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Clinical Course and Predictors of Biologic Therapy, Hospitalisation and Surgery: A Five-Year Prospective Study in Newly Diagnose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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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旨在描述新诊断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患者的特征,并分析其诊断后最初5年内的临床病程,包括手术、住院和治疗需求。
方法:这项在西班牙开展的大型前瞻性多中心初发队列注册研究,纳入了2017年诊断为
目的:本研究旨在描述新诊断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患者的特征,并分析其诊断后最初5年内的临床病程,包括手术、住院和治疗需求。
方法:这项在西班牙开展的大型前瞻性多中心初发队列注册研究,纳入了2017年诊断为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或未分类IBD(IBD unclassified, IBD-U)的成年患者,并对其进行5年随访。
结果:共纳入3301例患者:CD 1526例,UC 1633例,IBD-U 142例。诊断时中位年龄为43岁(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 31-56),约50%为男性。诊断后5年内,30%的患者接受了生物制剂或JAK抑制剂(JAK inhibitors, JAKi),34%至少住院一次,9%接受了手术。生物制剂/JAKi治疗、住院和手术的累积发生率在CD患者中更高。生物制剂/JAKi的使用与更具侵袭性的CD表型、更大的UC病变范围及更年轻的诊断年龄相关。生物制剂/JAKi治疗与CD患者(风险比[hazard ratio, HR]=0.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2-0.6)和UC患者(HR=0.5,95% CI=0.2-0.9)的住院风险降低相关。然而,它未与CD腹部手术风险相关,但与UC手术风险增加相关(HR=11.9,95% CI=4.6-30.4)。
结论:这项大型多中心队列研究显示,在IBD诊断后最初5年内生物制剂/JAKi的使用率高于既往报道。生物制剂/JAKi治疗与住院风险降低相关。然而,在目前的临床实践模式下,这种治疗方法并未转化为较低的腹部手术风险。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组病因未明的慢性免疫介导性消化道炎症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未分类IBD(IBD unclassified, IBD-U)。该病呈复发-缓解病程,多见于青壮年,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近年来,IBD发病率持续上升,治疗目标已从单纯症状控制转向黏膜愈合,新型高级治疗(如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的应用日益广泛,但也带来更高的经济负担。然而,欧洲既往的IBD流行病学研究多集中于北欧和中欧,南欧数据匮乏,且多为回顾性、随访期短。西班牙此前的相关研究年代久远且地域局限。因此,亟待开展大型前瞻性纵向队列研究,从诊断之初系统评估患者临床轨迹,为医疗资源规划和治疗策略优化提供依据。基于此,研究人员在西班牙建立了覆盖约50%人口的大型前瞻性多中心初发队列,旨在描述新诊断IBD患者5年内的临床病程,包括手术、住院及药物治疗情况。
研究人员于2017年纳入3301例新诊断IBD成年患者(CD 1526例,UC 1633例,IBD-U 142例),并进行5年随访。主要发现包括:30%的患者接受了生物制剂或JAK抑制剂(JAK inhibitors, JAKi)治疗,34%至少住院一次,9%接受手术;CD患者的生物制剂/JAKi使用、住院和手术累积发生率均高于UC患者。多因素分析显示,更年轻的诊断年龄、CD的复杂表型(狭窄或穿透性病变)和UC广泛病变是使用生物制剂/JAKi的预测因素;生物制剂/JAKi治疗与CD和UC患者的住院风险降低相关,但在CD中与手术风险无明显关联,而UC中早期暴露反而与手术风险增加相关。这些结果反映了当前真实世界中IBD管理模式的变化,强调了改进患者分层、更精准选择高级治疗受益者的必要性。
方法方面,这是一项前瞻性、观察性、多中心初发队列注册研究,在西班牙108个中心开展,覆盖约2227万居民(约占西班牙人口50%)。研究对象为2017年全年确诊的成人IBD患者,诊断依据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ECCO)标准。数据收集包括人口学、吸烟、家族史、蒙特利尔分类、肠外表现、治疗、住院和手术等信息,录入REDCap电子数据采集系统;研究采用远程与现场相结合的监测方式,现场监测覆盖50%的中心并核对100%数据。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和多变量Cox回归,分别针对CD和UC患者分析生物制剂/JAKi使用、腹部手术和住院的预测因素。
**3.1 患者特征**:研究共纳入3301例患者,中位诊断年龄43岁,52.5%为男性;中位诊断延迟3.5个月,CD患者显著长于UC。15%有IBD家族史,8%在诊断时无症状,14%存在肠外表现,24%为吸烟者。CD患者以回肠受累(54%)和炎症行为(80%)最常见,12%伴有肛周疾病;UC患者中广泛结肠炎和左半结肠炎各占31%。随访期间,部分UC患者病变扩展,部分CD患者由炎症行为向狭窄或穿透行为进展。
**3.2 无需手术或高级治疗的长期病程**:5年内,54%的患者未接受手术或高级治疗(CD为28%,UC为72%),提示CD患者的疾病负担更重。
**3.3 诊断后5年内的治疗**:65%的患者接受过皮质类固醇,37%接受免疫调节剂,30%接受生物制剂/JAKi(CD为44%,UC为17%)。生物制剂/JAKi的使用随时间逐渐增加。在CD患者中,高资源医院生物制剂/JAKi使用率更高,而低资源医院美沙拉嗪使用更常见。
**3.4 住院和手术**:34%的患者至少住院一次(CD为43%,UC为26%),主要原因为诊断、疾病发作和手术。9%的患者接受至少一次手术(CD为16%,UC为3%),CD手术累积发生率高于UC,且UC手术多发生在诊断后2年内。高资源医院CD患者的住院和手术率更高。
**3.5 生物制剂/JAKi使用、住院和手术的预测因素**:CD中,年轻、家族史、吸烟、狭窄或穿透行为及肛周疾病与生物制剂/JAKi使用增加相关;狭窄(HR=5.5)和穿透行为(HR=8.7)是腹部手术的强预测因素;生物制剂/JAKi暴露与住院风险降低相关(HR=0.4),但与手术风险无关;免疫调节剂暴露与手术风险降低相关。UC中,病变范围越大,生物制剂/JAKi使用和住院风险越高;早期生物制剂/JAKi暴露与手术风险显著增加相关(HR=11.9),后期暴露与住院风险降低相关(HR=0.5)。
讨论部分指出,与EpiCom等早期欧洲队列相比,本队列中生物制剂/JAKi使用率显著升高(CD约50%,UC约20%),反映了IBD治疗模式的转变。住院率略高于既往报道(CD 43% vs 36%,UC 26% vs 23%),而手术率低于既往(CD 16% vs 22%,UC 3% vs 6%)。生物制剂/JAKi与住院风险降低相关,但未观察到手术风险下降,甚至在UC早期暴露与手术风险增加相关,这提示高级药物的使用可能更多是疾病严重的标志,而非单纯的治疗效应。此外,医院资源配置差异影响CD患者的治疗选择和住院率,高资源中心有更多生物制剂使用和住院可能,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高资源中心通常设有IBD综合护理单元有关。
研究结论为:这项大型、前瞻性、多中心初发队列研究观察到与以往队列相比,生物制剂/JAKi治疗使用显著增加,且与住院需求减少相关;然而,在当前的临床实践模式下,生物制剂治疗并未带来腹部手术风险的降低。这可能归因于高级药物作为严重疾病标志的事实,但不能排除在重症患者中更早、更广泛使用生物制剂可能降低手术率。因此,研究结果强调通过临床工具和生物标志物改进早期患者分层,以识别真正需要强化治疗的患者,从而改变IBD的自然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