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flammation Research》:Mitochondria-Macrophage Interactions in Sepsis at Different Immune Stages: Integrating Immunometabolic Reprogramming, Organ Damage,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脓毒症是一种由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其特征为免疫功能障碍、代谢重编程和多器官损伤。线粒体除在能量代谢中发挥作用外,还充当整合细胞代谢、固有免疫和炎症反应的核心信号枢纽。新近证据表明,线粒体-巨噬细胞互作的紊乱会形成自我放大环路,在脓毒症期间驱动过度炎症和器官功能障碍。本综述重点阐述线粒体质量控制(mitochondrial quality control, MQC)和免疫代谢重塑(immunometabolic remodeling)调控巨噬细胞活化与功能的最新研究进展。研究人员讨论了包括糖酵解、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OXPHOS)、三羧酸循环重塑和脂肪酸代谢在内的关键代谢通路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以及线粒体自噬(mitophagy)、线粒体生物合成(mitochondrial biogenesis)和线粒体动力学(mitochondrial dynamics)在脓毒症进展过程中的动态作用。研究人员进一步总结了目前针对线粒体-巨噬细胞轴的挑战和潜在治疗策略。阐明该调控网络可能为脓毒症的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开发提供新见解。
线粒体代谢重编程调控巨噬细胞极化
代谢重编程是指细胞为应对环境刺激或应激信号而对代谢通路和能量利用方式进行适应性重塑,使细胞能够满足功能需求并发生表型转变。该过程涉及葡萄糖、氨基酸和脂质等代谢底物的重新分配,以支持特定的细胞功能。巨噬细胞极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巨噬细胞通过该过程响应环境刺激而获得不同的功能状态。经典的M1/M2范式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分别用于描述由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和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诱导的促炎巨噬细胞,以及由IL-4和IL-13诱导的M2样巨噬细胞。
线粒体代谢重编程代表细胞代谢网络对细胞内、外环境变化的动态适应。除调节能量产生外,线粒体还通过重塑氧化磷酸化(OXPHOS)、脂肪酸氧化(fatty acid oxidation, FAO)和三羧酸循环活性,以及控制代谢中间产物的信号功能来影响免疫功能。作为免疫代谢调控的中心枢纽,线粒体通过代谢重塑、线粒体动力学和损伤相关分子的释放调节巨噬细胞活化与极化,从而塑造脓毒症的进展过程。
巨噬细胞极性与线粒体代谢状态密切相关。经典促炎巨噬细胞活化通常与糖酵解增强、线粒体呼吸受损以及三羧酸循环代谢重塑相关,导致琥珀酸(succinate)等中间产物积累。琥珀酸可稳定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从而促进IL-1β等炎症介质的表达并放大炎症反应。相比之下,M2样巨噬细胞更依赖于OXPHOS和脂肪酸氧化来维持组织修复和炎症消退相关的代谢需求。然而,这些代谢特征应被理解为动态功能适应,而非固定的细胞身份。
尽管M1/M2模型为理解巨噬细胞生物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框架,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体内巨噬细胞状态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可塑性。该分类主要来源于简化的体外刺激系统,而病理组织中的巨噬细胞暴露于多种细胞因子、代谢信号和微环境因素的组合中。单细胞RNA测序和空间转录组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人类炎症性疾病(包括脓毒症)中的巨噬细胞存在于连续的活化状态谱中。单个巨噬细胞可能同时表达M1样和M2样程序相关的特征,突显巨噬细胞极化是一个动态连续体,而非互斥的二元状态。因此,脓毒症期间的巨噬细胞常表现出混合的免疫代谢表型,在维持较高糖酵解活性的同时保留可变的线粒体氧化能力,以适应波动的炎症条件和能量需求。
脓毒症时间进程中线粒体质量控制
脓毒症时间进程中的免疫状态异质性
脓毒症的免疫病理特征因病原体类型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在病原体识别通路、固有免疫受体激活、细胞因子谱系、免疫细胞组成以及免疫代谢重编程模式上各有不同。细菌性脓毒症通常以Toll样受体介导的炎症信号传导以及中性粒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的显著激活为特征,而病毒感染更依赖于干扰素依赖性抗病毒反应以及NK细胞和CD8?T细胞效应通路,真菌感染则与C型凝集素受体-CARD9信号传导及中性粒细胞和Th17介导的免疫密切相关。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不同形式的脓毒症仍具有炎症失调、免疫抑制、代谢功能障碍和线粒体损伤等共同特征。鉴于巨噬细胞免疫代谢和线粒体重编程在细菌性脓毒症模型及相关临床环境中已被最广泛研究,本综述主要聚焦于细菌性脓毒症。
线粒体质量控制(MQC)是一种内源性稳态系统,通过线粒体生物合成、线粒体动力学和线粒体自噬的协同调控来维持线粒体完整性和功能。在巨噬细胞中,这些过程与脓毒症期间的免疫代谢重编程、炎症可塑性和功能适应密切相关。由于巨噬细胞代谢和MQC均对周围炎症微环境高度敏感,其功能后果可能取决于当时的免疫状态,而非仅取决于疾病时间阶段。实际上,处于相似时间点的患者可能表现出显著不同甚至重叠的高炎症和免疫抑制表型,表明MQC反应不应仅根据疾病经过时间进行解释。在本综述中,高炎症期、过渡期和免疫重塑期等术语被用作概念性免疫反应阶段,而免疫状态则指通过补充生物学指标(包括单核细胞HLA-DR表达、体外细胞因子反应性、淋巴细胞计数和分子免疫特征)评估的宿主反应表型。单核细胞HLA-DR(mHLA-DR)降低已被广泛用作免疫麻痹的标志物,但不同研究和检测方法报告的阈值有所不同。近期ImmunoSep试验使用铁蛋白≤4420 ng/mL并结合CD45?白细胞上<5000个HLA-DR受体来定义免疫抑制,而铁蛋白>4420 ng/mL则用于识别巨噬细胞活化样综合征。因此,这些标准应被视为用于免疫状态分层的特定研究工具,而非通用定义。
线粒体生物合成
线粒体生物合成指功能性线粒体的生成和更新,是维持线粒体丰度和功能稳态的重要线粒体质量控制机制。该过程需要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的协调表达,涉及线粒体膜蛋白、电子传递链(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ETC)组分、代谢酶的合成,以及线粒体DNA的复制和转录。因此,线粒体生物合成被认为是细胞满足波动能量需求并响应代谢应激的关键适应机制。在免疫细胞尤其是巨噬细胞中,线粒体生物合成与代谢重编程紧密相连,其活性变化直接影响氧化磷酸化、活性氧产生和炎症反应。
线粒体生物合成的经典调控网络涉及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核呼吸因子1(NRF1)和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PGC-1α不直接结合DNA,而是作为转录共激活因子,与NRF1及其他转录因子(包括NRF2)相互作用以促进TFAM表达。TFAM随后被导入线粒体,调控mtDNA复制、转录和类核组织,从而维持线粒体基因组完整性和ETC功能。在脓毒症和其他高度炎症状态中,线粒体损伤、ATP耗竭和持续线粒体ROS积累可能损害线粒体更新。相反,适当激活PGC-1α–NRF1–TFAM轴可能促进线粒体恢复,恢复生物能量能力并改善器官功能。
近期研究已将磷酸甘油酸脱氢酶(PHGDH,丝氨酸合成通路的限速酶)确定为通过氧化还原代谢调节线粒体稳态的潜在调节因子。在炎症性巨噬细胞中,PHGDH缺乏会降低谷胱甘肽可用性,导致mtROS积累增加和HIF-1α信号激活。该反应随后诱导包括NRF1在内的线粒体生物合成相关转录程序,提示PHGDH可能通过调节细胞氧化还原平衡来控制线粒体质量控制和炎症代谢重编程。
线粒体动力学
线粒体动力学指通过线粒体分裂、融合和网络适应的协调过程对线粒体形态和功能进行持续重塑。这些过程对于维持线粒体稳态和调节巨噬细胞代谢重编程至关重要。在经典活化巨噬细胞中,LPS刺激主要通过动力相关蛋白1(DRP1)介导的线粒体分裂增强而引起线粒体碎片化和嵴结构破坏。过度分裂会降低线粒体呼吸能力,并促进向糖酵解的代谢转变,以快速满足细胞能量需求。然而,其他研究表明线粒体分裂可减少内质网-线粒体通讯,从而抑制干扰素刺激基因(ISGs)的诱导并促进炎症消退。同时,碎片化线粒体产生更多的线粒体活性氧,作为信号分子激活NF-κB等炎症通路,促进IL-1β和TNF-α等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然而,其他研究表明,促炎伤口巨噬细胞中mtROS产生和HIF-1α稳定所构成的分子程序对于伤口愈合过程中的正常血管生成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M2样巨噬细胞通常表现出更融合的线粒体网络,其特征为由丝裂蛋白1/2(MFN1/2)和视神经萎缩蛋白1(OPA1)介导的线粒体融合增强。融合可保持线粒体完整性,维持嵴结构,并支持高效的OXPHOS和脂肪酸氧化,从而促进组织修复和炎症消退。尽管糖酵解增加通常与炎症性巨噬细胞活化相关,但糖酵解中间产物也作为生物合成前体,在功能需求增加的条件下支持巨噬细胞增殖、分化和细胞因子产生。
除DRP1依赖性重塑外,其他线粒体质量控制调节因子也参与调控线粒体动力学。热诱导蛋白A2(HtrA2/Omi)已成为线粒体稳态的重要调节因子,通过其丝氨酸蛋白酶活性参与线粒体未折叠蛋白反应(UPRmt)并维持线粒体蛋白质稳态。此外,HtrA2/Omi与线粒体动力学相关蛋白相互作用,影响分裂与融合之间的平衡,从而促进线粒体结构和功能维持。
最近的转录组分析进一步揭示,LPS刺激可诱导巨噬细胞线粒体相关基因表达和代谢程序的深刻改变。STAT2和DRP1等信号分子和转录调节因子的上调促进线粒体碎片化,并使线粒体网络从相互连接状态向碎片化表型转变。这种转变伴随嵴结构破坏、线粒体膜电位(Δψm)降低以及代谢从OXPHOS向糖酵解转变。由此产生的mtROS生成增加进一步放大NF-κB激活等炎症信号通路,强化巨噬细胞炎症反应。
线粒体自噬
线粒体自噬是一种选择性线粒体质量控制过程,通过清除受损或功能障碍的线粒体以维持线粒体稳态。目前已鉴定出四种主要的线粒体自噬通路,包括PINK1/Parkin依赖性通路以及涉及BNIP3/NIX、FUNDC1和心磷脂的受体介导通路。传统上,线粒体自噬被视为一种保护机制,通过选择性清除受损线粒体来维持线粒体完整性,尤其是通过PINK1–Parkin通路。在巨噬细胞中,LPS联合IFN-γ刺激通过STAT1介导的炎症性caspase 1和11活化来抑制PINK1依赖性线粒体自噬,从而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炎症激活。在许多炎症状态下,适当激活线粒体自噬可限制功能障碍线粒体的积累,减少线粒体损伤相关分子模式(mtDAMPs)包括mtROS和mtDNA的释放,从而减轻过度炎症和组织损伤。
然而,线粒体自噬在脓毒症中的作用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和阶段依赖性。利用盲肠结扎穿刺(CLP)模型,Patoli等人证明骨髓特异性敲除Atg5会损害线粒体自噬,导致受损线粒体短暂积累、mtROS产生增加以及巨噬细胞中HIF-1α稳定。这些变化促进糖酵解重编程和促炎基因表达,增强巨噬细胞抗菌活性和细菌清除能力,最终提高CLP小鼠的存活率。这些发现提示,在早期感染阶段,线粒体自噬的短暂抑制可能作为一种支持固有免疫防御的适应性代谢反应,而非单纯的有害事件。例如,APPL1介导的早期内体依赖性线粒体自噬已被证明可抑制巨噬细胞中NLRP3炎症小体活化,并预防脓毒症相关炎症。
随着感染进展和免疫反应演变,持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可将线粒体从适应性信号平台转变为过度炎症介质的来源。受损线粒体的积累促进mtROS、mtDNA和其他mtDAMPs的持续释放,激活NLRP3炎症小体和cGAS–STING信号等炎症通路,从而放大无菌性炎症并促进器官损伤。
总而言之,这些发现突出了线粒体自噬在脓毒症中的阶段依赖性作用。在早期感染阶段,线粒体自噬的短暂调节可能通过代谢适应和炎症激活增强抗菌免疫。然而,在后期以免疫失调和器官损伤为特征的阶段,恢复线粒体自噬对于维持线粒体质量控制、限制mtDAMP释放、促进免疫稳态和组织修复至关重要。因此,靶向线粒体自噬的治疗策略应考虑疾病阶段和免疫状态。在病原体控制后增强线粒体自噬可能促进线粒体恢复并减少器官损伤,而在感染未受控制时过早激活线粒体自噬可能损害mtROS依赖性抗菌反应。
脓毒症早期高炎症阶段
线粒体损伤信号驱动巨噬细胞炎症激活
在脓毒症早期,宿主进入以固有免疫迅速激活为特征的高炎症状态,其中巨噬细胞是病原体防御的关键效应细胞。在此阶段,巨噬细胞发生深刻的代谢重编程,从OXPHOS快速向糖酵解转变,以支持ATP产生和炎症介质合成增加的需求。同时,线粒体应激导致线粒体活性氧(mtROS)产生增强。适度的mtROS积累既可作为直接抗菌机制,又可作为信号介质促进炎症小体活化和促炎细胞因子产生,从而促进病原体清除。
在这一炎症背景下,线粒体自噬调节具有高度动态性。线粒体自噬的短暂抑制可能允许功能活性受损线粒体的积累,维持mtROS依赖性信号传导并增强巨噬细胞抗菌和炎症反应。因此,线粒体清除的暂时减弱可能代表一种支持固有免疫防御的适应性反应。然而,如果过度的糖酵解激活、持续的mtROS产生和延长的炎症信号持续存在,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促进组织损伤并推动向免疫失调和器官功能障碍的转变。
mtDAMP介导的固有免疫识别
线粒体是细胞能量代谢和信号传导的中心枢纽。在病理应激条件下,线粒体电子传递链(ETC)的破坏促进电子泄漏和过量mtROS产生,导致氧化应激、脂质过氧化和进行性线粒体功能障碍。随着线粒体损伤积累,线粒体膜完整性破坏导致线粒体来源分子释放到细胞质或细胞外环境中。这些分子统称为线粒体来源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mtDAMPs),作为内源性危险信号激活固有免疫反应。
mtDAMPs包含多种免疫活性成分,包括线粒体DNA(mtDNA)、细胞色素c(Cytc)、ATP、心磷脂、琥珀酸、N-甲酰肽(NFPs)和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释放后,这些分子被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并启动炎症信号级联。由于其起源于细菌内共生事件且富含未甲基化CpG基序,mtDNA被Toll样受体9(TLR9)识别,导致NF-κB激活并增加TNF-α和IL-6等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以及诱导I型干扰素反应。此外,胞质mtDNA激活cGAS–STING通路,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细胞外ATP促进NLRP3炎症小体活化及随后的细胞因子成熟和分泌。线粒体N-甲酰肽反映了线粒体翻译的细菌进化起源,被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上的甲酰肽受体1(FPR1)识别,促进趋化和炎症放大。细胞外细胞色素c也可能通过TLR4依赖性JNK信号传导促进炎症激活。总之,这些mtDAMP介导的通路将线粒体损伤与固有免疫激活整合,促进巨噬细胞炎症反应并塑造脓毒症期间的炎症微环境。
重要的是,脓毒症早期mtDAMP释放不仅是线粒体破坏的被动后果,而是受线粒体应激反应和膜重塑调控。线粒体外膜通透性改变和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VDACs)的寡聚化促进mtDNA从线粒体向细胞质或细胞外空间的转位,该过程受氧化应激强度和线粒体损伤程度影响。然而,人类脓毒症中循环mtDNA水平高度异质,受感染病因、宿主免疫状态和器官功能障碍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这种变异性是mtDNA作为可靠生物标志物临床应用的重大限制,并突出需要改进策略来解释患者群体中的线粒体损伤信号。
RET–mtROS–NLRP3正反馈环路
在LPS刺激早期,促炎巨噬细胞迅速向有氧糖酵解进行代谢重编程。这种代谢转变改变了线粒体电子传递的底物可用性,并维持高质子动力(Δp),为线粒体复合物I处的反向电子传递(RET)创造有利条件。在RET期间,电子通过复合物I反向流动,导致线粒体超氧化物(O?•?)产生显著增加。与传统正向电子传递相关的电子泄漏不同,RET驱动的mtROS代表一种代谢调控的信号事件,具有强烈的时间特异性和扩增能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RET来源的mtROS在巨噬细胞中起关键炎症信号作用。通过氧化还原依赖性机制,mtROS促进NLRP3炎症小体活化,促进炎症小体组装、caspase-1激活以及随后IL-1β的成熟和分泌。同时,mtROS作为第二信使增强NF-κB信号活性,从而促进多种促炎细胞因子的转录表达。总之,RET介导的mtROS产生将代谢重编程与炎症信号传导联系起来,并在早期巨噬细胞激活期间建立自我放大的反馈环路,其中代谢重塑和固有免疫反应相互增强。
线粒体自噬抑制
在脓毒症早期,线粒体自噬活性可能被短暂抑制。这一现象并不与公认的线粒体自噬细胞保护作用相矛盾,而是突出了脓毒症期间线粒体调控的时间和阶段依赖性。在早期高炎症阶段,病原体消除是宿主首要任务,巨噬细胞需要足够的线粒体质量和功能能力来支持增强的生物能量需求,包括氧化磷酸化、增加的糖酵解通量和调控的ROS产生。
适度的mtROS生成不仅直接促进抗菌活性,还作为重要信号介质促进炎症小体活化、吞噬体成熟和炎症介质产生。因此,在该阶段过早或过度激活线粒体自噬可能导致功能性线粒体被过度清除,导致ATP可用性降低和mtROS依赖性抗菌信号减弱。结果,受损的吞噬和杀菌能力可能损害病原体清除并增加持续感染和微生物播散的风险。
免疫重塑期伴进行性器官功能障碍
线粒体-免疫代谢轴介导脓毒症期间巨噬细胞免疫重塑
随着炎症反应演变和病原体负荷得到部分控制,脓毒症从高炎症状态向免疫重塑阶段转变。该阶段不仅是炎症的终止,而是炎症消退、免疫抑制和组织修复之间的动态平衡。宿主免疫反应从病原体清除转向限制组织损伤和恢复免疫稳态。重要的是,炎症消退是限制过度免疫激活并促进组织修复的主动调节过程,而免疫抑制则反映宿主防御功能受损,其特征为抗原呈递减少、吞噬功能缺陷和抗菌能力下降,增加了持续感染或继发感染的易感性。
持续性线粒体损伤驱动巨噬细胞免疫麻痹
在一些患者中,持续的炎症应激和线粒体代谢功能障碍破坏免疫重塑,导致长期免疫麻痹。该状态与过度的代偿性抗炎反应、免疫效应细胞耗竭和调节性免疫群体扩增相关。巨噬细胞经历功能重编程和内毒素耐受,表现为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减少、模式识别受体信号传导受损以及吞噬和抗菌能力下降。
持续暴露于病原体相关刺激(如LPS)会诱导内毒素耐受,使免疫细胞对后续挑战反应低下。一致地,来自脓毒症患者和实验模型的单核细胞表现出炎症反应降低和抗菌功能受损。白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M(IRAK-M)作为TLR4信号的负调控因子,在建立这种耐受表型中起关键作用。此外,巨噬细胞功能障碍即使在感染解决后仍可持续存在,其驱动因素并非直接病原体刺激,而是继发性炎症介质。转录组分析揭示了耐受性巨噬细胞和脓毒症患者免疫细胞存在广泛代谢缺陷,包括糖酵解和氧化代谢能力受损,这些缺陷可能随免疫恢复而逐渐改善。NLRC3表达升高也与脓毒症和实验性免疫抑制期间单核/巨噬细胞糖酵解活性受损相关。这些发现表明巨噬细胞免疫麻痹不仅仅是炎症信号传导减弱的后果,而且与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免疫代谢重编程密切相关。
由持续感染或早期炎症应激引起的持续性线粒体损伤进一步加重免疫功能障碍。受损线粒体表现出膜电位降低、ATP产生受损和过量mtROS生成,导致mtDAMPs持续积累和释放。这些信号激活NLRP3炎症小体、cGAS–STING和NF-κB等炎症通路,从而维持无菌性炎症并促进器官损伤。同时,长期线粒体功能障碍损害巨噬细胞生物能量和抗菌活性,进一步强化免疫麻痹。未能有效清除受损线粒体促进氧化应激、代谢紊乱以及免疫恢复和组织修复受损。
线粒体质量控制促进巨噬细胞免疫稳态恢复
在脓毒症消退期,线粒体自噬通常增强,其功能作用从早期阶段可能限制抗菌活性转变为维持线粒体稳态和促进炎症消退。通过选择性清除受损线粒体,线粒体自噬减少mtROS和mtDAMPs的积累,抑制持续炎症小体活化,恢复线粒体功能,并促进巨噬细胞向修复性和免疫调节表型转变。因此,线粒体自噬在脓毒症中表现出阶段依赖性双重效应:早期适度抑制可能保留病原体清除所需的线粒体信号,而后期增强线粒体自噬则促进线粒体质量控制和免疫稳态。这些发现强调线粒体靶向治疗应考虑精确干预时机,而非简单地激活或抑制线粒体自噬。
线粒体生物合成也作为代偿机制被激活,以补充受损线粒体并恢复细胞能量代谢。然而,在没有有效质量控制的情况下过度生物合成可能导致功能障碍线粒体积累,导致持续mtROS产生和mtDAMP释放。因此,线粒体恢复依赖于生物合成和线粒体自噬之间的协调平衡。通过选择性清除受损线粒体,线粒体自噬不仅限制氧化应激,还通过为后续生物合成提供功能基础促进线粒体更新,有助于脓毒症后器官恢复。
在线粒体质量控制之外,代谢中间产物在巨噬细胞功能重塑中充当关键免疫代谢调节因子。随着脓毒症进展,巨噬细胞代谢逐渐从糖酵解主导的炎症状态向OXPHOS和脂肪酸氧化支持的修复性表型转变,伴随炎症介质产生减少和组织修复能力增强。然而,线粒体代谢并未完全恢复,三羧酸循环活性受损导致琥珀酸、柠檬酸和延胡索酸等中间产物积累。这些代谢物作为信号分子调节炎症;例如,琥珀酸稳定HIF-1α以促进IL-1β表达,而柠檬酸来源的乙酰辅酶A有助于脂质介质合成和一氧化氮产生。这些代谢物的持续积累可能进一步损害线粒体功能,增强mtROS和mtDNA释放,维持固有免疫激活,最终延迟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
脓毒症期间器官特异性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异质性反应
线粒体表现出显著的组织和细胞特异性异质性,在不同器官和细胞群体中具有不同的分子谱、功能特性和形态特征。同样,巨噬细胞是高度特化的组织驻留免疫细胞,包括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小胶质细胞、肝脏中的库普弗细胞、肺中的肺泡巨噬细胞和骨组织中的破骨细胞。在脓毒症期间,这些巨噬细胞亚群根据其组织微环境表现出独特的代谢适应和功能反应。
除局部细胞反应外,器官通过复杂的“器官串扰”网络相互连接,实现由代谢物、细胞因子、细胞外囊泡和神经内分泌信号介导的长距离通讯。在脓毒症期间,这些调控网络的破坏导致不受控制的全身炎症、代谢失衡和进行性多器官功能障碍。因此,脓毒症相关器官衰竭不仅是局部组织损伤的后果,而且是线粒体功能障碍、免疫失调和器官间通讯受损的全身性表现。
脓毒症诱导的心肌病
心脏收缩功能高度依赖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OXPHOS)产生的ATP。在脓毒症诱导的心肌病(SICM)中,LPS暴露诱导心肌细胞线粒体超微结构损伤并显著抑制OXPHOS活性,导致能量代谢受损和进行性心功能障碍。
为代偿代谢应激,替代底物可能在脓毒症期间促进心脏能量恢复。例如,β-羟基丁酸(BHB)可增强丙酮酸/苹果酸驱动的线粒体呼吸链活性,部分恢复心肌细胞ATP产生能力,从而减轻脓毒症相关代谢紊乱。这些发现强调了底物利用和线粒体代谢灵活性在决定脓毒症期间心功能方面的重要性。
除心肌细胞内在机制外,心脏驻留巨噬细胞也参与SICM期间的线粒体质量控制。一种特化的巨噬细胞群体CD163?RETNLA?Mac1细胞在脓毒症期间表现出自我更新能力,并高表达TREM2和吞噬相关转录程序。这些巨噬细胞促进清除受损心肌细胞释放的线粒体,从而维持局部线粒体稳态和组织微环境稳定。TREM2信号受损会降低这些巨噬细胞的自我更新和线粒体清除能力,导致功能失调的细胞外线粒体积累、炎症反应放大和心肌功能障碍恶化。这突显了心脏驻留巨噬细胞在脓毒症期间调节线粒体质量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细胞死亡通路进一步调节线粒体损伤和心脏炎症。GSDMD抑制剂GI-Y2已被证明通过抑制GSDMD介导的焦亡和线粒体损伤来减轻心肌损伤并改善心脏功能。然而,当前证据主要来自实验模型,人类心脏巨噬细胞是否在不同患者群体和临床条件下表现出相当的自更新和线粒体清除能力仍不清楚。
脓毒症相关肺损伤
急性肺损伤(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病理特征包括弥漫性肺泡损伤、促炎细胞因子过量产生、上皮和内皮细胞死亡、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以及广泛中性粒细胞浸润。线粒体功能障碍已成为脓毒症相关肺损伤中炎症放大和屏障损伤的核心机制。
在肺泡微环境中,巨噬细胞响应线粒体应激和病原体衍生信号发生深刻的免疫代谢重编程。这种适应涉及受控的mtROS生成以支持抗菌防御、增强的有氧糖酵解以快速提供炎症介质合成所需的能量和生物合成底物,以及调节免疫信号通路的三羧酸循环代谢物重塑。总之,这些代谢适应维持巨噬细胞炎症激活并促进局部免疫放大。
在全身水平,脓毒症相关ALI患者表现出循环mtDNA水平升高,并伴随cGAS–STING通路激活。机制研究表明,STING激活通过干扰素(IFN)依赖性信号传导损害溶酶体酸化,从而破坏自噬降解,进而促进ALI发病。值得注意的是,STING激活并不显著影响自噬体形成或融合,而主要损害自噬流,导致线粒体损伤积累和持续mtDNA释放。
这种相互作用在肺泡巨噬细胞中建立了自放大的STING–自噬–mtDNA反馈环路:STING激活抑制线粒体质量控制,而自噬缺陷促进mtDNA积累和持续固有免疫激活,从而阻止有效的炎症消退。除免疫细胞外,肺血管内皮细胞的线粒体功能障碍也促进代谢重编程、血管重塑和肺屏障完整性破坏,进一步加重脓毒症相关肺损伤。
脓毒症相关肾损伤
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在危重症患者中非常普遍。SA-AKI的发病机制涉及多种相互关联的机制,包括微循环障碍、细胞代谢重编程、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炎症反应失调。
肾脏在结构和代谢需求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导致对脓毒症应激的易感性不同。早期肾损伤主要由氧供应与消耗之间的不平衡驱动。不同肾单位节段表现出独特的基线代谢谱和能量生成策略;然而,某些区域在缺氧条件下向无氧代谢转换的能力有限,使肾脏高度易受氧剥夺和急性功能损害的影响。
从代谢角度看,肾脏以高线粒体密度和大量氧消耗为特征。在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肾小球滤过后的主动溶质重吸收高度依赖于线粒体OXPHOS产生的ATP。因此,肾小管细胞表现出对线粒体氧化代谢的强依赖性和相对有限的代谢灵活性。当脓毒症期间OXPHOS受损时,代偿性糖酵解激活不足以完全恢复能量产生,导致代谢刚性状态和对能量耗竭的易感性增加。
在SA-AKI期间,线粒体损伤破坏电子传递链活性,并促进线粒体成分包括mtDNA、ROS和线粒体蛋白释放到细胞质和细胞外环境中。这些分子作为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发挥作用,被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激活下游炎症通路并放大肾脏免疫反应。同时,线粒体功能障碍和代谢重编程促进持续炎症激活。在脓毒症期间,免疫细胞和肾实质细胞均发生代谢重塑,免疫细胞优先转向糖酵解代谢以支持快速能量产生和促炎反应。这种代谢适应可能进一步加剧炎症并损害肾组织修复和恢复。
脓毒症相关脑病
脓毒症相关脑病(SAE)表现出显著的临床异质性,且不同于脓毒症相关肺损伤或肾损伤等外周器官损伤。SAE主要以认知障碍、谵妄和意识改变为特征,通常无易于检测的结构异常。此外,SAE的神经系统表现可能受镇静药物、代谢紊乱和既往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使早期诊断和临床评估复杂化。
神经炎症被认为是SAE发生和进展的核心机制。在全身炎症期间,循环促炎细胞因子可破坏血脑屏障并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内的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小胶质细胞经历深刻的代谢和功能重编程,特征为一氧化氮(NO)、活性氮物种(RNS)和谷氨酸产生增加,同时获得促炎表型。这些反应促进神经元损伤、突触功能障碍和认知障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是小胶质细胞激活和SAE进展的关键调节因素。线粒体损伤不仅损害细胞能量代谢,还促进mtROS积累和mtDNA释放,从而放大炎症信号并维持小胶质细胞激活。例如,线粒体解偶联剂BAM15通过减少线粒体损伤、恢复神经元miR-370-3p表达和促进抗炎免疫表型来减轻脓毒症相关神经功能障碍。富氢盐水(HRS)也被报道可增加线粒体和突触密度,同时抑制小胶质细胞激活。此外,食欲素-A通过降低NOX2介导的ROS产生、限制线粒体氧化应激以及通过ERK/NF-κB信号通路抑制小胶质细胞激活和A1星形胶质细胞极化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mtDNA–cGAS–STING通路最近成为SAE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受损线粒体释放的mtDNA激活STING信号,而持续的STING激活与认知障碍和小胶质/巨噬细胞炎症程序的持续激活相关。这些发现提示mtDNA–cGAS–STING轴可能作为脓毒症期间线粒体损伤与神经炎症之间的关键联系。
在形态学水平上,小胶质细胞中的线粒体碎片化和线粒体动力学受损是SAE的重要病理特征。使用线粒体分裂抑制剂-1(Mdivi-1)进行药理学抑制可通过对NF-κB和Keap1/Nrf2/HO-1通路的调节来抑制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从而减少脓毒症诱导的线粒体碎片化、小胶质细胞激活、炎症极化和认知障碍。
治疗策略
高炎症阶段的治疗策略
炎症调节的治疗策略正逐渐从简单的抗炎范式转向旨在恢复免疫稳态的多维方法。在此背景下,线粒体来源的信号已成为炎症平衡和免疫功能的关键调节因子。线粒体功能障碍不仅破坏细胞生物能量,还通过过量mtROS产生和mtDAMPs异常释放促进持续炎症激活。因此,保持线粒体完整性、恢复线粒体质量控制和维持线粒体信号稳态是调节脓毒症和其他炎症性疾病免疫功能障碍的有前景的治疗策略。
重要的是,下面讨论的大多数线粒体靶向策略主要得到临床前研究的支持,在脓毒症患者中的直接临床验证仍然有限。因此,除非明确指出来自临床证据,这些干预措施应被视为实验性或早期转化研究。
靶向mtDAMP释放和信号传导
在高炎症阶段,治疗重点集中在限制过量mtROS和mtDAMP驱动的炎症放大,同时保留抗菌防御所需的线粒体信号。氧化型线粒体DNA(mtDNA)作为强效危险信号激活NLRP3炎症小体并促进巨噬细胞向促炎状态极化。mtDNA从线粒体释放主要通过线粒体外膜中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VDAC)寡聚化形成大孔介导,尤其是在细胞应激和组织损伤条件下。药理学抑制VDAC寡聚化已被证明可减少mtDNA释放并减轻炎症反应,突显VDAC作为控制mtDAMP介导炎症的潜在治疗靶点。
除激活单个炎症通路外,线粒体氧化损伤可整合多种程序性细胞死亡网络并放大免疫失调。PANoptosis是一种以焦亡、凋亡和坏死性凋亡协调激活为特征的调节性细胞死亡通路,已成为脓毒症病理学的重要贡献者。线粒体反向电子传递(RET)和mtDNA氧化是驱动PANoptosis激活的关键上游事件。值得注意的是,1-甲氧基PMS和富马酸二甲酯已被报道通过抑制RET介导的mtDNA氧化来抑制PANoptosis,提示限制过度炎症细胞死亡的潜在策略。
此外,炎症性细胞死亡可通过GSDMD–线粒体轴进一步放大。血红素通过激活PLC-γ信号促进线粒体定位和GSDMD裂解,导致线粒体孔形成、mtDNA释放和炎症性细胞死亡加剧。抑制PLC-γ信号可减少线粒体损伤和细胞死亡,代表恢复脓毒症免疫稳态的潜在治疗方法。
然而,在早期抗菌激活期间过度抑制mtROS或非选择性增强线粒体自噬可能损害巨噬细胞杀菌功能,强调需要选择性而非全局性的线粒体抑制。
靶向促炎性线粒体代谢信号
线粒体中间代谢产物日益被认为是免疫稳态的重要调节因子。除作为能量产生的底物外,这些代谢物还作为免疫代谢信号分子调节炎症通路和巨噬细胞活性。因此,治疗性调节线粒体代谢物代表控制脓毒症过度炎症和恢复免疫平衡的潜在策略。
在经典炎症性巨噬细胞激活期间,三羧酸循环的代谢重塑在异柠檬酸脱氢酶(IDH)和琥珀酸脱氢酶(SDH)水平上导致两个主要代谢中断,引起柠檬酸、顺乌头酸和琥珀酸等中间产物积累。琥珀酸不仅作为代谢中间产物,还作为信号分子。通过抑制脯氨酰羟化酶(PHDs),积累的琥珀酸稳定HIF-1α,从而促进包括IL-1β在内的促炎基因转录,将线粒体代谢状态与炎症激活联系起来。此外,负载琥珀酸的肿瘤衍生微粒(SMPs)可重塑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代谢状态。在线粒体和核摄取后,这些代谢物以琥珀酰化依赖性方式诱导异柠檬酸脱氢酶2(IDH2)和乳酸脱氢酶A(LDHA)启动子处组蛋白H3K122的琥珀酰化,增强糖酵解活性并抑制TCA循环功能,从而促进炎症性巨噬细胞极化。
免疫重塑阶段的治疗策略
恢复线粒体质量控制和代谢能力
线粒体质量控制(MQC)是连接代谢稳态和免疫功能的中心调控枢纽。通过线粒体修复、选择性消除和更新的协调调控,MQC维持线粒体适应性、支持宿主防御并防止mtDAMP释放驱动的过度炎症放大。因此,线粒体质量控制通路已成为脓毒症的有前景治疗靶点。目前策略包括减少过量mtROS产生、抑制cGAS–STING激活和恢复线粒体稳态以限制不受控制的炎症反应。
在细胞水平,间充质干细胞(MSCs)已被报道通过抑制Drp1依赖性线粒体分裂促进巨噬细胞向免疫调节和组织修复表型的功能转变,从而减少组织损伤并改善炎症微环境。恢复线粒体自噬是另一种潜在治疗方法,因为选择性清除受损线粒体可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化和焦亡反应。此外,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作为mtDNA维持的关键调节因子,可通过LC3依赖性机制与自噬机制相互作用,促进泄漏mtDNA的清除并限制炎症放大。
近年来,中药来源的生物活性化合物作为脓毒症线粒体质量控制的潜在调节剂日益受到关注。宋果灵(Songorine)是附子(Aconitum carmichaelii Debx.)中的一种napelline型C20-二萜生物碱。它已被证明通过激活Nrf2/PGC-1α–NRF1/TFAM信号轴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并发挥心脏保护作用。机制上,宋果灵增强PGC-1α与Nrf2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加Nrf2依赖性转录活性并上调包括NRF1和TFAM在内的线粒体生物合成相关基因,以恢复线粒体质量和功能。类似地,佛手柑素(Bergapten)是许多草药和水果中存在的呋喃香豆素类植物激素,已被报道通过促进线粒体自噬来维持线粒体稳态,从而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化和焦亡。这些发现突显了线粒体质量控制调节的治疗潜力,并为脓毒症中线粒体靶向干预的开发提供了新方向。
调节代谢适应和耐受
此外,由miR-155和IL-10调控的线粒体精氨酸酶-2(Arg2)通过增强复合物II(SDH)活性促进IL-10介导的线粒体重塑和氧化代谢。
相比之下,衣康酸(itaconate)由顺乌头酸经乌头酸脱羧酶1(ACOD1/IRG1)生成,代表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抗炎代谢物。衣康酸抑制SDH活性,限制mtROS产生,激活NRF2依赖性抗氧化通路,并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化,从而对过度炎症提供负反馈控制。作为衣康酸的药理学衍生物,4-辛基衣康酸(4-OI)已被证明通过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PTP)依赖性机制防止肺泡巨噬细胞中mtROS和mtDNA泄漏来减轻肺损伤。通过STING/IRF3依赖性抑制NLRP3介导的焦亡,4-OI减轻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的炎症损伤。此外,容积调控阴离子通道(VRAC)已被涉及调节衣康酸转运和线粒体损伤相关炎症激活,提示炎症性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
总之,琥珀酸驱动的促炎信号和衣康酸介导的免疫调节机制构成控制巨噬细胞炎症反应的关键代谢轴。这些相反通路之间的平衡可能决定脓毒症不同阶段炎症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此外,β-羟基丁酸(BHB)作为一种酮体和替代性线粒体燃料,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化和调节表观遗传过程来增强OXPHOS同时抑制炎症,表明代谢底物可用性也参与脓毒症的免疫调节。
恢复免疫代谢灵活性
鉴于线粒体在塑造巨噬细胞功能中的核心作用,代谢重编程代表线粒体活性与免疫表型转变之间的关键联系。通过改变线粒体生物能量状态和代谢流分布,细胞可适应不断变化的炎症环境调整其功能程序。尽管OXPHOS和脂肪酸氧化增强通常与免疫调节和组织修复性巨噬细胞状态相关,而糖酵解优势常见于炎症激活期间,但巨噬细胞代谢是动态连续体而非固定二元程序。
因此,靶向代谢重塑的治疗策略已成为恢复巨噬细胞稳态的潜在方法。几种天然化合物已被证明通过线粒体代谢改善来调节巨噬细胞炎症反应。牡荆素(Vitexin)是一种存在于不同植物中的天然黄酮糖苷,通过减少氧化应激、改善线粒体功能并促进巨噬细胞向修复性表型极化而表现出抗炎活性,其机制可能涉及增强线粒体呼吸效率和维持氧化还原稳态。
除小分子化合物外,细胞外囊泡近年来已被认定为免疫功能的代谢调节因子。例如,口服活的普拉梭菌(F. prausnitzii)或其细胞外囊泡(FEVs)通过广泛的代谢重塑而非简单增强或抑制OXPHOS来调节巨噬细胞活性。FEV处理诱导线粒体代谢和糖酵解活性的协调改变,导致细胞能量状态重编程。该过程伴随PPARγ表达降低和脂质代谢通路重塑,包括胆固醇流出受损,提示免疫表型调节可能通过破坏脂质-线粒体代谢轴介导。
总之,这些发现突显代谢重编程作为脓毒症治疗策略的前景,其中恢复线粒体代谢灵活性而非强制特定代谢表型可能提供更精准的免疫调节方法。
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作为阶段调节佐剂
在内源性代谢物之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与线粒体代谢相互作用以调节免疫功能。在肠道组织中,微生物代谢物有助于维持NAD?/NADH平衡和ATP产生。例如,丁酸(butyrate)作为一种短链脂肪酸(SCFA),被转运至结肠细胞并进行线粒体β-氧化以生成乙酰辅酶A,后者进入三羧酸循环并支持NADH产生和电子传递链活性以生成ATP。此外,芳香族氨基酸(AAA)衍生代谢物通过多种机制调节巨噬细胞炎症状态,其效应高度依赖情境。例如,苯乙胺已被证明通过调节氧化磷酸化来调节M1巨噬细胞炎症,突显免疫调节中代谢灵活性的重要性。尸胺(cadaverine)作为一种微生物群衍生多胺,激活Nrf2信号以增强线粒体呼吸并促进免疫调节性巨噬细胞极化。
总之,微生物群-代谢物-线粒体-免疫轴代表脓毒症的有前景治疗靶点。然而,当前证据主要来自肠道研究,微生物群衍生代谢调节对远隔器官的全身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
当前挑战与未来方向
脓毒症进展过程中线粒体-巨噬细胞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
理解脓毒症中线粒体-巨噬细胞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其显著的时间和免疫状态依赖性。线粒体-巨噬细胞相互作用并非统一的致病通路,而是在脓毒症全过程中动态演变。在早期高炎症状态,线粒体代谢重编程、mtROS产生和mtDAMP信号可能支持抗菌防御,同时放大炎症性组织损伤。相反,在随后免疫重塑期间的持续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促进氧化代谢受损、代谢麻痹、免疫耐受和免疫抑制。随着感染被控制和宿主反应转向消退,恢复线粒体质量控制、线粒体自噬和氧化代谢可能促进免疫恢复和组织修复。因此,调节线粒体通路的生物学后果很可能因疾病阶段和宿主免疫表型而异,提示线粒体靶向治疗应以免疫代谢状态为指导,而非统一应用于所有患者。
当前局限性与转化挑战
目前若干限制阻碍了这些机制见解转化为临床实践。首先,现有证据大多来自临床前模型,尤其是盲肠结扎穿刺(CLP)和LPS刺激模型,这些模型不能完全再现人类脓毒症在病原体类型、年龄、合并症、治疗暴露和免疫状态方面的异质性。其次,传统M1/M2极化框架对巨噬细胞行为的描述过于简化,未能捕捉单细胞和空间分析日益揭示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免疫状态。第三,大多数研究依赖单时间点测量,限制了对同一患者中线粒体功能障碍、巨噬细胞表型、代谢适应和器官损伤纵向演变过程的判断。这些局限性尤为相关,因为同一线粒体通路在不同免疫学条件下可能产生有益或有害效应。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更重视纵向免疫代谢谱分析和临床相关实验模型。动态生物标志物如单核细胞HLA-DR表达、循环mtDNA、线粒体膜电位、呼吸能力和代谢特征应组合评估而非作为孤立指标。对这些参数的连续评估可能有助于界定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免疫代谢状态和治疗窗口。然而,其时间稳定性、预测价值、临床适用阈值以及识别治疗反应性亚组的能力需要前瞻性验证。同时,患者来源的脓毒症模型,包括连续采样的免疫细胞、体外细胞系统、类器官和器官芯片平台,可能通过更好地保留患者特异性免疫和代谢特征来提高转化相关性。将这些模型与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整合可能进一步阐明线粒体-巨噬细胞轴的时间和器官特异性调控。
线粒体靶向纳米医学是另一个有前景但技术挑战较大的方向。基于纳米载体的策略可改善抗氧化剂、代谢调节剂或线粒体质量控制剂在巨噬细胞或细胞器水平的递送,从而减少全身暴露。然而,靶向效率、生物分布、细胞内转运、药代动力学、毒性和非预期免疫效应仍是临床转化的主要障碍。重要的是,纳米颗粒摄取和生物学反应也可能因巨噬细胞状态和疾病阶段而异,进一步强调需要进行免疫状态特异性评估。
未来临床试验应超越主要基于脓毒症诊断后时间的入组策略。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患者分层、免疫和代谢状态的连续再评估以及线粒体功能的纵向评估应纳入试验设计。这些方法可能有助于确定合适的治疗靶点、患者群体和干预窗口,也可能解释为何在相对均质的临床前模型中显示有效性的治疗在异质性临床人群中常产生不一致结果。最终,确定线粒体功能、巨噬细胞状态和临床轨迹如何随时间相互作用,对于将线粒体-巨噬细胞生物学转化为脓毒症的精准治疗至关重要。
结论
线粒体-巨噬细胞轴是连接脓毒症中免疫失调、代谢重编程和器官损伤的动态界面。线粒体通过生物能量和危险信号通路塑造巨噬细胞活化,而巨噬细胞代谢和功能状态又反向调节线粒体稳态,形成促进脓毒症相关器官功能障碍的双向网络。重要的是,这种互作的生物学后果随疾病阶段和免疫背景而变化:支持抗菌防御的线粒体反应在过度或持续时可能变得有害,而恢复线粒体质量控制和代谢稳态可能促进免疫恢复和组织修复。定义这些时间和背景依赖性相互作用对于理解脓毒症异质性以及制定阶段和免疫状态指导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