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在父母丧亲前后的精神药物使用轨迹及其与自杀死亡风险的关联:一项瑞典全国队列研究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Psychotropic medication trajectories around parental bereavement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suicide mortality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Swedish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来源: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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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青春期或青年期(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YA)经历父母死亡是一个重大生活事件,具有深远的心理后果,并可能启动或加剧精神药物使用。本研究识别了父母丧亲前后不同的精神药物使用轨迹、这些轨迹与自杀死亡率的关联,以及影响轨迹

  
目的:青春期或青年期(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YA)经历父母死亡是一个重大生活事件,具有深远的心理后果,并可能启动或加剧精神药物使用。本研究识别了父母丧亲前后不同的精神药物使用轨迹、这些轨迹与自杀死亡率的关联,以及影响轨迹组成员归属的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利用瑞典国家登记数据,确定了1977年至2010年间出生于瑞典、在10至29岁期间首次经历父母死亡的个体(n=141,006)。采用零膨胀泊松群组轨迹建模,对丧亲前两年至丧亲后四年的精神药物使用进行建模。采用Cox回归检验与自杀死亡率的关联,并采用多项逻辑回归评估与轨迹组成员归属相关的因素。

结果:出现四个轨迹:低/不使用(80.6%)、丧亲后增加(8.4%)、丧亲后减少(5.7%)和持续高使用(5.3%)。与低/不使用组相比,所有其他轨迹(包括丧亲后减少组)均与自杀死亡率升高相关(HRs 2.81–3.13;95% CIs:1.65–5.30)。在自然原因父母死亡后(HRs 3.26–4.07;95% CIs:1.77–7.57)以及主要使用镇静剂的人群中(HRs 5.20–7.70;95% CIs:1.78–21.7),关联更强。丧亲前精神科病史、女性、较低社会经济背景和非自然原因父母死亡是与精神药物使用轨迹组成员归属相关的最强因素。

结论:父母丧亲前后的精神药物使用轨迹可作为AYA自杀脆弱性的标志。丧亲后减少组中较高的自杀死亡率表明,治疗强度的降低并不总是反映精神健康恢复。丧亲后监测应将药物使用模式与临床和社会人口学脆弱性指标相结合。
父母死亡是青少年和年轻成人(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YA)阶段最具破坏性的生活事件之一,既往研究已表明其与抑郁、焦虑、心身症状以及自杀风险升高相关。许多个体在丧亲后启动或增加精神药物使用,但此类研究大多仅比较丧亲者与非丧亲者在某一时间点的用药差异,缺乏对丧亲前后用药动态过程的长时程刻画。已有文献观察到部分人群在亲属死亡后精神药物使用呈下降趋势,但这一下降是否伴随健康结局改善或隐藏风险尚属未知。同时,影响轨迹归属的社会人口学与丧亲相关因素也未得到系统评估。为此,研究人员利用瑞典全国性登记数据,采用轨迹建模方法开展本研究,旨在识别AYA父母丧亲前两年至丧亲后四年期间精神药物使用的不同轨迹,检验这些轨迹与后续自杀死亡的关联,并探索轨迹成员的相关因素。该研究是首个将丧亲相关用药轨迹与自杀死亡结局联系起来的全国队列研究,对于完善丧亲后心理健康监测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从瑞典多个登记数据库(LISA纵向数据库、瑞典处方药登记、多代登记、死因登记)中获取研究对象的用药、社会经济、家庭关联及死亡原因信息。队列包含出生于1977–2010年、在2006–2023年间10–29岁首次经历父母死亡的141,006名个体。关键方法包括:采用零膨胀泊松群组轨迹建模(一种适用于处理过量零计数的纵向数据轨迹识别方法)识别六年间用药轨迹;采用Cox回归(按多次模型逐步调整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精神科病史、药物类型及父母死亡特征等混杂因素)估计轨迹与自杀死亡的关联;采用多项逻辑回归(以低/不使用组为参照)评估轨迹成员相关因素。敏感性分析将意图不明死亡纳入自杀结局。

**轨迹识别**:模型共识别出四个精神药物使用轨迹:低/不使用(80.6%)、丧亲后增加(8.4%)、丧亲后减少(5.7%)和持续高使用(5.3%)。描述性统计显示,女性在三个用药轨迹组中的比例均高于低/不使用组;持续高使用组中社会经济弱势指标(低收入、低教育)和精神科住院史比例(27.9% vs 2.1%)最高。抗抑郁药是最常使用的精神药物类型,在持续高使用组中占60.2%。自杀死亡粗率最高的是持续高使用组(0.8%),随后为丧亲后减少组(0.6%)、丧亲后增加组(0.48%),低/不使用组为0.12%。

**自杀死亡风险**:在完全调整的模型(模型4)中,持续高使用(HR 3.13;95% CI:1.85–5.30)、丧亲后增加(HR 2.80;95% CI:1.69–4.64)和丧亲后减少(HR 2.81;95% CI:1.65–4.75)轨迹的自杀死亡风险均显著高于低/不使用组,且三个轨迹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按父母死因分层,自然原因父母死亡后的关联较强(HRs 3.26–4.07),非自然原因死亡后的关联未达统计学显著。按主要药物类型分层,主要使用镇静剂/催眠药者风险最高(HRs 5.20–7.70),其次为使用抗焦虑药者,而主要使用抗抑郁药者未显示显著关联。按父母性别分层未发现有意义差异。

**精神药物使用轨迹的相关因素**:多项逻辑回归结果显示,女性、精神科住院史和较低社会经济背景是预测轨迹成员归属的最强因素;精神科住院史的比值比(OR)自2.73(丧亲后增加组)至13.8(持续高使用组)不等。非自然原因父母死亡增加各类用药轨迹归属的几率(最高OR 1.34)。母亲死亡和离异/丧偶状态与丧亲后减少轨迹相关。与2006–2010年丧亲相比,2017–2023年丧亲的个体更可能归属于用药轨迹组(持续高使用OR 2.62;丧亲后减少OR 2.51)。第二代移民(父母同国外出生)比本土出生者更不可能属于用药轨迹组(OR 0.49–0.67)。

讨论部分指出,调整社会经济因素、精神科住院史和主要药物类型后,用药轨迹与自杀死亡的关联幅度大幅衰减,说明这些因素可能是轨迹组间自杀风险差异的重要基础。尽管持续高使用和丧亲后增加轨迹的风险升高与既往研究一致,丧亲后减少轨迹同样具有升高的自杀风险,这一发现提示用药减少并不一定反映精神健康恢复,可能代表治疗中断、未满足的心理健康需求或脱离照护。主要使用抗焦虑药或镇静剂/催眠药者风险升高可能反映更复杂的临床状态,而非药物本身的独立效应。研究优势在于高质量登记数据和时变轨迹方法,局限包括缺少丧亲严重程度、社会支持等未测量因素,部分参与者用药观察不完整,处方数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用药,以及自杀死亡为罕见结局导致置信区间较宽。结论翻译如下:父母死亡前后的精神药物使用轨迹,包括丧亲后减少轨迹,与AYA自杀死亡风险增加相关。父母死亡后精神药物使用减少不应被视为精神健康恢复的证据。主要使用抗焦虑药或镇静剂/催眠药以及精神科住院史有助于识别自杀风险较高的父母丧亲AYA,支持更密切的监测和针对性丧亲后精神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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