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Policy》:Remediating submerged marine munitions in European seas: Stakeholder priorities, requirements, perceived risks and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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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沿海水域存有数十万至数百万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水下弹药。这一战争遗留问题通过意外爆炸及腐蚀弹药有毒物质的泄漏,对生态、人类健康、经济和安保构成严峻风险,凸显了治理的紧迫性。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结构化调查,以识别利益相关方在水下海洋弹药治理方面的需求
欧洲沿海水域存有数十万至数百万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水下弹药。这一战争遗留问题通过意外爆炸及腐蚀弹药有毒物质的泄漏,对生态、人类健康、经济和安保构成严峻风险,凸显了治理的紧迫性。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结构化调查,以识别利益相关方在水下海洋弹药治理方面的需求、制约因素和优先级。最大比例的受访者(50%)隶属于德国组织。利益相关方对水下弹药的环境、经济和安保相关影响表现出高度关切,并普遍认同治理将在上述领域带来益处。然而,他们也指出了治理的关键关切与障碍,包括机构职责不清、许可审批与官僚程序、风险评估不足、治理成本以及安全与安保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没有受访者偏好原位爆破(Blast in Place, BiP)作为治理方法,尽管该方法在历史上曾被广泛使用,这很可能反映了人们对BiP生态及安全/安保风险日益增长的认识。这些利益相关方见解提供了及时的概览,可为欧洲正在推进的政策倡议提供参考,尤其是2025年通过的欧盟海洋公约(EU Oceans Pact)的落实以及即将出台的欧盟海洋法案(EU Ocean Act)的起草。研究结果还可为欧盟共同资助的在研项目及赫尔辛基委员会(HELCOM)和奥斯陆-巴黎委员会(OSPAR)等区域机构的框架提供指导,助力制定欧洲沿海水域水下弹药安全可持续治理的综合战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欧洲沿海水域因两次世界大战遗留了大量水下弹药,包括有意倾倒的常规弹药、含化学战剂(Chemical Warfare Agents, CWAs)的弹药、未爆炸弹药(Unexploded Ordnance, UXO)及沉船相关弹药。仅德国管辖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就估计含有160万吨常规炸药,欧洲水域CWA总量估计为75,500至189,000吨。这些遗留弹药通过意外爆炸和腐蚀泄漏有毒物质(如TNT和芥子气),对生态、人类健康、经济和安保构成多重风险。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升温和风暴加剧预计将加速弹药外壳腐蚀,进一步增加有害物质释放风险,但相关生态和健康后果的规模仍存在不确定性。尽管欧盟已启动多个联合资助项目(如DAIMON、CONMAR、REMARCO、EROVMUS)并自2023年起推动建立协调框架,但治理进展仍面临机构职责不清、许可程序复杂、风险评估方法不一致等结构性障碍。因此,开展利益相关方调查以识别其需求、感知风险、操作制约和优先级关切,对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至关重要。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在欧盟资助项目MMinE-SwEEPER框架下,联合MUNI-RISK和MUNIMAP项目,设计并实施了一项结构化利益相关方调查。调查通过SurveyMonkey平台于2025年2月至8月间发放,最终52名利益相关方完整填写问卷。受访者来自14个欧洲沿海国家及北美,其中50%来自德国组织,75%的机构积极从事水下弹药相关工作。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多数受访者对水下弹药的环境、经济和安保影响表示高度至极高度关切;62%的受访者认为现有知识和工具足以启动治理行动;受访者识别出的关键信息缺口包括机构职责、许可审批与官僚程序(56%)、风险评估(50%)、可用治理技术与方法(50%)和环境风险(48%);绝大多数受访者预期治理将带来环境、经济和安保方面的积极改善;51%的受访者主张治理方法应因地制宜、因案施策,35%偏好物理移除,没有任何受访者选择原位爆破(BiP);在治理场地优先级方面,弹药出现(73%)、残留物浓度(60%)和安保风险(52%)被选为最重要标准。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采用结构化问卷方法,包含封闭式问题、开放式问题和两组5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问卷经奥胡斯大学与赫尔辛基委员会(HELCOM)秘书处联合开发,并由MMinE-SwEEPER项目合作伙伴及MUNI-RISK、MUNIMAP项目协作者审阅。样本通过目的性抽样获取,基于项目编制的利益相关方名册(涵盖HELCOM、北约(NATO)和JPI Ocean社区专家),并通过项目网站、LinkedIn和通讯渠道分发。统计分析使用R-Studio(版本4.5.1),采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序数逻辑回归、弗里德曼检验(Friedman test)、Conover事后检验、肯德尔和谐系数(Kendall's W)和累积链接混合效应模型(CLMM),以及带蒙特卡洛模拟的Fisher精确检验。
四、研究结果
受访者地域与组织概况(Q1–Q6):调查显示受访者主要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德国占50%,波兰占12%,爱沙尼亚占8%。研究部门占41%,私营部门占31%,治理部门占18%,非营利组织占8%,安保部门占3%。
对水下弹药影响的关切水平(Q7–Q10):42%的受访者表示高度关切,33%表示极度关切。环境类别中,对海洋鸟类的关切显著低于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经济类别中,对水产养殖的关切显著低于其他所有经济类别;安保类别中,对海洋警察安保的关切显著低于民事和基础设施安保。
治理启动条件认知(Q11):62%的受访者认为现有知识和工具足以启动治理行动,38%持反对意见。中欧组织(德国和波兰)约三分之二表示同意。
治理前需进一步了解的关键方面(Q12):机构职责、许可审批和官僚程序(56%)为最重要方面,其次为风险评估(50%)、可用治理技术与方法(50%)和环境风险(48%)。
治理对环境、经济和安保的影响预期(Q13–Q15):52–55%的受访者预期环境类别将有所或显著改善;40–65%预期经济类别改善;45–67%预期安保和安全类别改善。经济类别中,离岸可持续产业发展(电缆、海上风电场等)的改善预期显著高于公共经济(治理公共成本);安保类别中,伦理和福祉问题的改善预期显著高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保。
对治理活动影响的关切(Q16):治理成本(66%)、区域/国家治理能力(64%)、同一国家内不同机构间协调(62%)和治理行动的安全安保风险(58%)为最高关切类别。弗里德曼检验显示总体差异显著但效应量小(W=0.053),表明受访者关切水平一致性较低。
治理方法与优先级标准(Q17–Q18):除一名受访者外,所有受访者均同意应开展治理。51%主张方法应因地制宜、因案施策,35%偏好物理移除,6%选择陆上处置,6%选择非BiP的现场销毁,无受访者选择BiP。优先级标准中,弹药出现(73%)最高,其次为残留物浓度(60%)和安保风险(52%)。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受访者的高度关切与已记录的生态和安全危害证据一致,如吕贝克湾弹头附近水体中TNT浓度接近水生生物毒性阈值,波罗的海南部和斯卡格拉克海峡的鳕鱼和盲鳗中检出CWA化合物,以及渔民和度假者接触弹药残留物导致伤害的报告。研究强调,治理进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非利益相关方接受度,而是制度、监管和技术障碍,包括治理责任不清、许可程序复杂、风险评估方法不一致、治理能力有限和技术发展需求。BiP未被任何受访者选择,与欧盟委员会委托调查中BiP作为第二常用处置策略的历史实践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利益相关方对BiP生态和安保风险的认知转变,与建议优先回收弹药而非原位爆破的学术观点一致。
结论部分强调,未来管理应基于场地特定、风险驱动的决策,而非单一通用治理策略。治理优先级应由当地环境条件、弹药特征、生态敏感性、与关键基础设施的邻近性以及对人类安全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风险决定。鉴于欧洲水域水下弹药数量庞大,完全治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在技术、经济或环境上可行,因此应优先干预对人类安全、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海洋经济活动和环境敏感区域构成最大风险的区域,同时对低优先级场地应用长期监测和适应性风险管理。研究结果为欧盟海洋公约的实施、即将出台的海洋法案以及MMinE-SwEEPER、MUNI-RISK和MUNIMAP等项目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及时证据,有助于确保治理策略在科学上稳健、操作上可行且社会可接受,同时支持欧洲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