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排调控作为抗菌策略:作用机制解析与临床转化前景

《npj Drug Discovery》:Efflux modulation as an antimicrobial strategy: mechanisms and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3日 来源:npj Drug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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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排泵(efflux pump)被广泛视为抗生素耐药的决定因素,然而其在应激适应、毒力、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 QS)和生物被膜形成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情境依赖型治疗靶点。本展望(Perspective)区分了四种外排干预策略:直接抑制、生物能量

  
外排泵(efflux pump)被广泛视为抗生素耐药的决定因素,然而其在应激适应、毒力、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 QS)和生物被膜形成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情境依赖型治疗靶点。本展望(Perspective)区分了四种外排干预策略:直接抑制、生物能量或膜介导的抑制、调控性调节以及双重效应策略。研究人员剖析了为何有前景的体外研究结果很少能实现临床转化,并提出以外排为靶向的策略需要明确的治疗目标和整合性的多学科方法。
**研究背景与目的**

细菌外排泵(efflux pump)是细菌细胞中一类功能多样的膜转运蛋白,能够外排多种结构不同的分子,是抗菌药物耐药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在耐药的ESKAPEE(粪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肠杆菌属及大肠埃希菌)临床分离株中,外排活性升高十分常见,其底物谱广泛、功能冗余且表达动态变化,增强了细菌的适应性并限制了抗菌治疗的疗效。然而,外排泵并非单纯的耐药决定因子,其在生物被膜形成、群体感应(QS)、毒力因子分泌及解毒等生理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且这些作用高度依赖于菌株和具体情境。尽管研究者已对外排泵抑制剂(efflux pump inhibitor, EPI)进行了大量探索,但目前尚无任何EPI获批用于临床。体外与体内研究结果之间的差距、靶点选择性不足、毒性问题以及缺乏泵调节能否产生持续性胞内抗生素暴露的临床证据,均阻碍了EPI的临床转化。为此,研究人员以展望(Perspective)形式探讨直接抑制以外的外排调控策略,分析限制EPI转化的生物学与药理学障碍,并提出一个面向决策的转化研究框架。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将外排调控定义为改变细菌外排对抗菌药物敏感性贡献的干预措施,并区分了四种策略:直接抑制、生物能量或膜介导抑制、调控性调节及双重效应策略。研究人员认为,外排靶向策略的临床价值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在临床可达到的浓度下、针对明确的病原体-外排泵-药物情境产生持续性的抗生素暴露改善。为此,研究者提出整合胞内蓄积、药代动力学相容性、剂量比例、给药顺序、宿主转运蛋白相互作用及耐药出现风险等因素的决策框架,以区分具有现实临床潜力的组合与仅表现出非特异性体外增效作用的组合。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文为前瞻性综述,未涉及原始实验数据。研究人员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整合了结构生物学(如AcrB/MexB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学及冷冻电镜分析)、功能基因组学(转录组分析、CRISPR干扰筛选、合成致死分析)、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以及动物感染模型(如大鼠铜绿假单胞菌肺炎模型)等证据,分析了各类外排调控策略的作用机制、转化障碍及未来方向。

**主要研究结果**

(1)外排转运的直接抑制剂:直接抑制指EPI结合外排泵底物结合位点、阻断底物识别或外排。代表性例子是植物来源的生物碱利血平(reserpine),其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NorA外排泵(主要易化子超家族,MFS),增加氟喹诺酮和溴化乙锭的胞内蓄积,但因毒性问题未进入临床应用。其他候选分子如p-香豆酸衍生物、吡喃并吡啶(pyranopyridine)和吡啶并嘧啶(pyridopyrimidine)衍生物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其中一种吡喃并吡啶衍生物在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大鼠模型中与氨曲南联用表现出体内外外排抑制活性。然而,RND系统转运蛋白体积庞大、构象动态多变且底物结合位点高度灵活,使得选择性且持久的直接抑制难以实现。

(2)能量解偶联剂与膜活性化合物:许多外排泵依赖质子动力势(proton motive force, PMF)和膜电位转运底物。羰基氰化物间氯苯腙(CCCP)是典型的质子载体,可消散细菌膜上的PMF,在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增强抗生素敏感性,但因细胞毒性过高而主要用作实验对照。苯丙氨酸-精氨酸β-萘酰胺(PAβN)也是常用参比化合物,但其除干扰RND介导的外排外还可使外膜透化,难以将抗生素增效单纯归因于外排抑制。达托霉素等脂肽可消散膜电位并触发细胞壁应激,但直接证据仍有限。膜去极化本身不应被视为外排抑制的证据,除非直接证明泵活性变化或胞内药物蓄积增加。

(3)外排表达或调控的间接调节:某些抗菌剂和外排调节化合物可在转录水平改变外排基因的表达。多黏菌素可诱导鲍曼不动杆菌中多个RND相关基因(如bpeB等)上调;抗菌肽Cec4可上调macAB及编码RND外排转运蛋白周质亚基的基因;而肽BING则通过调节包膜应激调控因子CpxR下调铜绿假单胞菌的mexB、mexY和oprM。然而,外排基因表达的变化并不总是与抗菌敏感性改善相关。例如,天然产物样文库筛选中发现的香豆素类、1,4-苯并二噁烷类和4-氯吲哚化合物既是MexAB-OprM和MexCD-OprJ的底物也是其诱导剂,在诱导外排表达的同时降低毒力相关表型。抗菌肽Esc(1-21)c可下调MexAB-OprM并上调OprD孔蛋白,通过摄取与外排的协同改变增加胞内抗生素蓄积。此外,鞣花酸相关磁性纳米颗粒可降低大肠埃希菌acrB和tolC表达;生物合成银纳米颗粒可下调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adeA、adeC等多个外排相关基因。这些效应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转录分析需辅以功能性外排实验、膜完整性对照及胞内药物蓄积的直接测量。

(4)双重效应与情境依赖策略:外排调节常伴随更广泛的生理效应。负载庆大霉素和红霉素的脂质体与PAβN联用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抗菌活性优于游离抗生素,同时降低蛋白酶、脂肪酶、绿脓菌素等毒力相关表型及生物被膜形成。PAβN、NMP和硫利达嗪可减少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物被膜形成。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通过稳定结合碳青霉烯酶并占据与美罗培南相似的位置,同时抑制碳青霉烯酶和外排泵活性。此外,RND转运蛋白(如AcrB和MexB)的大而灵活的底物结合腔可同时容纳多种配体,"空腔拥挤"(cavity crowding)假说认为配体共占据可能改变滞留时间、构象转变或转运动力学;大体积的抗生素骨架(如某些大环内酯、利福霉素和氟喹诺酮衍生物)与结合口袋的广泛相互作用可能使其外排效率低于小分子化合物。但该假说需在膜通透性、PMF和外排表达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转运动力学和胞内蓄积的直接测量加以验证。

**转化挑战与未来方向**

EPI临床转化面临多重障碍:靶点选择性不足(如CCCP和PAβN可干扰宿主转运系统)、外排系统嵌入更广泛的应激反应网络导致抑制后产生补偿性适应、细菌仍可选择耐药突变、药代动力学特性差(生物利用度低、蛋白结合率高、代谢清除快、感染组织穿透不足)以及监管上需与特定抗生素伙伴联合证明治疗获益等。未来方向包括:药物重定位(如非甾体抗炎药、抗肿瘤药和抗抑郁药的外排调节活性)、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AcrAB-TolC的晶体学和冷冻电镜结构)、人工智能辅助的支架发现与ADMET预测、噬菌体策略(工程噬菌体靶向过表达外排泵的细菌或递送基因编辑工具)、功能基因组学(转录组分析、CRISPR干扰筛选和合成致死分析)以及环境与微生物组考量。此外,设计本身不易被外排识别的新型抗生素(如地拉沙星因阴离子特性和pH依赖性电离而在酸性条件下增强抗菌活性并降低外排敏感性)是超越经典EPI的替代策略。

**结论**

外排泵并非孤立的耐药决定因子,而是参与抗菌药物暴露、应激适应、毒力和生物被膜相关表型的广泛生理与调控网络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EPI主要受限于系统毒性、低靶点选择性和较差的转化进展。外排调控的治疗价值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在临床可达到的浓度下、针对明确的病原体-外排泵-药物情境产生持续性的抗生素暴露增加。对胞内蓄积、药代动力学相容性、剂量比例、给药顺序、宿主转运蛋白相互作用和耐药出现的整合评估,应指导开发决策,从而区分具有现实临床潜力的组合与仅表现出非特异性体外增效的方案,并识别出抗生素重新设计或靶向递送优于直接泵抑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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