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精功能障碍诊断与管理分类专家共识

《Current Urology》: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classification for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permatogenic dysfunc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来源:Current Urolog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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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引言 中国不育症的发病率正在上升,患病率高达18%,主要驱动力为生精障碍。[1] 生精功能障碍(SD)是男性不育中最难治、最严重的类型之一,包括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A)、隐匿性精子症和严重少精子症(精子浓度<5×10?/mL)。[2,3] 2000年,世界卫生

  

## 1. 引言

中国不育症的发病率正在上升,患病率高达18%,主要驱动力为生精障碍。[1] 生精功能障碍(SD)是男性不育中最难治、最严重的类型之一,包括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A)、隐匿性精子症和严重少精子症(精子浓度<5×10?/mL)。[2,3]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男性不育标准化调查、诊断和管理手册》报道,SD患者的生精过程具有异质性,即这些患者睾丸中的少量曲细精管可能保留"局灶性"生精功能。这一概念为显微镜下睾丸精子取出术(micro-TESE)奠定了理论基础。[4] 2007年,美国Schlegel团队提出了SD的"阻滞型"概念,其临床特征为"睾丸成熟均匀阻滞"伴促卵泡激素(FSH)水平正常,最常见的为遗传变异相关。[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陆续报道了"阻滞型"SD的遗传因素和治疗策略。[6] 因此,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美国泌尿外科学会男性不育指南以及欧洲泌尿外科学会性与生殖健康指南均推荐对NOA患者行micro-TESE。[7–9]

不育症影响约10%~20%的夫妇,其中男性因素占30%~50%。[10] SD是影响男性生育力最严重的临床疾病,因为该类患者无法自然受孕。即使采用辅助生殖技术(ART),部分患者仍无法获得精子,或ART辅助受孕失败,从而无法拥有亲生后代。目前,关于SD亚型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尚未形成专家共识。因此,为了规范其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中国健康促进与科技促进协会男科学专业委员会以及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起此项工作。结合临床实践、已发表文献和专家讨论,将SD分为局灶型、阻滞型和衰竭型。本文总结了各亚型的临床特征以及基础研究的潜在治疗策略等热点内容,形成了本专家共识。

本共识建议,SD是由环境、遗传、内分泌、炎症、免疫、生活方式等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导致生殖细胞或生精微环境受损所致。其结果是生殖细胞的自我更新、增殖和分化受到损害。临床上,SD表现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隐匿性精子症或严重少精子症(精子浓度<5×10?/mL)。

## 2. 生精功能障碍的分类及诊断管理

SD的病因复杂,表型差异较大,治疗效果差异显著,睾丸病理学表现异质性明显。患者表现为严重少精子症、隐匿性精子症和非梗阻性无精子症。为应对这些诊断和治疗挑战,中国SD专家共识编写组建立了一套诊断和治疗体系,将SD分为3个亚型:(1)**局灶型**:睾丸部分曲细精管内存在局灶性或部分生精功能;(2)**阻滞型**:曲细精管内的生殖细胞在生精过程的某一阶段发生阻滞,尤其是精母细胞、精子细胞或精原细胞;(3)**衰竭型**:曲细精管内仅残留支持细胞或偶见少量生殖细胞。

基于2015年3月至2023年5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1485例SD患者的临床特征综合分析、micro-TESE术中细胞学显微镜检查结果及术后病理结果,3个亚型的分布如下:局灶型(553例,37.3%)、阻滞型(145例,9.8%)和衰竭型(787例,52.9%)。3种SD亚型的示意图见图1,具体临床特征见表1。

**表1 三种生精功能障碍亚型的临床特征**

| 特征 | 局灶型 | 阻滞型 | 衰竭型 |
|------|--------|--------|--------|
| 既往病史 | 流行性腮腺炎并发睾丸炎、放疗/化疗史、儿童隐睾行睾丸下降固定术等 | 无 | 无 |
| 家族史 | 无 | 近期近亲婚配、严重不育家族史或受影响的兄弟/堂兄弟 | 偶有家族史(如FANCM变异) |
| 睾丸体积 | 异常 | 正常,偶有异常 | 异常 |
| 精子浓度 | 0或<5×10?/mL | 0 | 0 |
| 生殖激素水平 | 异常 | 正常,偶有异常 | 异常 |
| 遗传学分析 | AZFc微缺失、克氏综合征 | 减数分裂相关基因的致病变异、AZFb微缺失、性染色体平衡易位等 | AZFa微缺失、FANCM变异等 |
| 睾丸病理学(Johnsen评分) | 异质性明显 | 4~7 | 0~2 |
| micro-TESE术中表现 | 曲细精管发育不一致,可见局灶性完全生精 | 曲细精管发育一致,管腔相对饱满 | 曲细精管发育一致,管壁薄,可见纤维化或脂质化 |

micro-TESE = 显微镜下睾丸精子取出术;NA = 无资料。

*图1. 生精功能障碍局灶型、阻滞型和衰竭型示意图。*

## 3. 局灶型生精功能障碍的诊断与管理

局灶型SD最常见的病因包括流行性腮腺炎并发睾丸炎、隐睾、克氏综合征、Y染色体无精子症因子(AZF)c区微缺失、放疗/化疗、辐射暴露以及长期高温工作环境等因素。[11] 这些因素可损害大多数曲细精管内的生殖细胞或支持细胞,导致SD。但局部曲细精管内仍保留完全生精功能,临床上表现为严重少精子症、隐匿性精子症或NOA。这些患者的支持细胞功能受损,血清FSH水平升高,提示睾丸生精功能受损。

局灶型SD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结扎术以及通过micro-TESE取精后结合辅助生殖技术。可提高精液质量的一般措施包括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和适度运动。经验性药物治疗包括芳香化酶抑制剂(如来曲唑和阿那曲唑[12])、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如克罗米芬和他莫昔芬[13])以及性腺激素。例如,术前性腺激素治疗可提高克氏综合征患者睾丸取精术的精子获取率(SRR)。[14] 近年来,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SD受到广泛关注,其适应证、不良反应和治疗方案已有系统性描述。[12] 此外,抗氧化剂如左卡尼汀和辅酶Q10可增强精浆中清除活性氧(ROS)的能力,减轻ROS引起的损伤。[15,16]

micro-TESE被认为是NOA取精手术的"金标准"。精子获取率因基础病因不同而差异显著:即腮腺炎后遗症患者>90%;隐睾行睾丸下降固定术者62%~75%;AZFc微缺失者67%~74%;克氏综合征者45%~61%;特发性NOA者相对较低,约30%。[17] 对于不具备显微取精能力的医院,可采用睾丸穿刺取精或睾丸活检取精作为替代方案。

## 4. 阻滞型生精功能障碍的诊断与管理

阻滞型SD患者临床表现为睾丸体积正常,FSH、黄体生成素和睾酮水平正常,影像学及精浆生化检查无输精管梗阻证据。micro-TESE术中曲细精管形态相似且不透明。睾丸组织显微镜检查未见成熟精子,但生殖细胞丰富。睾丸病理学显示生精阻滞于某一特定阶段,Johnsen评分为4~7。

阻滞型SD主要由遗传因素引起,包括染色体核型异常、基因拷贝数变异和单核苷酸变异(SNV)。核型异常以及AZFb和AZFb+c完全微缺失均可导致SD阻滞。[18–20] 多种减数分裂相关基因的SNV与SD类型密切相关,包括:

- **联会复合体相关基因**:联会复合体中心元件1(SYCE1)、SIX6反向链转录本1(SIX6OS1)、联会复合体蛋白2(SYCP2)。[21–23]
- **双链断裂重组修复相关基因**:减数分裂重组酶1(DMC1)、交叉不足1(SHOC1)、减数分裂抑制蛋白1(MEI1)、MutS同源物4(MSH4)、MutS同源物5(MSH5)等。[24–33]
- 关键减数分裂基因如睾丸表达11(TEX11)和SYCE1的拷贝数变异也可导致SD。[34,35]

目前,阻滞型SD尚无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对于这类患者,可尝试显微小切口取精术,但不推荐标准micro-TESE。基于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和CRISPR相关蛋白9(CRISPR-Cas9)的基因治疗可在小鼠模型中挽救SD并恢复生精。[30] 2023年,Du等[36]报道利用脂质纳米颗粒技术将mRNA递送至睾丸曲细精管,在动物模型中恢复生精。这些进展为阻滞型SD的治疗带来希望。

## 5. 衰竭型生精功能障碍的诊断与管理

衰竭型SD的病因大多不明,尽管完全性AZFa或AZFa+b+c微缺失可致此型。[20] 2021年,研究证实范科尼贫血互补基团M(FANCM)的变异可导致衰竭型SD;其机制为FANCM变异损害原始生殖细胞的增殖和有向分化。[37,38] 衰竭型SD患者通常病因不明,睾丸体积偏小,生殖激素水平明显异常(FSH显著升高)。micro-TESE术中可见曲细精管萎缩,术中睾丸组织显微镜检查未见精子或偶见生殖细胞,Johnsen评分为0~2。

目前,衰竭型SD患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只能依靠供精者生育后代。尽管精原干细胞移植和体外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为生殖细胞谱系等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精原干细胞、睾丸组织或曲细精管的冷冻保存可能为未来治疗提供潜在途径。[39–42]

## 6. 生精功能障碍亚型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诊断SD亚型的生物标志物包括遗传学发现、影像学结果、激素水平和精浆分子标志物。Y染色体AZFc微缺失和47,XXY核型与局灶型相关。性染色体与常染色体平衡易位、Y染色体AZFb微缺失以及减数分裂相关致病基因的SNV可导致阻滞型SD。完全性Y染色体AZFa或AZFa+b+c微缺失以及FANCM突变与衰竭型相关。

睾丸灌注超声、睾丸体积、生殖激素水平、抑制素B和抗苗勒管激素水平均为SD亚型的重要预测因子,[43–48] 尽管其预测准确性仍有争议。精浆样本中的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标志物作为SD亚型精准分型的无创生物标志物展现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研究已鉴定精浆中睾丸表达序列(TEX)-101蛋白、无细胞DEAD-box解旋酶4(DDX4)核酸、长链非编码RNA、tRNA衍生小RNA及相关代谢物作为SD亚型分型的候选诊断标志物。[49–54] 但仍需大规模临床验证。

## 7. 生精功能障碍患者的生育力保存

男性生育力保存是指通过冷冻保存精子或发育不成熟的睾丸组织来保存生殖能力,最终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获得亲生后代的方法和技術。[55] 目前,精子冷冻保存是唯一有效的男性生育力保存方法。[56] 精子的获取方式包括手淫、睾丸穿刺、睾丸活检、精子取出术或micro-TESE。对于严重少精子症、隐匿性精子症或NOA患者手术获取的精子,推荐微量精子冷冻保存,根据精子数量可选择细管、超细管及各种新型冷冻载体。[57–59]

## 8.

生精功能障碍患者的遗传咨询

Klinefelter综合征(克氏综合征)是性发育障碍(SD)最常见的遗传病因。[60] 约50%的克氏综合征相关无精子症患者可通过显微取精术(micro-TESE)获取精子,借助辅助生殖技术(ART),女性伴侣的妊娠率和活产率接近50%。[61] 克氏综合征患者的精子可能来源于正常二倍体的精原细胞,其睾丸呈现嵌合体状态,大部分小管内含47,XXY精原细胞,而少数呈正常(46,XY)核型。[62] 研究证实,克氏综合征患者的支持细胞对额外X染色体更为敏感,这可能是该综合征独特临床表型的基础。[63] 克氏综合征患者的后代基本不受先证者染色体异常的影响,其后代患病风险并不高于核型正常的男性。[64]

完整的Y染色体AZFa缺失通常导致衰竭型SD,而完整的Y染色体AZFb缺失通常导致阻滞型SD。[20,65] 完整的Y染色体AZFc缺失可产生多种表型,从衰竭型SD到重度少精子症不等,且与无精子症中关键基因AZFc的缺失相关。[66] 完全AZFc缺失或部分AZFa、AZFb缺失的患者可能从精液或睾丸中获得精子,且这些缺失可垂直传递给其男性后代。[65-67]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受精率降低,但Y染色体微缺失男性与Y染色体正常的不育男性相比,在高质量胚胎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活产率或男性婴儿率方面无显著差异。[68] 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男性后代将遗传父方的缺失模式。为防止垂直传递,可考虑进行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以选择女性胚胎进行移植。

不同的遗传变异可导致SD。已知具有明确临床证据的已知单基因变异在衰竭型SD中相对少见[69],但在阻滞型SD中更为常见。[70] TEX11是一个X连锁基因,其变异约占无精子症患者总数的1%和精母细胞阻滞型SD患者的15%。[71] 在TEX11变异男性中,获取成熟精子的概率极低。雄激素受体(AR)基因为X连锁,其变异可导致SD。[72] 阻滞型SD大多数致病基因遵循隐性遗传模式,使临床治疗和精子获取面临挑战。

9. 生精功能障碍的健康管理与促进

鉴于SD病因复杂、诊断和治疗难度大,有效的健康管理至关重要。综合管理方案应包括遗传评估、一般管理、药物治疗、心理干预、手术干预、生育力保存、女性伴侣因素考量、ART选择、后代安全性、风险/获益评估、预后及随访。诊断和治疗应以医生与患者共同决策模式为指导,充分考虑患者个体情况、医生专业水平、实验室能力及其他相关因素。这一协作过程有助于制定个体化的防治方案,实现有效管理。此外,通过公共卫生政策和临床干预措施(如咨询、药物治疗和手术方案),可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建立健康习惯,从而降低SD的发生风险。

致谢

专家共识撰写组成员如下:

顾问:熊亮程(广东省湛江市九江医院);尚学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组长:李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耿安(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陈向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厚阳(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洪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郭海宾(河南省人民医院);何晓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胡双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蒋晓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蒋传鑫(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红俊(北京协和医院);李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李红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殖健康研究所);李震(空军军医大学);刘明喜(南京医科大学);刘桂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刘刚(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刘俊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刘文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莫仁(内蒙古人民医院);田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田瑞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孙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王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许文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杨先峰(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杨晓宇(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杨慎敏(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杨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姚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姚承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凤(宋庆龄儿童医学中心);张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张静(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张欢(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张凤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赵付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志二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周良(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周志(上海科技大学)

起草专家:姚承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李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译者:张宇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伦理声明

不适用。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资金来源

本共识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C2702700, 2022YFC270300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171597)资助。

作者贡献

本共识由中国医师协会男科分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男科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共同撰写。

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中生成和/或分析的数据集可向通讯作者合理请求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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