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促胰素受体生物学与GLP-1R激动剂在代谢疾病中的治疗作用:从受体信号转导到临床应用的整合性评述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GLP-1 Receptor Biology and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Incretin-Based Agonists in Metabolic Diseas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0日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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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T2DM)是一种以持续性高血糖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由遗传和生活方式因素共同导致,涉及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和外周组织胰岛素抵抗。T2DM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占所有病例的90%以上,目前是全球第八大疾病负担原因,预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T2DM)是一种以持续性高血糖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由遗传和生活方式因素共同导致,涉及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和外周组织胰岛素抵抗。T2DM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占所有病例的90%以上,目前是全球第八大疾病负担原因,预计到2050年将上升至第二位。肥胖症是日益严重的全球健康危机,截至2022年影响约8.9亿成年人,临床定义为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超过30 kg/m2,而BMI超过25 kg/m2则归类为超重。肥胖与T2DM密切相关,共享慢性低度炎症、脂质代谢失调和胰岛素信号受损等病理生理机制,共同增加心血管疾病、卒中和某些癌症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并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尽管生活方式干预仍是两种疾病的一线推荐方案,但往往不足以实现持续的血糖控制或有意义的体重减轻。传统T2DM疗法(包括二甲双胍、磺脲类、噻唑烷二酮类和外源性胰岛素)存在明确的局限性,包括体重增加、低血糖和心血管并发症风险。在此背景下,基于肠促胰素的疗法已成为变革性的治疗类别。肠促胰素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lucose-dependent insulinotropic polypeptide, GIP)——是餐后由肠道分泌的肽类激素,可增强胰腺β细胞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分泌。GLP-1受体(GLP-1 receptor, GLP-1R)在多个器官中表达,其激活可产生多种代谢和生理效应。靶向GLP-1R的疗法在诱导胰岛素分泌和抑制食欲方面表现出高效力,促进血糖控制和体重减轻。多种GLP-1受体激动剂(GLP-1 receptor agonists, GLP-1RAs)已获批上市,包括度拉糖肽和司美格鲁肽。网络荟萃分析显示,司美格鲁肽平均降低糖化血红蛋白(HbA1c)1.40%,体重较安慰剂组减少3.13 kg。近年来,双重和三重受体激动剂已进入开发阶段:替尔泊肽(tirzepatide)为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瑞他鲁肽(retatrutide)为GLP-1/GIP/胰高血糖素三受体激动剂,旨在利用互补的肠促胰素通路获得超越GLP-1RA单药治疗的疗效。本文综述了GLP-1R的结构及其作用机制,重点关注胰腺β细胞效应;随后讨论GLP-1R类药物的开发及其在T2DM和肥胖症中的临床应用、当前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2型糖尿病(T2DM)和肥胖症是当今全球最为突出的两大代谢性疾病负担。T2DM以持续性高血糖为特征,源于遗传与生活方式因素共同导致的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和外周组织胰岛素抵抗,占所有糖尿病病例的90%以上,目前位列全球疾病负担第八位,预计至2050年将升至第二位。肥胖症同样构成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2022年全球约8.9亿成年人受其影响,临床以体重指数(BMI)超过30 kg/m2为诊断标准。两种疾病在病理生理层面紧密交织,共享慢性低度炎症、脂质代谢紊乱和胰岛素信号受损等机制,共同推高心血管疾病、卒中和特定癌症的风险,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2021年全球糖尿病相关支出已达9660亿美元,预计2045年将突破1万亿美元。
尽管生活方式干预仍为一线推荐,但常不足以实现持续的血糖控制或具有临床意义的体重减轻。传统T2DM药物如二甲双胍、磺脲类、噻唑烷二酮类和外源性胰岛素存在体重增加、低血糖风险和心血管并发症等固有局限;肥胖症的药物治疗亦长期受困于疗效有限和不良反应谱不佳。这一现状催生了对能够同时应对两种疾病共同代谢失调的治疗策略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基于肠促胰素的疗法应运而生,成为变革性的治疗类别。肠促胰素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是餐后由肠道分泌的肽类激素,通过增强胰腺β细胞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分泌发挥核心作用。GLP-1受体(GLP-1R)在多个器官广泛表达,其激活产生一系列代谢和生理效应。靶向GLP-1R的疗法在诱导胰岛素分泌和抑制食欲方面表现出色,已有多款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s)获批用于T2DM、肥胖及相关并发症的治疗。近年来,双重(GLP-1/GIP)和三重(GLP-1/GIP/胰高血糖素)受体激动剂的开发进一步拓展了治疗潜力。本文旨在系统评述GLP-1R的结构、信号转导机制及其在β细胞中的效应,梳理GLP-1R类药物的研发历程与临床应用现状,并讨论当前局限与未来方向。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开展本项综述性研究:一是基于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冷冻电镜和X射线晶体学解析GLP-1R的二维结构域架构(N端结构域与七次跨膜结构域),阐明配体识别和G蛋白偶联的构象变化机制;二是信号转导研究技术,通过G蛋白和β-arrestin通路的功能实验(包括cAMP测定、β-arrestin招募实验和受体内化追踪)揭示不同激动剂的偏向性信号特征;三是药理学与临床研究方法,系统收集和分析了多项关键注册临床试验数据(如SUSTAIN系列、LEADER、SELECT、SURPASS系列、SURMOUNT系列、STEP系列、OASIS系列等),涵盖T2DM血糖控制、肥胖症体重减轻和心血管结局等终点指标;四是蛋白质工程与药物设计技术,包括DPP-4抗性氨基酸替换、脂肪酸酰化白蛋白结合策略、Fc片段融合技术等,用于延长肽类药物半衰期。此外,研究还整合了网络荟萃分析方法,对不同GLP-1RA的疗效进行定量比较。

三、研究结果

3.1 GLP-1与肠促胰素系统

肠促胰素效应指口服营养物质摄入后较等量静脉葡萄糖输注引起更强的胰岛素分泌,由肠道源性激素介导。两种主要肠促胰素为十二指肠K细胞分泌的GIP和肠道L细胞产生的GLP-1。在T2DM中,GIP因慢性高血糖下受体下调而基本丧失胰岛素促泌活性,而GLP-1保留该活性,确立了GLP-1R作为肠促胰素轴主要药理学靶点的地位。GLP-1由前胰高血糖素原(由Gcg基因编码)经组织特异性加工产生:肠道L细胞和脑干孤束核(NTS)神经元中,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kexin 1型(PCSK1)裂解产生GLP-1、GLP-2、肠高血糖素、胃泌酸调节素等;而胰腺α细胞中,PCSK2则产生胰高血糖素等产物。GLP-1以GLP-1(7–36)NH2为主要循环异构体,分泌后迅速被二肽基肽酶-4(DPP-4)灭活,半衰期仅1–2分钟,仅约10–15%的分泌GLP-1以完整形式进入体循环。GLP-1的生理功能包括:葡萄糖依赖性增强胰岛素分泌(通过cAMP信号通路,仅在高血糖条件下被放大);延缓胃排空以降低餐后血糖进入循环的速率;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通过刺激δ细胞释放生长抑素、直接抑制α细胞及β细胞源性因子的间接抑制);以及通过中枢机制促进饱腹感——外周GLP-1激活迷走神经传入通路,刺激NTS中的中枢GLP-1产生神经元,进而调控下丘脑弓状核(ARC)中促进食欲的刺鼠相关肽(AgRP)/神经肽Y(NPY)神经元和抑制食欲的阿片黑素细胞皮质素原(POMC)神经元活性。

3.2 GLP-1R生物学与信号转导

GLP-1R属于B1类G蛋白偶联受体(GPCRs)中胰高血糖素受体家族分支,由6号染色体上GLP-1R基因编码,含463个氨基酸,分子量62 kDa。其识别能力源于双结构域架构:N端结构域(NTD)结合配体C端片段,七次跨膜结构域(7TMD)结合配体N端部分。配体结合触发TM6胞外半段的向外移动,进而推动其胞内半段外移,打开胞内空间供G蛋白对接。GLP-1R在胰腺β细胞中的经典信号通路为Gαs介导的cAMP/PKA/Epac级联:受体激活促使Gαs交换GDP为GTP,激活腺苷酸环化酶(AC)产生cAMP,进而激活蛋白激酶A(PKA)和cAMP直接激活的交换蛋白(Epac),抑制ATP敏感性钾通道(KATP),引起膜去极化并开放电压门控L型钙通道,Ca2+内流触发胰岛素分泌颗粒的胞吐。该通路严格依赖葡萄糖浓度,从而将低血糖风险降至最低。cAMP/PKA信号还通过磷酸化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和激活胰腺十二指肠同源盒1(PDX-1)增强胰岛素基因表达,并通过PI3K/Akt和mTOR通路促进β细胞存活。GLP-1R还可偶联Gαq,激活磷脂酶C(PLC)产生二酰甘油(DAG)和三磷酸肌醇(IP3),激活蛋白激酶C(PKC)并促进胞内钙释放。此外,GLP-1R可通过β-arrestin支架激活MAPK/ERK1/2通路,发挥抗凋亡保护作用。
偏向性激动是GLP-1R药理学的重要概念:不同配体可选择性稳定受体不同构象,从而优先激活G蛋白或β-arrestin招募。配体N端是偏向性的主要决定因素——exendin-4的苯丙氨酸1位替换产生Gαs偏向信号,内化缓慢并快速回收到膜表面;而天冬氨酸3位替换则偏向β-arrestin招募,驱动快速内化和溶酶体降解。受体转运的最终命运主要由内体酸性环境中的配体解离速率决定:快速解离的配体促进受体再循环,紧密结合的配体则倾向于溶酶体降解。GLP-1R的翻译后修饰(磷酸化、糖基化、棕榈酰化、泛素化和SUMO化)共同调控其折叠、稳定性、转运和亚细胞分布。受体通过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内化,其C端尾部含有直接的接头蛋白2(AP2)结合域,可独立于β-arrestin介导内吞。

3.3 GLP-1受体激动剂与靶向疾病

天然GLP-1的治疗潜力受限于快速灭活(DPP-4裂解和肾清除导致半衰期不足2分钟)。结构修饰策略围绕三种方案展开:N端替换实现DPP-4抗性(如第2位丙氨酸替换为甘氨酸或α-氨基异丁酸Aib);通过酰化作用实现可逆白蛋白结合以延长半衰期(如利拉鲁肽和司美格鲁肽);以及通过分子量增大降低肾清除(如Fc融合蛋白度拉糖肽)。司美格鲁肽通过优化的脂肪酸二酸链和Aib替换实现约160小时半衰期,支持每周一次给药。GLP-1RAs分为exendin-4来源和人类GLP-1来源两类,前者免疫原性较高;按作用时长分为短效和长效两类,短效药物主要通过延缓胃排空降低餐后血糖,长效药物则通过持续受体激活更全面地影响空腹血糖、食欲和体重。
在T2DM管理方面,降糖效力似乎从短效到长效再到双激动剂递增:短效药物HbA1c降幅不足1%,长效GLP-1RAs降幅为1.05–1.5%,替尔泊肽在SURPASS-1试验中所有剂量均超过司美格鲁肽,最高剂量(15 mg/周)实现2.11%的HbA1c降幅。与基础胰岛素相比,GLP-1RAs降糖效果相当或更优且低血糖风险更低。GLP-1RAs还可通过β细胞功能保护预防T2DM进展:STEP-10试验中司美格鲁肽使81%参与者糖尿病前期逆转;SURMOUNT-1试验中替尔泊肽将T2DM进展率降至1.3%(安慰剂组13.3%),其中约一半获益归因于体重减轻。
在肥胖治疗方面,高剂量GLP-1RAs(如司美格鲁肽2.4 mg)的主要治疗效应为中枢介导的食欲抑制。脑内GLP-1R对体重减轻至关重要——中枢神经元特异性GLP-1R敲除小鼠中利拉鲁肽无法减重但仍可改善血糖。司美格鲁肽在ARC中产生比利拉鲁肽更广泛的效应,可能解释其更大的减重效果。临床试验数据显示:STEP-UP试验中司美格鲁肽7.2 mg/周72周减重18.7%;SURMOUNT-1试验中替尔泊肽15 mg/周72周减重20.9%;SURMOUNT-5头对头试验中替尔泊肽减重20.2%,优于司美格鲁肽的13.7%。GLP-1RA诱导的体重减轻主要反映食欲下降而非能量消耗增加,停药后体重回升可能与此相关。
在心血管获益方面,SUSTAIN-6试验中司美格鲁肽将高危T2DM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降至6.6%(安慰剂组8.9%);LEADER试验中利拉鲁肽将主要复合心血管结局降至13.0%(安慰剂组14.9%),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均降低;SELECT试验将研究扩展至无糖尿病的超重和肥胖人群,司美格鲁肽2.4 mg/周使主要心血管事件降至6.5%(安慰剂组8.0%),风险降低20%,支持GLP-1类疗法的心血管保护为类效应。

四、讨论与结论

当前GLP-1RAs的主要局限包括:胃肠道不良反应(恶心、便秘、腹泻等)发生率高达80%,10–20%患者因此停药;多数药物为注射制剂,依从性挑战与胰岛素类似;口服司美格鲁肽虽已获批,但受限于成本、效力降低和严格的给药要求。未来方向包括:小分子非肽类口服激动剂(如danuglipron和orforglipron)通过结合GLP-1R变构位点激活信号通路,有望改善给药途径和成本问题;双重(替尔泊肽)和三重(瑞他鲁肽)受体激动剂通过协同肠促胰素通路实现超越单受体药物的疗效。研究结论指出:GLP-1R信号转导的复杂性——包括偏向性激动、受体转运和翻译后修饰——为下一代激动剂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GLP-1R的疗法已成为T2DM和肥胖症治疗的重要支柱,其在心血管保护方面的类效应已获多项大型临床试验支持;未来药物开发应聚焦于优化信号偏向性、延长半衰期、改善给药途径和降低不良反应,以实现更优的疗效-耐受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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