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T as a predictor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results of the COLOVASC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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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与结直肠癌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相关,但目前缺乏经验证的用于治疗前心血管风险分层的工具。心脏生物标志物并未被常规纳入基线评估,支持其应用的前瞻性证据仍然有限。目的:本研究旨在确定基线高敏肌钙蛋白T(high-sensitivity tr
背景: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与结直肠癌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相关,但目前缺乏经验证的用于治疗前心血管风险分层的工具。心脏生物标志物并未被常规纳入基线评估,支持其应用的前瞻性证据仍然有限。目的:本研究旨在确定基线高敏肌钙蛋白T(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T, hs-TnT)是否能为结直肠癌患者化疗期间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提供预后信息。材料与方法:在Semmelweis大学内科学与血液学系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单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中,连续纳入2020年9月1日至2024年6月2日期间经组织学确诊的新发或复发结直肠癌、计划接受以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 5-FU)为基础的化疗的患者。在治疗开始前测量基线hs-TnT浓度,并随访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s)的发生情况。采用惩罚化多变量逻辑回归识别MACE的独立预测因素。接受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评估基线hs-TnT的判别性能,并通过约登指数(Youden index)确定最佳截断值。充分性指数(adequacy index)分析评估hs-TnT对多变量模型的相对预后贡献。结果:共入组180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85天,44例(24.4%)患者发生MACE,其中超过一半发生在化疗的前两个周期内。基线hs-TnT对预测MACE表现出中等判别能力(AUC 0.628,95% CI 0.513–0.742)。hs-TnT的最佳截断值为14 ng/L。在多变量分析中,基线hs-TnT升高(每+10 ng/L,OR 2.35,95% CI 1.37–4.05)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抑制剂治疗(OR 2.38,95% CI 1.23–4.60)与MACE相关。在敏感性分析中,将治疗相关高血压从复合终点中排除后,基线hs-TnT升高仍是唯一的独立预测因素。根据充分性指数分析,hs-TnT贡献了多变量模型所提供的总预后信息的38.3%。结论:在接受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中,基线hs-TnT与MACE独立相关。尽管其作为单一生物标志物的判别性能中等,但hs-TnT为基线心血管风险评估提供了递增的预后信息,并可能有助于识别需要更密切心血管监测的患者。
# 基线高敏肌钙蛋白T在结直肠癌化疗患者心血管风险分层中的价值:COLOVASC前瞻队列研究解读
##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全球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位原因。以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 5-FU)及其衍生物为基础的化疗是CRC系统性治疗的基石。尽管这类治疗可改善生存,但可能诱发具有临床意义的心血管(cardiovascular, CV)毒性,包括缺血事件、心律失常和治疗相关高血压。接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因为该类药物与内皮功能障碍、血压升高和血管并发症密切相关。因此,在化疗前识别心血管风险增高的患者,是实现针对性监测和预防性管理的关键步骤。
近期心脏肿瘤学指南强调治疗前心血管风险分层的重要性,但支持现有方法的证据基础具有异质性,且多来自其他癌症人群,如接受蒽环类、HER2靶向治疗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患者。相比之下,对于接受5-FU和/或VEGF抑制剂治疗的CRC患者,尚不存在经过验证的基于生物标志物的风险分层策略,心脏生物标志物也未在临床决策中常规应用。因此,监测强度通常是统一的而非风险导向的,这可能导致对脆弱患者的监测不足,以及低风险个体接受不必要的评估。
高敏肌钙蛋白T(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T, hs-TnT)是亚临床心肌损伤的敏感标志物,已在多种肿瘤学背景中显示出与不良心血管结局的相关性。然而,其在CRC患者化疗开始前的基线预后作用尚未得到前瞻性评估。hs-TnT能否提供临床上有意义且可实施的信息,以将患者分流至更密切的早期心血管随访,以及其与治疗复杂性(如VEGF抑制剂暴露)的关系,仍属未知。
基于上述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接受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的CRC患者的前瞻队列研究,旨在确定基线hs-TnT是否能独立预测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s),识别包括VEGF抑制剂治疗在内的其他预后决定因素,并评估hs-TnT在常规临床特征之外的递增预后价值。
## 2. 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要
该研究为在Semmelweis大学内科学与血液学系开展的前瞻性单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时间跨度为2020年9月1日至2024年6月2日。研究遵循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强化声明(STROBE)进行报告。连续纳入经组织学确诊、计划接受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联合或不联合VEGF抑制剂治疗)的新发或复发CRC成年患者。在1666例经肿瘤委员会评估的患者中,222例符合方案规定的入选标准;排除40例在外院治疗(随访不确定)和2例拒绝参与者后,最终分析队列为180例患者。基线hs-TnT在治疗开始前通过标准化的罗氏高敏免疫测定法进行测量。主要结局为随访期间MACE的发生,其定义预先设定为以下任一新的诊断或临床事件:治疗相关高血压、心房颤动或扑动、心绞痛或缺血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力衰竭、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以及静脉血栓栓塞事件。采用L2惩罚化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独立预测因素;ROC曲线分析评估判别性能并利用约登指数确定最佳截断值;充分性指数分析量化hs-TnT相对于多变量模型的预后贡献;此外还计算了连续净重分类改善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mprovement, NRI)并进行了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
## 3. 主要研究结果
### 3.1 研究人群特征
分析队列包括180例患者,中位年龄69岁,46.1%为女性。65.6%存在转移性疾病,29.4%接受贝伐珠单抗治疗。基线合并症常见:高血压占63.3%,糖尿病占24.4%,高胆固醇血症占29.4%。18.3%的患者基线hs-TnT超过正常上限14 ng/L。
### 3.2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与死亡率
在中位随访185天(IQR 171–294)期间,180例患者中有44例(24.4%)发生46次MACE。所有入组患者均完成随访。事件主要发生在早期:首个化疗周期内发生15次MACE(32.6%),第二个化疗周期内发生11次(23.9%)。高血压是复合终点中最常见的组成部分(20次事件,43.5%),其次是心房颤动/扑动(10次,21.7%)和心绞痛/缺血性心脏病(9次,19.6%)。随访期间17例(9.4%)患者死亡,其中仅1例为心血管性死亡。
### 3.3 多变量分析与敏感性分析
在初始L2惩罚化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中,基线hs-TnT水平(每增加10 ng/L,OR 2.35,95% CI 1.37–4.05,p=0.002)和VEGF抑制剂(贝伐珠单抗)治疗(OR 2.38,95% CI 1.23–4.60,p=0.010)与MACE独立相关。年龄、性别、转移性疾病状态、既往心血管疾病、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所评估的合并症负担、肿瘤学特征及背景心脏保护药物治疗均无显著关联。多变量模型的判别能力良好,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66(95% CI 0.678–0.855)。在排除治疗相关高血压的敏感性分析中,基线hs-TnT仍是心血管事件的唯一独立预测因素,效应量与主要分析相当(每增加10 ng/L,OR 1.65,95% CI 1.03–2.63,p=0.037);VEGF抑制剂治疗的关联则减弱且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 3.4 基线高敏肌钙蛋白T
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均显示,基线肌钙蛋白升高与较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年龄较大显著相关;既往心肌梗死、高血压、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心力衰竭及CCI>6在两种分析中均未显著关联。基线hs-TnT单独预测MACE的ROC分析显示判别能力中等,AUC为0.628(95% CI 0.513–0.742)。通过约登指数确定的最佳截断值为14 ng/L,对应敏感性45.5%和特异性90.4%。充分性指数分析显示,基线hs-TnT贡献了多变量模型总预后信息的38.3%。将基线hs-TnT加入仅含临床预测因子的模型可显著改善模型性能(p<0.001)。
### 3.5 净重分类改善与决策曲线分析
连续净重分类改善(NRI)分析显示,在大多数阈值概率下均出现正向重分类,表明加入基线hs-TnT可改善个体患者的风险分类,在中间阈值概率处改善最为明显。决策曲线分析(DCA)显示,最终多变量预测模型在广泛临床相关阈值概率范围内的净临床获益均优于“治疗所有患者”或“不治疗任何患者”的默认策略。
## 4.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在接受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的CRC患者中证实,基线hs-TnT是治疗相关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超过半数的心血管事件发生在化疗前两个周期内,提示基线心血管脆弱性在治疗开始后早期即具有临床相关性。研究人群具有极高的心血管疾病和CRC双重负担,37.2%的患者CCI≥4,这反映了匈牙利特有的高心血管死亡率和欧盟最高的CRC死亡率背景。基线hs-TnT升高与eGFR降低和年龄增长独立相关,提示肾功能障碍和年龄相关心肌重塑对基线肌钙蛋白浓度的影响可能大于所考察的合并症。
虽然hs-TnT作为单一生物标志物的判别能力仅为中等(AUC 0.628),但充分性指数(38.3%)、连续NRI和DCA均支持其提供超越常规临床预测因子的递增预后信息。研究人员指出,hs-TnT可能反映潜在的心肌脆弱性,而VEGF抑制剂治疗主要通过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增加治疗相关血管应激。因此,hs-TnT不应作为孤立的预测工具,而应与已确立的临床预测因子和治疗特征联合解读。
研究结论指出,在接受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的CRC患者中,基线hs-TnT与主要发生于治疗早期的治疗相关MACE独立相关。尽管其作为单一生物标志物的判别性能中等,但hs-TnT提供了超越常规临床预测因子的递增预后信息,可通过识别可能获益于化疗初始周期强化心血管监测的患者,补充基线心血管风险评估。这些发现支持在进入常规临床实践前,通过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进一步评估生物标志物指导的心血管风险分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