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新辅助治疗策略比较及病理完全缓解预测因素:一项真实世界回顾性队列研究

《Frontiers in Oncology》: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neoadjuvant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predictors of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in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 real-worl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3日 来源:Frontiers in Oncology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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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比较不同新辅助治疗策略在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患者中的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并识别与pCR相关的临床病理

  
目的:比较不同新辅助治疗策略在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患者中的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并识别与pCR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

方法:在这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中,纳入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期间接受新辅助治疗后行根治性食管切除术的247例连续局部晚期ESCC患者。患者被分为四组:单纯化疗(chemotherapy, CT,n=50)、放化疗(chemoradiotherapy, CRT,n=38)、化疗联合免疫治疗(chemotherapy plus immunotherapy, CT+IO,n=142)和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chemoradiotherapy plus immunotherapy, CRT+IO,n=17)。病理完全缓解定义为ypT0N0。采用χ2或Fisher精确检验比较临床病理特征。采用单变量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与pCR相关的因素。

结果:总体63例(25.5%)达到pCR。CT组pCR率低于CT+IO组(6.0% vs. 26.8%)。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单纯化疗仍与较CT+IO更低的pCR比值相关(OR=0.174,95% CI,0.046-0.658,P=0.010)。CT+IO与CRT或CRT+IO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接受超过两个新辅助治疗周期与更高的pCR比值相关(OR=2.764,95% CI,1.372-5.565,P=0.004)。与cT3疾病相比,cT2疾病与更高的pCR比值相关(OR=3.049,95% CI,1.356-6.857,P=0.007)。

结论:新辅助治疗方案、新辅助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与局部晚期ESCC的病理完全缓解相关。单纯化疗较CT+IO与更低的pCR比值相关,而接受超过两个治疗周期与更高的pCR比值相关。这些发现提供了关于与病理反应相关因素的真实世界证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食管癌仍是全球主要癌症死亡原因之一,中国承担较大比例的全球疾病负担,ESCC为主要组织学亚型。尽管外科技术和围手术期管理进步,局部晚期ESCC因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率高,预后仍不理想。多数患者诊断时处于潜在可切除局部晚期阶段,通常包括cT2–4a、任何N、M0疾病,单纯手术长期生存有限且R0切除率低;少数cT1N+M0患者也可能在多学科评估后接受新辅助治疗。因此,新辅助治疗后根治性食管切除术已成为选择患者的重要策略。历史上,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nCRT)基于CROSS和NEOCRTEC5010等试验成为标准,pCR率约20%–43%,较单纯手术显著改善生存,但治疗相关毒性和围手术期并发症可限制其适用性。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CT)耐受较好,但pCR率通常为2%–9%,长期生存获益有限。近年来,靶向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1/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在晚期ESCC中显示显著疗效,并迅速扩展至围手术期。理论上,新辅助免疫治疗可在高肿瘤抗原负荷下激活更广泛、更持久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反应,可能清除原发灶和微转移并诱导免疫记忆。PALACE-1、CRIS以及17项I/II期试验汇总分析报告含免疫治疗方案的pCR率在40%至超过60%。但仍有关键问题:不同新辅助策略的比较有效性尚未在真实世界充分明确;病理反应可靠预测因素不足;最佳新辅助治疗周期不确定;既往证据多来自高度选择的临床试验人群,真实世界数据稀缺。因此,研究人员在河南癌症医院开展回顾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评估不同新辅助方案的pCR率并识别与pCR相关因素,以提供真实世界证据和个体化决策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47例局部晚期ESCC患者,比较CT、CRT、CT+IO和CRT+IO四种新辅助策略,并以ypT0N0定义pCR。总体上63例(25.5%)达到pCR。多变量分析显示,新辅助治疗方案、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与pCR相关;单纯化疗较CT+IO与更低pCR比值相关;接受超过两个周期和cT2疾病分别与更高pCR比值相关。该研究意义在于提供真实世界证据,提示这些因素可用于术前估计病理反应并支持多学科个体化决策,但由于治疗非随机分配,结果应解释为观察性关联而非因果效应。

关键技术方法(概括):单中心回顾性队列,样本来源为河南癌症医院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连续收治、经组织病理确诊ESCC并接受新辅助治疗后根治性食管切除术的患者。排除既往抗肿瘤治疗、其他原发恶性肿瘤及临床病理资料不完整者。按新辅助方案分为CT、CRT、CT+IO、CRT+IO四组。以术后病理ypT0N0定义pCR。采用χ2或Fisher精确检验比较分类变量;采用单变量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与pCR相关因素;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校准;使用SPSS 27.0进行统计分析。治疗分配由多学科讨论决定,非随机。

研究结果。
3.1 患者选择:共筛选274例连续ESCC患者,排除27例,其中既往抗肿瘤治疗15例、其他原发恶性肿瘤11例、临床病理资料不完整1例,最终247例纳入分析。
3.2 研究人群基线特征:队列以男性为主,cT3疾病为主,约四分之一患者达到pCR。男性178例(72.1%),女性69例(27.9%);>65岁132例(53.4%);BMI 18.5–24.0 kg/m2者137例(55.5%);肿瘤位于中胸段125例(50.6%)、下胸段96例(38.9%)、上胸段26例(10.5%);cT3 180例(72.9%),cN1 144例(58.3%)。新辅助方案中CT+IO最多,142例(57.5%),其次为CT 50例(20.2%)、CRT 38例(15.4%)、CRT+IO 17例(6.9%);≤2周期162例(65.6%),>2周期85例(34.4%)。pCR 63例(25.5%),非pCR 184例(74.5%)。
3.3 新辅助治疗组间基线特征比较:四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BMI、原发肿瘤位置、治疗前临床T分期(cT)和临床N分期(cN)方面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均P>0.05)。但治疗周期分布差异显著(P<0.001):单纯化疗组更多接受≤2周期,放化疗组更多接受>2周期,CT+IO和CRT+IO组呈中间分布。因此治疗周期数纳入后续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
3.4 与pCR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4.1 单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新辅助治疗方案、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可能与pCR相关。以CT+IO为参照,单纯CT与更低pCR比值相关(OR=0.175,95% CI,0.051-0.595,P=0.005);>2周期较≤2周期与更高pCR比值相关(OR=3.350,95% CI,1.850-6.066,P<0.001);cT2较cT3与更高pCR比值相关(OR=2.485,95% CI,1.242-4.972,P=0.010)。cT4在单变量分析中与较高pCR比值相关,但置信区间较宽,不作为确定发现。年龄、性别、BMI、吸烟史、饮酒史、肿瘤位置、CRT、CRT+IO、cT1及治疗前cN分期均无统计学显著关联。
3.4.2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总体显著(Omnibus检验:χ2=46.638,df=17,P<0.001),Hosmer-Lemeshow检验提示拟合良好(χ2=7.971,df=8,P=0.436)。多变量分析中,新辅助治疗方案、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与pCR相关。与CT+IO相比,单纯CT仍与更低pCR比值相关(OR=0.174,95% CI,0.046-0.658,P=0.010);CT+IO与CRT或CRT+IO之间无显著差异。>2周期较≤2周期与更高pCR比值相关(OR=2.764,95% CI,1.372-5.565,P=0.004)。cT2较cT3与更高pCR比值相关(OR=3.049,95% CI,1.356-6.857,P=0.007);cT4与更高pCR比值相关(OR=3.797,95% CI,1.103-13.070,P=0.034),但置信区间较宽,估计不精确,未作为确定发现。
3.5 研究发现总结:247例局部晚期ESCC患者中,63例(25.5%)达到pCR。四组基线特征大体可比,但治疗周期数分布不同并纳入多变量分析。校正后,新辅助治疗方案、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与pCR相关。单纯CT较CT+IO与更低pCR比值相关;>2周期较≤2周期与更高pCR比值相关;cT2较cT3与更高pCR比值相关。亚组分析显示,cT2、>2周期及含放化疗组的pCR比例数值上较高,单纯化疗组pCR率最低。

讨论部分总结。
4.1 新辅助治疗策略与病理反应:多变量分析显示新辅助治疗方案与病理反应相关。与CT+IO相比,单纯化疗在校正治疗周期和cT后与显著更低pCR比值相关,与支持免疫治疗在ESCC多学科管理中作用的证据方向一致。含放化疗方案患者pCR率数值上较高,尤其CRT,但CRT和CRT+IO在多变量校正后均未与CT+IO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治疗分配非随机,这些结果为观察性关联,而非治疗优越性的因果证据。
4.2 治疗周期数与病理反应:>2周期新辅助治疗与更高pCR比值相关。尽管多变量校正后关联幅度较单变量减弱,但校正治疗方案和其他测量协变量后仍具统计学显著性。增加周期可能延长系统治疗暴露,增加肿瘤细胞杀灭,并在含免疫治疗方案中允许更持久抗肿瘤免疫反应。但周期数受治疗耐受、临床反应、医生判断和患者偏好影响,不能解释为直接因果效应。最佳周期数仍不确定,应依据治疗反应、耐受性和手术可行性个体化。
4.3 治疗前临床T分期与病理反应:治疗前临床T分期与病理反应相关。与cT3相比,cT2与更高pCR比值相关。提示治疗前临床T分期可能有助于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计划,但其预测价值应与其他临床病理特征共同考虑,而非单独用于选择新辅助策略。
4.4 其他临床病理变量:年龄、性别、BMI、吸烟史、饮酒史、肿瘤位置和治疗前cN分期在单变量分析中均未显著关联pCR。年龄呈边界性关联,但未满足进入多变量模型标准。常规基线人口学特征对预测病理反应的信息可能有限,未来预测模型可整合临床病理变量、分子生物标志物和治疗相关特征。
4.5 研究优势:同一真实世界队列直接比较四种当代新辅助治疗策略;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校正重要基线差异;选择pCR作为主要终点,因其为根治性切除后的客观病理结局,并与长期生存相关。
4.6 临床意义:新辅助治疗方案、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可能帮助临床医生术前估计pCR概率,但不应作为独立治疗选择标准,而应在综合多学科决策框架中结合患者体能状态、治疗耐受、手术可行性、合并症和患者偏好。结果也支持继续研究整合常规临床病理变量与分子生物标志物的预测模型。
4.7 局限性:回顾性、单中心、非随机设计可能引入选择偏倚和适应证混杂,限制外推;部分亚组较小,包括cT1(n=4)、cT4(n=17)和CRT+IO(n=17),效应估计不精确且统计效能有限;使用七种不同ICIs带来治疗异质性;PD-L1表达和肿瘤免疫微环境等生物标志物未常规获取;缺乏长期随访,无法评估pCR与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关系;未进行多重比较校正,不能排除假阳性。需更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队列验证。

研究结论翻译:在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研究人员确定新辅助治疗方案、新辅助治疗周期数和治疗前临床T分期是与局部晚期ESCC患者接受新辅助治疗后根治性食管切除术的pCR相关的因素。与CT+IO相比,单纯化疗与达到pCR的比值显著降低相关;而接受超过两个治疗周期和cT2疾病分别与相对参照类别更高的pCR比值相关。鉴于治疗分配非随机且研究为观察性,这些发现不应解释为因果治疗效应。需要更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采用标准化治疗方案、整合生物标志物评估和长期肿瘤学随访来验证这些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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