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Risk factors of imported malaria in Bhuta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2013-2024)
编辑推荐:
背景:不丹的疟疾消除受到输入性疟疾(imported malaria)制约。因此,研究人员旨在量化不丹输入性疟疾的风险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获取不丹国家疟疾控制规划2013—2024年个体疟疾数据。开展季节性趋势分解(seasonal trend decomp
背景:不丹的疟疾消除受到输入性疟疾(imported malaria)制约。因此,研究人员旨在量化不丹输入性疟疾的风险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获取不丹国家疟疾控制规划2013—2024年个体疟疾数据。开展季节性趋势分解(seasonal trend decomposition)和热点分析(hotspot analysis),以探索输入性疟疾趋势和高风险地区。采用多变量贝叶斯logistic回归(multivariable Bayesian logistic regression)量化输入性疟疾风险因素。
结果:输入性疟疾占全部病例的81%(563/693),其中61.8%(348)来源于印度。输入性疟疾未显示显著趋势;然而,在主要入境点、首都和水电项目现场观察到热点。2018年之后记录的疟疾病例成为输入性病例的比值是2018年之前报告病例的八倍(调整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8.0,95%可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 CrI] 4.9–13.0)。与印度接壤地区相比,不与印度接壤的地区报告输入性疟疾的比值更高(AOR 4.4,95% CrI 1.2–24.7)。与公职人员相比,劳工(AOR=38.1;95% CrI 10.5–187.1)和军事人员(AOR=5.0;95% CrI 1.5–20.3)成为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可能性分别高38倍和5倍。
结论:输入性疟疾对国家消除规划构成显著威胁。内陆非边境地区、移民劳工和安全部队人员与输入性疟疾比值增加显著相关。因此,监测和响应策略应针对这些热点和重点人群,以降低输入风险并维持无疟疾状态。
论文解读:不丹输入性疟疾风险因素:2013—2024年回顾性分析
研究背景:疟疾负担在亚太地区过去二十年显著下降,区域目标是在亚太领导人疟疾联盟(Asia Pacific Leaders Malaria Alliance, APLMA)支持下于2030年消除疟疾;WHO东南亚成员国也承诺2030年实现无疟疾。各国处于不同消除阶段,不丹目标为2025年。消除进展放缓,跨境疟疾传播是区域消除目标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输入性疟疾(imported malaria)主要由国际人口流动驱动,常发生在共享开放边境地区。不丹是WHO E-2025和APMEN成员,虽自1960年代建立疟疾控制规划后病例和死亡显著下降,但错过了2018、2020和2023年消除目标,主要因输入感染驱动的持续本地传播。不丹与印度Assam、West Bengal、Bihar等疟疾流行州有长而开放的边境,人口流动导致输入风险。南部边境环境接受性高,存在本地传播复燃风险。现有文献有限,主要集中于描述性流行病学风险概况,尚无已发表研究调查不丹个体层面输入性疟疾独立风险因素。因此,研究人员旨在调查流行病学特征并量化输入性疟疾风险因素,以支持并维持国家疟疾消除目标。
研究开展、结论和意义:研究人员利用不丹国家疟疾控制规划2013—2024年个体监测数据,开展回顾性分析。结论显示,输入性疟疾占81%(563/693),61.8%(348)来自印度;未显示显著趋势,但热点位于主要入境点、首都和水电项目现场;2018年后报告的病例成为输入性病例的比值是2018年前的8.0倍;非边境内陆地区、劳工和军事人员与输入性疟疾风险显著相关。意义在于,输入性疟疾对国家消除规划构成显著威胁,监测和响应策略应针对这些热点和重点人群,以降低输入风险并维持无疟疾状态。
关键方法:数据来源于不丹国家疟疾控制规划(Bhutan National Malaria Control Programme)201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个体疟疾监测数据,属回顾性分析。纳入经快速诊断试验(rapid diagnostic tests, RDTs)、显微镜或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实验室确诊且有流行病学分类(indigenous、imported或introduced)的病例;排除疑似无实验室确认、缺失或其他分类(relapse、recrudescent或congenital malaria)。采用季节性趋势分解(seasonal-trend decomposition using Loess, STL)分析趋势和季节性,K最近邻(K-nearest neighbours, KNN)构建空间权重,Moran’s I评估全局空间自相关,Getis-Ord Gi
*识别热点;采用多变量贝叶斯logistic回归(multivariable Bayesian logistic regression)结合哈密顿蒙特卡洛(Hamiltonian Monte Carlo, HMC)估计调整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和95%可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 CrI),在R 4.4.3、ArcGIS Pro 3.6和rstanarm中完成。
研究结果:
输入性疟疾特征:2013—2024年共报告694例疟疾病例,排除1例复发后分析693例,其中81%(563/693)为输入性疟疾。2021年59%(13/22)为输入性,2022—2024年所有报告病例均为输入性。输入性病例中位年龄29岁(IQR 22—41),本地病例中位年龄32岁(IQR 20—50)。超过55%(355/563)的输入性感染发生在2018年后,80%(448/563)发生在7个与印度接壤地区。男性占81%(458/563),农民和劳工占66.4%(196/563)。P. vivax感染占输入性病例76.6%(432/563)。
时间序列分解:STL显示输入性疟疾病例波动,2024年末出现明显峰值。长期趋势为2013—2016年增加,随后下降至2020年,2024年回升,但总体趋势仅弱显著(τ=-0.124,p=0.041),季节性不显著(χ
2=10.04,p=0.527)。Ljung-Box残差诊断未发现显著自相关。
空间聚类与热点分析:全局Moran’s I显示轻微但统计学显著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ndex -0.04,Z-score 2.25,p<0.05)。Getis-Ord Gi
*识别出显著热点位于主要入境点Phuntsholing、Gelephu、Sarpang,首都Thimphu以及水电项目现场;敏感性分析在k=10—12时热点格局一致。
输入性疟疾风险因素:多变量贝叶斯logistic回归显示,2018年后报告的疟疾病例成为输入性病例的比值高于2018年前(AOR 8.0,95% CrI 5.0—13.0)。非边境内陆地区病例比与印度接壤地区更可能为输入性(AOR 4.4,95% CrI 1.2—24.1)。与公职/商业等职业相比,劳工(AOR 38.1,95% CrI 10.5—187.1)和军事人员(AOR 5.0,95% CrI 1.5—20.3)成为输入性病例的比值分别高38倍和5倍。季节、年龄组、性别或疟原虫种类未见显著影响。模型所有参数收敛良好,Rhat<1,有效样本量(effective sample size, ESS)>1,000。
讨论总结:研究人员认为,2013—2024年不丹输入性疟疾负担上升,占总病例80%以上,热点位于主要边境入境点、首都和水电项目区。总体趋势呈弱显著边际下降,2024年激增。2018年后及非边境内陆地区病例更可能为输入性,劳工和军事人员风险更高。该模式反映消除进程中输入风险增加并成为主要感染形式。输入性疟疾可再次播散并引发暴发,应加强跨境监测,应用基因组分析识别感染来源和传播途径,并可用机器学习理解输入后的续发传播。COVID-19旅行限制可能造成暂时下降,2024年上升与限制解除及Assam Kokrajhar和Chirang疟疾暴发有关。热点反映外国工作许可健康检查和水电项目移民六个月检测;每日跨境者尚未筛查,而平均每日近14,000名外国移民通过三大入境点。内陆非边境输入病例可能与首都和Trongsa、Wangdi Phodrang等大型水电项目雇佣外国劳工有关。劳工风险与预防可及性低、认知不足、延迟就医和无症状感染有关,多数来自印度高流行州;应入境前检测治疗、健康教育、LLIN和IRS、公私合作及扩大六个月检测。军事人员多为UN维和返回者,应强制检测、出发前教育、化学预防。研究优势为首次量化不丹输入性疟疾风险因素,贝叶斯方法适合稀疏数据。局限包括监测数据代表性完整性不确定、未捕获无症状和亚显微感染、将引入病例归入输入可能高估风险、职业类型95% CrI较宽、未测量流动性和行为及LLIN使用,仅分析疟疾阳性者,不反映基线感染风险。建议开展前瞻性跨境研究。
研究结论翻译:作为不丹疟疾消除规划的一部分,应优先有效应对输入性疟疾,以防止再引入并维持消除后无疟疾状态。输入性病例高度地理集中于主要边境城镇、首都和水电项目地区。非边境内陆地区,以及劳工和从联合国任务返回的军事人员,是输入性疟疾的高风险职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