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Serving Through a Crisis: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nd Their Predictors Among Filipino Civil Servants Dur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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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一场全球健康危机,对日常生活造成了深刻干扰,显著影响了心理健康,尤其是在关键工作者中。然而,尽管不同职业群体面临相似的挑战且心理健康资源有限,公务员(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公务员)在现有研究中仍然代表性不足。本研究通过探讨菲律宾公
摘要: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一场全球健康危机,对日常生活造成了深刻干扰,显著影响了心理健康,尤其是在关键工作者中。然而,尽管不同职业群体面临相似的挑战且心理健康资源有限,公务员(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公务员)在现有研究中仍然代表性不足。本研究通过探讨菲律宾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结局及其相关因素来填补这一空白。在以572名菲律宾公务员为样本的研究中,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较高,其中25.9%可能存在广泛性焦虑障碍(GAD),30.6%可能患有重度抑郁症(MDD),56.5%存在高度心理困扰。此外,多项社会人口学变量与大流行相关经历被发现是广泛性焦虑、抑郁和心理困扰的显著风险因素。这些发现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减轻这一关键人群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的心理负担提供了重要信息。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全球性健康危机,对公众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心理困扰、广泛性焦虑和抑郁被广泛记录为大流行期间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指标。然而,尽管这些结局在普通人群中已有大量文献记载,公务员群体——他们在维持公共服务的同时承受着独特的职业压力——的心理健康负担却未得到充分理解。在东南亚地区,大流行影响尤为广泛,而心理健康资源严重匮乏,但据研究人员所知,尚无研究在该区域背景下考察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菲律宾经历了全球最严格、最漫长的封锁之一,公务员在感染率上升的情况下仍须维持政府运作,承受着工作量增加、官僚障碍和职业压力等多重负担。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考察菲律宾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以572名菲律宾公务员为样本,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滚雪球抽样法在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期间收集数据。研究基于素质-压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将社会人口学特征视为素质(diathesis),将大流行相关经历视为压力源(stress),考察二者对心理健康结局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56.47%的受访者达到心理困扰阈值,30.60%符合抑郁症临时诊断标准,25.87%符合广泛性焦虑临时诊断标准。年龄较轻(30岁及以下)和女性性别是心理困扰和抑郁的一致预测因素;年龄较轻和工龄较短预测焦虑;居住自有房屋进一步预测心理困扰;现场办公安排进一步预测抑郁。在大流行相关经历方面,工作-家庭冲突与较高心理困扰相关;照护责任困难、缺乏社交活动和互动以及对政府医疗系统能力的担忧预测焦虑;照护责任困难和缺乏社交活动预测抑郁。这些发现部分支持了素质-压力模型的假设,为制定针对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方法:第一,使用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 technique)通过社交网络接触难以触及的特定人群,因COVID-19公共卫生措施限制了面对面招募且缺乏全面的公务员抽样框架;第二,采用经过前向-后向翻译(forward–backward translation)的标准化量表工具,包括患者健康问卷-9(PHQ-9)测量抑郁症状、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评估焦虑、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6(K-6)量化心理困扰,以及大流行相关困扰量表(PRD)评估大流行相关经历;第三,使用SPSS 26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采用事件每变量(EPV)标准评估样本充分性,以比值比(OR)和调整后比值比(AOR)及95%置信区间(CI)评估关联强度。
四、研究结果
4.1 心理健康结局的患病率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572名菲律宾公务员中,56.47%(n=323)达到心理困扰阈值,30.60%(n=175)获得抑郁症临时诊断,25.87%(n=148)达到焦虑临床阈值。心理困扰患病率与德国公务员(58.3%)相当,但高于日本(8.9%-10.2%)和马来西亚(25%);焦虑患病率低于英国(40%)、中国(38.06%-72.6%)和塞尔维亚(78.36%);抑郁患病率低于日本(43%)和中国(37.25%-69.8%),但高于英国(15.2%)和土耳其(16.1%)。
4.2 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心理健康结局的预测因素
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0岁及以下年轻公务员出现焦虑的可能性更高(OR=3.18, 95% CI [1.34–7.56]),工龄不足五年(OR=3.20, 95% CI [1.10–9.27])或五至十年(OR=2.98, 95% CI [1.07–8.35])者焦虑风险也较高。抑郁方面,年轻(OR=4.01, 95% CI [1.72–9.35])和女性(OR=2.38, 95% CI [1.35–4.23])公务员风险更高,而现场办公者风险较低(OR=0.56, 95% CI [0.33–0.96])。心理困扰方面,年轻(OR=3.37, 95% CI [1.63–6.97])和女性(OR=2.08, 95% CI [1.30–3.33])风险更高,居住自有房屋者风险较低(OR=0.51, 95% CI [0.32–0.80])。
4.3 大流行相关经历作为心理健康结局的预测因素
多元逻辑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照护责任困难(AOR=1.36, 95% CI 1.03–1.80)、缺乏社交活动/互动(AOR=1.54, 95% CI 1.19–1.99)以及对政府医疗系统照顾COVID-19患者能力的担忧(AOR=1.37, 95% CI 1.06–1.77)是广泛性焦虑的显著预测因素。家庭照护责任困难(AOR=1.50, 95% CI 1.15–1.97)和缺乏社交活动/互动(AOR=1.37, 95% CI 1.07–1.74)也是重度抑郁的显著预测因素。工作与家庭冲突(AOR=1.30, 95% CI 1.04–1.63)是心理困扰的显著预测因素。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年轻公务员的心理困扰风险可从发展性挑战角度解释,包括对生活变化更敏感、职业安全感较低、面临重大生活转变、未来不确定性以及应对重大压力源的经验不足。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困扰和抑郁风险反映了社会嵌入的角色期望,菲律宾女性在公共服务职责之外还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家务和照护责任。居住自有房屋者的心理困扰可能与居家空间功能重叠、隐私缺失以及经济压力有关。现场办公人员的抑郁风险源于直接病毒暴露、持续公共互动和延长工作时间导致的慢性情绪耗竭。工作-家庭冲突加剧了角色间冲突,模糊了职业与家庭生活的边界。照护困难、社交缺乏以及对医疗系统能力的担忧则通过不同机制加剧焦虑和抑郁。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考察了572名菲律宾公务员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心理困扰、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及预测因素。基于既定临床截断值,56.47%的受访者达到心理困扰阈值,30.60%达到抑郁阈值,25.87%达到焦虑阈值。在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年轻和女性性别是心理困扰和抑郁的一致预测因素,而年轻和工龄较短预测焦虑。居住自有房屋进一步预测心理困扰,现场办公安排进一步预测抑郁。在大流行相关经历方面,工作-家庭冲突与较高心理困扰相关,而照护困难、缺乏社交活动以及对政府医疗系统能力的担忧预测焦虑。此外,照护困难和缺乏社交活动预测抑郁。总体而言,这些发现部分支持了公务员中某些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大流行相关困扰经历可能使其更易产生心理困扰、焦虑和抑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