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estive and Liver Disease》:Adherence to advanced therapie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Real-world rates and predictors of non-ad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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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目的: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的关键治疗手段,但长期依从性仍面临挑战。本研究评估了IBD患者对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并识别了非依从的预测因素。
方法:收集2024年1月
背景与目的: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的关键治疗手段,但长期依从性仍面临挑战。本研究评估了IBD患者对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并识别了非依从的预测因素。
方法:收集2024年1月至10月期间所有接受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治疗患者的治疗方案。静脉输注日期从行政数据库中获取,接受皮下治疗的患者通过电话联系。对于口服药物,通过在补药时进行药片计数来测量依从性。记录临床和人口统计学数据。比较不同治疗方式间的非依从率,并使用比值比(odds ratio,OR)进行分析。
结果:研究纳入342例患者:127例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208例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4例未分类结肠炎和3例贮袋炎。治疗药物包括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n=117)、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n=55)、维得利珠单抗(Vedolizumab,n=55)、乌司奴单抗(Ustekinumab,n=100)、戈利木单抗(Golimumab,n=3)、瑞莎珠单抗(Risankizumab,n=2)及小分子药物(n=10)。总体非依从率为30.4%(104/342)。在1,035次计划给药中,125次(12%)缺失。皮下/口服治疗方案的漏药率显著高于静脉输注方案(p < 0.0001)。较高教育水平(OR 2.2,95% CI 1.62–4.99)和皮下治疗(OR 3.75,95% CI 1.83–7.66)是非依从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本研究发现IBD患者对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治疗的非依从率较低。较高教育水平和皮下治疗是潜在的非依从风险因素。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是一类慢性、复发性疾病,以持续性肠道炎症为特征,通常需要终身治疗。疾病管理常涉及免疫抑制治疗,包括生物制剂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小分子药物,旨在诱导并维持临床缓解。过去二十年间,治疗手段取得重大进展,现有药物可通过不同给药途径使用,包括静脉输注、皮下注射和口服给药。
长期治疗的非依从性是慢性疾病管理中的重大挑战,在IBD中尤为突出,因为非依从可能导致疾病活动增加、治疗应答丧失以及医疗成本升高。传统口服药物如美沙拉嗪和柳氮磺吡啶的低依从率已有大量文献记载,然而关于先进疗法依从性的证据仍然有限。现有研究表明,抗肿瘤坏死因子(anti-TNF)制剂的非依从率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中可高达30%,在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中可高达50%。多种心理、社会及治疗相关因素被认为与依从性差有关,包括女性、公共保险、较高给药频率以及给药途径。随着皮下和口服制剂的广泛应用,患者可在院外自行给药,理解依从模式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IBD患者对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治疗的真实世界依从率,并识别非依从的临床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在意大利罗马Tor Vergata大学三级IBD中心开展了一项观察性研究,纳入2024年1月至10月期间所有接受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治疗的确诊IBD成年患者,共342例,其中60%为男性,中位年龄50岁。研究涵盖静脉输注药物(英夫利西单抗、维得利珠单抗、瑞莎珠单抗)、皮下治疗(阿达木单抗、戈利木单抗、维得利珠单抗、乌司奴单抗、瑞莎珠单抗)以及口服小分子药物(托法替布、非戈替尼、乌帕替尼)。总体非依从率为30.4%(104/342),其中5.6%的患者漏服超过一次计划给药,且全部属于自行给药组。在1,035次计划给药中,12.1%被漏服。皮下/口服治疗组的漏药率显著高于静脉输注组(p < 0.0001)。多变量分析显示,皮下/口服给药途径(OR 3.75,95% CI 1.83–7.66)和较高教育水平(OR 2.20,95% CI 1.62–4.99)是非依从的独立预测因素。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自行给药方案在真实世界中面临更高的非依从风险,提示治疗监督和与医护人员的定期接触对维持依从性至关重要。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多种方法评估不同给药途径的依从性。静脉输注药物的输注日期和漏诊记录从医院行政数据库获取。皮下治疗患者由IBD门诊医生通过结构化电话访谈收集数据,询问是否漏服或延迟注射、次数及原因。口服小分子药物依从性通过每次补药时的药片计数评估,该中心口服药物每4个月发放一次。非依从定义为至少一次非临床决策所致的漏服或延迟给药。统计分析采用逻辑回归模型估计比值比(odds ratio,OR)及95%置信区间,单变量分析中p<0.10的变量进入多变量模型。
四、研究结果
4.1 研究人群特征
研究共纳入342例患者,其中UC 127例(37.1%)、CD 208例(60.8%)、未分类结肠炎4例(1.2%)、慢性贮袋炎3例(0.9%)。治疗分布为英夫利西单抗117例(34.2%)、阿达木单抗55例(16.1%)、维得利珠单抗55例(16.1%)、乌司奴单抗100例(29.2%)、戈利木单抗3例(0.9%)、瑞莎珠单抗2例(0.6%)、小分子药物10例(2.9%)。入组时38.3%患者处于临床缓解期,38%为轻度活动,18.4%为中度活动,5.3%为重度活动。26.9%患者存在临床相关合并症,3.5%有精神科合并症。
4.2 非依从率
总体而言,104/342例患者(30.4%)在研究期间漏服至少一次计划给药,其中31例接受静脉输注治疗、70例接受皮下治疗、3例接受口服小分子药物。19例患者(5.6%)漏服超过一次,全部属于自行给药组。静脉输注组无患者漏服超过一次。在1,035次计划给药中,125次(12.1%)被漏服。皮下和口服治疗作为单一治疗组,其漏药率显著高于静脉输注组(73例 vs. 31例,p < 0.0001)。在155例皮下治疗患者中,乌司奴单抗100例(65%)、阿达木单抗55例(35%),两种皮下治疗间无显著差异(p = 0.08)。
4.3 非依从的预测因素
单变量分析中,皮下或口服治疗(OR 4.58,95% CI 2.62–7.99;p < 0.001)、较高教育水平(OR 2.31,95% CI 1.07–4.97;p = 0.022)、CD诊断(OR 2.32,95% CI 1.32–4.08;p = 0.004)以及入组时疾病活动(OR 1.67,95% CI 1.02–2.72;p = 0.042)与非依从显著相关。相反,合并用药与非依从风险降低相关(OR 0.54,95% CI 0.32–0.90;p = 0.017)。多变量分析中,仅皮下/口服给药途径(OR 3.75,95% CI 1.83–7.66;p = 0.0003)和较高教育水平(OR 2.20,95% CI 1.62–4.99;p = 0.040)仍为独立预测因素。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IBD患者在接受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治疗时存在非依从行为,其中自行给药患者尤为突出。自行给药与非依从之间的强关联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仍然稳健,是本研究队列中最强的预测因素,提示治疗监督和与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定期接触在维持依从性方面具有潜在重要性。较高教育水平与非依从的关联属意外发现,可能与患者更强的自主性、繁忙的职业安排以及治疗信念和认知因素有关。CD患者非依从率更高,与既往研究一致。合并用药与较高依从性相关,可能反映更密切的医疗监督。非依从的临床意义重大,与疾病发作、住院和抗药物抗体形成风险增加有关,最终导致治疗失败和医疗成本上升。改善依从性的干预措施应多维化,包括患者教育、动机性访谈、共同决策以及电子提醒和远程监测等技术工具。
研究结论:约三分之一的IBD患者在接受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治疗时存在非依从行为,尤其是接受自行给药治疗的患者。给药途径和教育水平是非依从的独立预测因素。改善依从性的策略应整合以患者为中心的教育、行为支持和结构化随访,尤其针对接受家庭治疗的患者。未来研究应评估系统性依从性监测和数字支持能否有效改善长期治疗持续性和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