-ELISA阳性;仅1份鹿样本(0.4%)两种检测双阳性,1份sVNT阳性样本(0.4%)N-ELISA可疑。浣熊中,13.6%(20/147)血清样本sVNT阳性,未鉴定到N-ELISA阳性个体。相反,沿海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中,血清阳性仅通过N-ELISA检测到,总体率为1.5%(3/197),包括1只南美海狗和2只企鹅;无海洋或鸟类样本sVNT阳性。这些发现强调陆地与海洋野生动物队列间抗体检测谱存在明显检测特异性差异。3.3 通过sVNT评估白尾鹿SARS-CoV-2血清学反应:为进一步表征白尾鹿队列血清学特征,研究人员分析全部245份血清样本的sVNT抑制值。基于30%抑制的检测特异性临界值,39份样本血清阳性,平均抑制为59.6%(范围31.2–97.3%),206份样本血清阴性。在血清阳性子集中,16份样本抑制值在30–50%(其中6份超过41.5%),12份在50–80%(其中4份超过60%),11份显示80–100%高抑制(其中8份超过91.5%)。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一半sVNT血清阳性样本(59.0%,23/39)显示中度至强抑制(≥50%)。该分布表明暴露白尾鹿种群抗体反应幅度存在变异性。3.4 通过sVNT评估浣熊SARS-CoV-2血清学反应:研究人员评估浣熊血清样本sVNT抑制值分布以评价SARS-CoV-2血清学反应。使用30%抑制的检测特异性血清阳性阈值,13.6%(20/147)血清样本为血清阳性,其余86.4%(127/147)为血清阴性。值得注意的是,与白尾鹿观察到的多样抑制谱相反,所有血清阳性浣熊样本均严格位于30–50%低层抑制范围,平均抑制为35.2%(范围30.2–48.9%)。在该阳性队列中,17份样本低于40%,3份样本在42.9–48.9%之间。无个体显示超过50%阈值的中和活性。
讨论部分总结:SARS-CoV-2全球循环强调监测野生动物种群以追踪病毒暴露、评估跨物种传播动态并鉴定可能驱动人兽共患回溢事件的潜在储存库至关重要。分子诊断检测对鉴定活动性感染不可或缺,但其效用受狭窄时间窗口限制。相反,血清学监测通过检测持久抗SARS-CoV-2抗体提供延长诊断时间线,从而成为鉴定野生动物群落既往暴露的稳健工具。因此,持续血清监测是主动同一健康(One Health)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对于监测在扩大的人–野生动物界面活动的关键桥梁宿主物种。SARS-CoV-2是人兽共患病原体,既往研究显示许多野生动物对SARS-CoV-2易感。本研究中,在多个自由放养种群包括白尾鹿、浣熊、海狗和企鹅中检测到针对SARS-CoV-2刺突蛋白和核衣壳蛋白的抗体,表明SARS-CoV-2暴露已在多种野生动物中引起可测量体液反应。然而,真实暴露率可能因若干原因被低估:宿主层面,抗体衰减、免疫能力降低或采样时未知免疫状态可能限制检测;检测层面,sVNT使用的祖先Wuhan-Hu-1 RBD抗原可能对抗原距离较远的Omicron亚系敏感性降低,可能导致近期暴露低估;最后,一些动物可能主要产生细胞免疫反应,而体液检测无法捕获。总体,这些数据支持该病毒能够感染广泛动物宿主的不断增长的证据。自由放养野生动物中,白尾鹿越来越被报道暴露于SARS-CoV-2,并被认为是潜在储存宿主。其高易感性在分子层面由白尾鹿与人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受体结构相似驱动,促进病毒刺突受体结合域高亲和力结合。除细胞易感性外,密切人–鹿界面和共享环境暴露,包括与人类污染源如垃圾、后院喂食器、诱饵站以及污染城市水道或径流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有利于高效传播和长期病毒持续。这种高易感性与频繁人类源暴露途径的结合促进鹿种群内持续病毒循环,为病毒适应和进化创造独特机会。本研究中,46/245份白尾鹿血清样本(18.8%)血清阳性,与俄亥俄州东北部先前调查总体血清阳性率17.2%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血清阳性样本(39/46)由sVNT检测,提示该物种中针对刺突受体结合域(S-RBD)的抗体水平可能比针对核衣壳(N)蛋白的抗体更稳健或持久,尽管直接定量比较受不同检测形式、靶抗原和样本稀释因子限制。此外,相当比例阳性样本显示超过80%抑制的强中和谱,表明感染后稳健体液免疫反应。需注意sVNT和N-ELISA均不能视为本背景下确定金标准,因为二者靶向不同病毒抗原并采用不同检测形式。sVNT测量针对刺突受体结合域的中和抗体,N-ELISA检测针对核衣壳蛋白的抗体。因此,两种检测间不一致结果可能反映抗原特异性抗体反应的真正差异而非检测错误。野生动物SARS-CoV-2血清学缺乏普遍验证金标准进一步复杂化解释。对于sVNT阳性结果,确认性病毒中和试验(virus-neutralization test, VNT)可帮助验证中和抗体活性;但VNT不能裁决N-ELISA阳性/sVNT阴性不一致,因为VNT也测量刺突介导中和而非核衣壳导向抗体。对于此类情况,正交方法如独立核衣壳检测、免疫荧光或检测大流行前对照血清以排除交叉反应更具信息性。除白尾鹿外,浣熊代表另一种显示显著SARS-CoV-2暴露的共人种物种。本研究中,浣熊通过sVNT血清阳性率为13.6%(20/147),与近期更大规模野生动物监测一致,如弗吉尼亚和华盛顿特区野生动物群落广泛暴露研究检测到自由放养浣熊中活动性病毒RNA和抗体反应。有趣的是,尽管该调查在高人类使用区鉴定到活动性病毒排放(4/84)和血清阳性(4/11),本队列显示高度受限体液谱。本研究中所有20只血清阳性浣熊完全位于30–50%抑制的狭窄低层中和窗口,平均35.2%,且通过N-ELISA完全缺乏可检测核衣壳导向抗体。鉴于实验攻击模型提示浣熊总体病毒复制低且不易维持持续种内传播,观察到的低水平、一致sVNT抑制谱可能反映来自人类主导环境的偶发历史溢出事件,而非浣熊种群内活动性地方性循环。与白尾鹿和浣熊相比,沿海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中SARS-CoV-2暴露血清学证据有限。总队列仅1.5%(3/197)检测阳性,包括1只南美海狗(1.5%,1/66)和2只企鹅(2.8%,2/72),而所有海狮(0/14)和鸬鹚(0/45)完全血清阴性。该低血清阳性率表明,SARS-CoV-2暴露在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中的发生频率显著低于陆地环境。这些结果与美国海洋哺乳动物近期监测研究一致,该研究同样在三种鳍足类包括港海豹、灰海豹和加州海狮中检测到低水平中和抗体。企鹅N-ELISA阳性检测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些物种与人类直接接触有限;可能暴露途径包括海水环境污染或与感染废物接触,但不能排除与其他冠状病毒交叉反应或非特异性ELISA反应。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无大流行前血清样本可用,而此类样本本可帮助建立基线血清反应性并排除假阳性反应。未来研究应纳入大流行前对照以确认最小人类接触野生动物物种中ELISA检测的特异性。此外,近期研究报道在中国迁徙鸟(苔原天鹅)中检测到SARS-CoV-2基因组RNA,扩展已知宿主范围至鸟类;然而,解释野生鸟种群血清学发现时应考虑与禽冠状病毒交叉反应的可能性。据研究人员所知,南美海岸海洋哺乳动物可比大规模血清监测仍有限,强调该区域扩展监测需求。尽管总体血清阳性率非常低,这些集体发现提供明确证据表明SARS-CoV-2暴露途径延伸至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此外,由于北美样本为死后采集,采样间隔可能影响抗体可检测性,解释结果时应考虑。
研究结论翻译:在自由放养白尾鹿、浣熊、企鹅和海狗中检测到抗SARS-CoV-2抗体,扩展了该病毒广泛宿主范围的不断增长的证据,并强调野生动物在病毒维持中的潜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首次提供了企鹅和海狗中SARS-CoV-2暴露的血清学证据,同时为浣熊和白尾鹿提供了有价值的支持性证据。这些物种间观察到的血清阳性率差异表明,生态行为、宿主易感性和暴露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野生动物中的病毒传播动态。持续的多物种血清学监测对于提高研究人员对病毒循环、持续以及未来人兽共患或反向人兽共患传播事件可能性的理解仍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