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Sociodemographic, Criminological and Clinical Determinants in Suicide After Release From Prison: A 23-Year National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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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监禁释放后自杀风险升高,但关于时间风险模式及相关因素的人群层面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描述挪威监狱释放后自杀死亡个体的特征,将其自杀死亡率与一般人群进行比较,并考察随时间变化的风险因素。
材料与方法:来自挪威监狱释放研究(nPRIS)的数据,包括2000
背景:监禁释放后自杀风险升高,但关于时间风险模式及相关因素的人群层面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描述挪威监狱释放后自杀死亡个体的特征,将其自杀死亡率与一般人群进行比较,并考察随时间变化的风险因素。
材料与方法:来自挪威监狱释放研究(nPRIS)的数据,包括2000年至2022年间挪威所有在押人员(n=112,877),与挪威死因登记处、挪威监狱登记处、挪威患者登记处及挪威统计局进行关联。研究人员计算了每10万人年的粗死亡率(CMR)、标准化死亡比(SMR)、年度年龄标准化寿命损失年率(ASYR)以及Cox比例风险模型。
结果:从2000年到2022年,释放后共发生1183例自杀(占所有死亡的9.1%;CMR 81;95% CI 76–85)(90%为男性)。女性的SMR(SMR 8.64;95% CI 7.17–10.34)高于男性(SMR 3.98;95% CI 3.76–4.22)。在多变量模型中(2009–2022年;n=57,034;516例自杀),释放后6个月内与自杀强独立相关的因素包括自伤(调整后HR [aHR] 4.76;95% CI 2.60–8.72)、严重精神疾病(aHR 1.95;95% CI 1.16–3.27)、从高安全级别监狱释放(aHR 1.93;95% CI 1.12–3.33)以及审前拘留(aHR 1.82;95% CI 1.06–3.13)。
结论:相对于一般人群,自杀风险显著且持续升高,在释放后立即达到峰值,并且集中在既往有自伤行为、严重精神疾病以及从高安全级别环境释放的个体中。
研究背景与目的
自杀是全球范围内重大且在很大程度上可预防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对边缘化人群影响显著。监禁已被确定为一类强烈的自杀预测因素,而既往被监禁者的自杀率远高于普通人群。尽管已有研究表明释放后自杀风险急剧升高,尤其在释放后的最初几周内最为突出,但现有文献未能充分揭示社会人口学、犯罪学及临床因素如何在不同阶段的社区重返过程中交互驱动自杀死亡风险。识别这些风险在不同释放后时间窗口内的变异,是制定针对性、时效性预防策略的前提。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1)描述挪威监狱释放后自杀死亡个体的特征;(2)将自杀死亡率与一般人群进行比较并考察时间趋势;(3)评估社会人口学、犯罪学和临床风险因素在释放后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以及整个随访期内与自杀的关联。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这是一项基于全国登记系统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利用挪威监狱释放研究(nPRIS)队列,纳入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挪威所有被监禁过的个体(n=112,877)。数据通过挪威唯一个人识别号与挪威死因登记处、挪威患者登记处(2008年后可用)及挪威统计局的社会经济数据进行关联。研究人员计算了不同释放后时间窗(从1周到48个月及整个观察期)的粗死亡率(CMR,每10万人年死亡数)及其95%置信区间。采用标准化死亡比(SMR)比较观察到的自杀数与基于一般人群年龄、性别和日历时期特异性自杀死亡率得出的预期死亡数。计算年度年龄标准化寿命损失年率(ASYR)并采用局部估计散点平滑(LOESS)进行可视化趋势分析。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2009–2022年间(n=57,034;435,837人年)释放后6、12、24个月及整个观察期内与自杀相关的风险因素,模型调整为完全校正模型以控制社会人口学、犯罪学和临床混杂因素,并对重复观测进行个体水平聚类处理。作为敏感性分析,还进行了Fine-Gray子分布风险模型以考虑非自杀死亡的竞争风险。
研究结果
1. 总体自杀负担与时间模式:在2000–2022年间,释放后所有死亡(n=13,004)中,1183例(9.1%)为自杀。总CMR为每10万人年81例(95% CI: 76–85)。自杀风险在释放后立即达到峰值:1.5%的自杀发生在第一周内(CMR: 466.6),12.5%发生在6个月内(CMR: 154.7),19.4%发生在1年内(CMR: 126.4),33.3%发生在24个月内(CMR: 119.2),52.0%发生在48个月内(CMR: 107.4)。
2. 与一般人群的比较:释放后男性和女性的总体SMR为4.2(95% CI: 4.0–4.4),其中男性SMR为4.0(95% CI: 3.8–4.2),女性SMR为8.6(95% CI: 7.2–10.3),表明女性相对超额自杀风险约为男性的两倍以上。在整个研究期间,监狱人群的ASYR始终保持在一般人群的约5至9倍水平,未见持续下降趋势。
3. 临床与犯罪学风险因素的多变量分析:在2009–2022年间的516例自杀中,82.8%有任何精神健康障碍诊断,30.8%有严重精神疾病(SMI),71.1%有物质使用障碍(SUD),21.9%有自伤临床接触记录。完全校正Cox模型显示:既往自伤在所有时间窗均表现出最强的独立关联,尤其在释放后6个月内(aHR: 4.76; 95% CI: 2.60–8.72),随后效应减弱但仍显著(12个月aHR: 2.95; 24个月aHR: 2.87)。SMI在各时间窗均为显著预测因子(6个月aHR: 1.95; 12个月aHR: 1.80; 24个月aHR: 1.61)。从高安全级别监狱释放在各时间窗均与自杀风险增加显著相关(6个月aHR: 1.93; 12个月aHR: 1.65; 24个月aHR: 1.49)。审前拘留在6个月(aHR: 1.82)和12个月(aHR: 1.56)内显著,但在24个月时不显著。SUD仅在24个月时达到统计学显著性(aHR: 1.48)。移民身份在所有时间窗均与较低的自杀风险显著相关(6个月aHR: 0.39; 12个月aHR: 0.54; 24个月aHR: 0.60)。竞争风险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临床因素的强时效性关联,其中自伤史在6个月时的子分布风险比(SHR)为4.38,随后逐渐减弱但仍在全程随访中保持稳健预测价值(SHR: 2.24)。
讨论与结论
这项为期23年的全国队列研究揭示了三个关键发现:第一,释放后个体面临显著高于一般人群的自杀风险,这一差距在二十年间保持稳定;第二,自杀风险在释放后最初几周最为急迫;第三,在校正协变量和竞争死亡风险后,严重精神疾病(SMI)、自伤史以及从高安全级别监狱释放仍然是所有随访间隔内与自杀风险增加稳健相关的因素。研究指出,释放后即刻高峰可能反映了个体重新进入社区生活时所面临的急性心理压力和结构突然中断,而超过两年后仍有大量自杀发生则凸显了长期规划和支持的必要性。女性相对一般人群的超额自杀风险更为突出,暗示进入监狱系统的女性可能是基线精神疾病共病率和创伤史异常高的亚群。临床脆弱性是重要且潜在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而高安全级别环境中的社会隔离和有限治疗活动可能加剧既有精神脆弱性。研究强调,需要将结构化风险评估工具(如OxRec)和基于证据的简短干预措施(如安全计划干预SPI)嵌入到释放前的系统性重返计划中,同时确保精神卫生和成瘾服务获得充足资源,并通过出院规划和过渡护理协调来促进释放后服务的衔接与维持,从而降低释放后自杀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