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前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可识别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早期不良预后特征:一项真实世界队列研究

《Medicina》:Pretreatment Lactate Dehydrogenase-to-Albumin Ratio Identifies an Early Adverse Prognostic Profile in IDH-Wildtype Glioblastoma: A Real-World Cohort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来源:Medicin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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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翻译 摘要 背景与目的:尽管当代分子分型和已确立的临床病理危险因素已应用于临床,但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结局仍存在显著异质性。本研究探讨了治疗前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一种整合了全身性疾病相关与宿主相关信息的易获取循环指标——是否能提供

  
中文翻译 摘要 背景与目的:尽管当代分子分型和已确立的临床病理危险因素已应用于临床,但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结局仍存在显著异质性。本研究探讨了治疗前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一种整合了全身性疾病相关与宿主相关信息的易获取循环指标——是否能提供补充性预后信息。材料与方法:研究人员回顾性评估了134例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枢神经系统[CNS]世界卫生组织[WHO]4级)患者。研究推导了一个探索性的、队列特异性的LAR阈值,用于预测12个月总生存期(OS),并在后续所有分析中保留该阈值且不再重新优化。采用Cox回归评估LAR与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关联,并在基线临床病理模型基础上评估其增量预后性能。此外还考察了LAR与生存的时间性和连续性关联、内部模型验证,以及LAR在辅助替莫唑胺治疗期间与治疗反应的关系。结果:队列推导的LAR阈值为5.718。治疗前高LAR与较短的中位OS(5.5个月 vs. 16.0个月)和PFS(5.2个月 vs. 10.6个月)相关(两者p < 0.001),并在多变量分析中与OS(校正后风险比[HR],4.51;95%置信区间[CI],2.84–7.18)和PFS(校正后HR,3.60;95% CI,2.33–5.56)独立相关。将LAR加入临床病理模型后,OS的Harrell C指数从0.699提高至0.760,PFS的C指数从0.690提高至0.759(两者似然比检验p < 0.001),经乐观校正后的C指数分别为0.743和0.742。预后判别能力和校正后效应估计在随访早期最强,并随时间衰减,而连续LAR与两个终点均呈非线性关联。在接受辅助替莫唑胺治疗的104例患者中,高LAR与疾病进展独立相关(校正后比值比[OR],3.72;95% CI,1.28–10.81)。结论:治疗前LAR可识别预后较差的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且其预后效应主要集中在疾病早期病程中。LAR在传统临床病理特征之外的增量贡献支持将其作为基线风险特征评估中易获取的组成部分进行进一步评价。然而,在临床应用前仍需独立的外部验证。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立题依据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IDH-wildtype)是中枢神经系统(CNS)WHO 4级中最具侵袭性的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以快速进展、近乎普遍复发和持续不良生存为特征。尽管外科和放疗技术不断进步,免疫治疗、细胞治疗、分子靶向及溶瘤病毒等策略拓展了治疗格局,但持久的疾病控制仍属罕见,人群层面的生存改善有限。与此同时,当代分子分型虽已显著精炼了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的生物学定义,但即使在分子学定义的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这一实体内部,临床结局仍存在显著异质性。年龄、体能状态、切除程度和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仍是预后评估的核心要素,但纳入这些因素后结局变异性依然显著,这为补充性标志物的探索提供了合理依据。
常规血液检测为捕捉伴随胶质瘤进展的全身性特征提供了易获取的途径。既往研究关注了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和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等复合炎症指标在胶质瘤中的预后价值,但不同研究间结果存在差异。这些指标主要表征循环免疫和炎症细胞群体间的关系。反映恶性肿瘤全身反应其他方面的生化参数,特别是与组织或代谢应激以及宿主生理状态相关的指标,在分子学定义的胶质母细胞瘤中受到的关注相对有限。
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整合了两种反映全身生理不同方面的常规循环参数。乳酸脱氢酶(LDH)可在细胞更新、组织损伤、低氧应激和能量代谢改变时升高,是乳酸-丙酮酸代谢的关键酶,与高能量需求和有限氧供应条件下的代谢适应密切相关。白蛋白则受炎症活动、肝脏合成功能、营养状态和整体生理储备的影响,其浓度下降可伴随癌症患者炎症、分解代谢应激和宿主状态受损的全身性后果。两者生物学上不同的组成成分,为将LAR作为可能同时反映疾病相关应激和宿主生理状态的复合标志物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多种实体恶性肿瘤中,较高的LAR与不良结局相关,提示该比值可能携带超越单一组分所传递的预后信息。这一概念对胶质母细胞瘤尤为重要,因为代谢可塑性、区域低氧以及恶性细胞与髓系细胞群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疾病进展和治疗抵抗。然而,循环LAR——特别是血清总LDH——不能被视为肿瘤LDHA表达或活性、糖酵解通量、瘤内乳酸产生、低氧或免疫活性的直接测量指标,其在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的临床意义尚未充分明确。
基于此背景,研究人员在真实世界队列中系统考察了治疗前LAR在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CNS WHO 4级)中的预后意义,评估其与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关联,检验其是否提供超越已确立临床病理特征和循环炎症指标的增量预后信息,并进一步刻画LAR与生存关联的时间性和连续性特征,以及其在辅助替莫唑胺治疗期间与治疗反应的关系。

二、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队列来源于土耳其健康科学大学安塔利亚培训与研究医院临床肿瘤科,入组时间为2014年10月至2024年4月。共筛查242例4级胶质瘤患者,经排除IDH突变型(46例)、无手术切除(14例)、活动性感染(6例)、需全身性皮质类固醇治疗的慢性炎症性疾病(8例)、实验室评估前1个月内接受输血或白蛋白替代治疗(4例)、无法接受标准放疗(11例)以及临床或实验室数据不足(19例)后,最终纳入134例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CNS WHO 4级患者构成分析队列。诊断分类依据2021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WHO CNS5)标准进行回顾性对齐。
实验室指标在手术切除前7天内、任何肿瘤治疗开始前采集外周血和血清获得,包括血清LDH、白蛋白、C反应蛋白(CRP)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血小板绝对计数。LAR计算为血清LDH除以血清白蛋白。为进行比较分析,还推导了六种已确立的全身炎症或炎症相关复合指标:NLR、SII、SIRI、泛免疫炎症值(PIV)、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和单核细胞与白蛋白比值(MAR)。
统计方法方面,主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LAR对12个月OS的预后判别能力,通过约登指数确定探索性队列特异性阈值5.718,并通过1000次Bootstrap重采样评估阈值的内部稳定性。采用Kaplan-Meier法描述生存分布,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Cox比例风险模型量化OS和PFS的关联。基线多变量模型纳入年龄、ECOG体能状态、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多灶性疾病、切除程度和Ki-67标记指数,随后加入LAR状态构建增广模型。模型改善通过赤池信息准则(AIC)、Harrell C指数和似然比检验评估。此外还进行了亚组分析和交互作用检验、3个月和6个月界标分析、逆概率删失加权(IPCW)校正的时间依赖性ROC分析、500次Bootstrap内部验证、比例风险假设的缩放Schoenfeld残差检验,以及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刻画连续LAR与生存的非线性关联。辅助替莫唑胺治疗反应分析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队列特征
最终分析队列包含134例患者。采用队列推导的LAR截断值5.718,77例(57.5%)为LAR低值组,57例(42.5%)为LAR高值组。总体队列中位年龄60.0岁(四分位距[IQR],52.2–67.0),74例(55.2%)为男性。大多数患者ECOG体能状态为0–1(72.4%),62例(46.3%)实现全切(GTR),33例(24.6%)存在多灶性疾病。中位肿瘤直径44.0 mm,中位Ki-67标记指数40.0%。104例(77.6%)接受辅助替莫唑胺治疗,中位治疗持续时间为6.0个月。LAR高值组患者体重指数较低(中位24.2 vs. 28.1 kg/m2,p < 0.001),接受辅助替莫唑胺的可能性较低且治疗持续时间较短(均p < 0.001)。中位随访34.4个月,127例(94.8%)发生疾病进展,124例(92.5%)死亡。总体队列中位OS为10.6个月,中位PFS为8.7个月。
3.2 预后判别与阈值推导
治疗前LAR对12个月OS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2,约登指数推导阈值为5.718,对应敏感性68.0%和特异性89.5%。同一阈值应用于6个月PFS时AUC为0.758。1000次Bootstrap重采样显示中位Bootstrap最优LAR阈值与原始队列估计值一致(5.718),95% Bootstrap区间为5.47–5.93,平均Bootstrap AUC为0.783,提示阈值在内部具有稳定性。时间依赖性分析显示LAR的预后判别能力在疾病早期最强并随随访延长逐渐下降:OS的IPCW校正AUC在6、12、18和24个月分别为0.859、0.781、0.710和0.701,PFS相应为0.757、0.687、0.633和0.565。配对DeLong比较中,LAR对12个月OS的判别能力与NLR、SII、SIRI、PIV和CAR相当,优于MAR(ΔAUC,0.195;Holm校正后p = 0.014)。对6个月PFS,各比较指标与LAR均无显著差异。
3.3 按治疗前LAR分层的生存分析
Kaplan-Meier分析显示,LAR低值组中位OS为16.0个月(95% CI,12.5–21.6),LAR高值组为5.5个月(95% CI,4.0–7.3),高LAR与较短OS相关(HR,4.02;95% CI,2.63–6.15;log-rank p < 0.001)。LAR低值组中位PFS为10.6个月(95% CI,8.2–13.8),LAR高值组为5.2个月(95% CI,3.7–6.6),高LAR与较短PFS相关(HR,3.85;95% CI,2.40–6.16;log-rank p < 0.001)。
3.4 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
单变量Cox分析显示,较差的ECOG体能状态、多灶性疾病、非全切、MGMT启动子未甲基化状态、较高的Ki-67标记指数、较短的辅助替莫唑胺持续时间以及升高的治疗前炎症生物标志物(包括LAR、NLR、SII、SIRI、PIV、CAR和MAR)均与较差的生存结局显著相关。多变量分析中,基线临床病理模型纳入年龄、ECOG体能状态、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多灶性疾病、切除程度和Ki-67标记指数。加入LAR后,高LAR与较短OS独立相关(校正后HR,4.51;95% CI,2.84–7.18;p < 0.001),与较短PFS独立相关(校正后HR,3.60;95% CI,2.33–5.56;p < 0.001)。增广模型中,年龄增长(校正后HR,1.02/年;p = 0.018)和非全切(校正后HR,1.59;p = 0.023)仍与较差OS独立相关;非全切(校正后HR,1.57;p = 0.027)和较高Ki-67标记指数(校正后HR,1.01/1%增加;p = 0.005)仍与较短PFS独立相关。限于72例已知MGMT状态患者的敏感性分析中,高LAR与较短OS(校正后HR,4.36;95% CI,2.26–8.40)和PFS(校正后HR,3.35;95% CI,1.81–6.22)的关联保持一致。加入LAR后,OS的AIC从970.39降至931.15,C指数从0.699提高至0.760(似然比χ2 = 41.24;p < 0.001);PFS的AIC从985.00降至953.67,C指数从0.690提高至0.759(似然比χ2 = 33.33;p < 0.001)。
3.5 亚组分析与交互作用检验
亚组特异性Cox模型显示,高治疗前LAR在所有评估亚组中均与OS和PFS风险增加相关。正式交互作用检验显示LAR与年龄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OS和PFS均p < 0.001),而性别、ECOG体能状态、切除程度、肿瘤灶性、肿瘤大小、ATRX状态和Ki-67指数均未显示显著交互作用。
3.6 界标生存分析
3个月界标分析中,123例患者符合OS分析条件,120例符合PFS分析条件。高LAR仍与较短后续OS(HR,3.73;95% CI,2.48–5.61)和PFS(HR,3.40;95% CI,2.26–5.12)相关(均log-rank p < 0.001)。6个月界标分析中,100例纳入OS分析,92例纳入PFS分析。高LAR仍与死亡风险增加(HR,2.76;95% CI,1.70–4.48)和疾病进展风险增加(HR,2.59;95% CI,1.55–4.31)相关(均log-rank p < 0.001)。
3.7 治疗前LAR与辅助替莫唑胺治疗反应的关系
在104例接受辅助替莫唑胺且反应可评估的患者中,疾病进展(PD)患者的治疗前LAR值高于疾病控制患者(中位5.57 vs. 4.33;Mann-Whitney p < 0.001)。采用LAR截断值5.718,LAR高值组PD发生率为70.0%(21/30),LAR低值组为29.7%(22/74)(Fisher精确检验p < 0.001)。单变量逻辑回归显示未甲基化MGMT状态、多灶性疾病、较高Ki-67标记指数和高LAR与PD相关。增广模型中,高LAR与PD独立相关(校正后OR,3.72;95% CI,1.28–10.81;p = 0.016)。加入LAR后,AUC从0.771提高至0.797,AIC从132.31降至128.24,McFadden伪R2从0.175提高至0.218(似然比χ2 = 6.07;p = 0.014)。
3.8 内部验证与模型诊断
500次Bootstrap内部验证显示,OS和PFS的表观C指数分别为0.760和0.759,经乐观校正后分别为0.743和0.742。时间依赖性评估显示LAR高值组的校正后HR随时间衰减:OS从3个月时的21.91降至6个月时的6.55和12个月时的1.96;PFS相应从15.51降至4.23和1.16。缩放Schoenfeld残差分析证实LAR效应存在时间依赖性变化(OS p = 0.040;PFS p = 0.010)。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连续LAR与OS(非线性p = 0.003)和PFS(非线性p = 0.015)均呈显著非线性关联,随LAR值升高校正后风险增加。

四、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总结:本研究在真实世界队列中证实,治疗前LAR可识别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具有一致早期不良临床结局模式的亚组。高LAR患者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显著缩短,且在调整已确立的临床病理特征后LAR仍保持独立预后意义,同时改善了基线预后模型的性能。这一不良特征在治疗过程中同样明显:接受辅助替莫唑胺的高LAR患者疾病进展更为频繁,且排除最早死亡和进展事件后的界标分析中生存关联依然持续。值得注意的是,预后信号集中于随访早期,判别能力和校正后效应估计均随时间衰减。连续LAR值上的非线性风险梯度支持治疗前LAR可能识别出在全身水平已显现不良临床轨迹的患者。LAR的生物学基础在于整合了与疾病相关应激(LDH反映细胞更新、组织损伤、低氧应激和能量代谢改变)和宿主生理储备(白蛋白反映炎症活动、肝脏合成功能、营养状态和整体生理状态)相关的循环信号。然而,循环LAR不能解析这些独立过程或确立其生物学来源,应被视为反映不良临床状态伴随的生理背景的非特异性全身复合指标。与已确立的炎症指标相比,LAR并非普遍更具判别力,其潜在价值可能在于整合LDH相关的组织代谢应激信号与白蛋白相关的宿主状态维度。LAR的实际相关性主要源于其易获取性——LDH和白蛋白是治疗前无需额外组织获取、专门影像或复杂分子检测即可获得的廉价常规检测指标。但本研究结果不支持根据LAR状态进行治疗升级、降级或替代治疗策略选择。更现实的转化角色是作为多维基线风险特征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外部验证对于确定该信号在当代胶质母细胞瘤人群中的可重复性以及纵向LAR测量是否提供超越单次治疗前评估的信息至关重要。
结论翻译:治疗前LAR可识别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预后不良的特征,其预后信号在疾病早期最为显著。高LAR与较差的生存结局和辅助替莫唑胺治疗期间更高的进展可能性相关,同时提供超越传统临床病理特征的增量预后信息。这些发现目前不支持LAR指导的治疗选择;相反,LAR可能作为基线风险特征评估中易获取的组成部分,补充已确立的预后评估,并值得在前瞻性生物标志物分层研究中加以评估。需要在当代、分子学特征明确的队列中进行独立验证,以确立该信号的可重复性和临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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