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Preoperative levels of biomarkers of coagulation to predict massive bleeding after surgical repair for 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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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高度紧急的疾病,死亡率高。该疾病存在发生凝血病(coagulopathy)并伴大出血(massive bleeding)等严重并发症的迫在眉睫的风险,即使在手术修复后,这也增加了死亡风险。常规给予促凝药物,但部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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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高度紧急的疾病,死亡率高。该疾病存在发生凝血病(coagulopathy)并伴大出血(massive bleeding)等严重并发症的迫在眉睫的风险,即使在手术修复后,这也增加了死亡风险。常规给予促凝药物,但部分患者仍会发生可能致命的术后大出血。本研究旨在探讨能否通过常规凝血试验,如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D-二聚体(D-dimer)和血小板(platelets),在术前预测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治疗后的大出血。
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在三级心脏外科单元进行的回顾性、单中心、队列研究。研究纳入了2005年1月至2023年5月期间在本部门接受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474例患者。其中,87例患者在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大出血,并与387例未发生术后大出血的患者进行比较。采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多因素模型纳入了大出血的预测因素,并强制将出血相关的常规实验室变量纳入模型。
结果:发生大出血的患者(18%)与未发生大出血的患者相比,术前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更高(33秒 vs 29秒,p<0.01),肌酐(creatinine)更高(97 μmol/L vs 87 μmol/L,p<0.01),术前血小板计数更低(172 × 109/L vs 187 × 109/L,p=0.03)。发生大出血的患者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时间更长(221分钟 vs 170分钟,p<0.01),且术后并发症更多。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确定术前APTT每增加1秒(OR 1.04,95% CI 1.01–1.07,p=0.01)、术前APTT > 34.5秒(OR 2.95,95% CI 1.60–5.47,p<0.01)、术前肌酐 > 82.5 μmol/L(OR 2.16,95% CI 1.15–4.06,p=0.02)、高血压(OR 1.83,95% CI 1.01–3.32,p<0.05)以及CPB时间每增加10分钟(OR 1.09,95% CI 1.05–1.13,p<0.01)是大出血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术前APTT超过34.5秒与A型主动脉夹层修复术后大出血独立相关,在等待前瞻性验证的同时,可能有助于识别那些可能从早期止血干预中获益的患者。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是一种发病率和院前死亡率均极高的心血管急症。即使在成功接受手术修复后,患者仍面临包括神经系统损伤、肾功能衰竭以及凝血病伴大出血在内的严重并发症风险,而术后大出血显著增加了死亡率。ATAAD相关的凝血病主要归因于假腔,其大面积表面表达的组织因子等物质会激活凝血系统,引发全身性纤溶和凝血酶激活,最终可能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极大增加致命性出血风险。此外,手术相关的体外循环(CPB)和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止血功能的紊乱。尽管促凝药物被常规使用,仍有部分患者发生可能致命的术后大出血。既往研究虽已探讨过术前凝血标志物如APTT和血小板计数对ATAAD患者死亡率和预后的预测价值,但专门针对其预测术后大出血风险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人员假设ATAAD相关的凝血病可能反映在术前凝血相关参数中,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水平或许能预测术后大出血风险,从而有助于术前识别高危患者,以便更早地进行更积极的止血干预。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在瑞典斯科讷大学医院心胸外科部门进行的回顾性、单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该中心为覆盖190万居民的三级转诊中心。研究纳入了2005年1月至2023年5月期间所有接受ATAAD手术修复并存活的患者,最终共474例患者入组,其中87例(18.4%)发生术后大出血。大出血的定义依据BART标准,包括:术后8小时内胸腔引流量超过1500毫升、术后24小时内因出血或心脏压塞再次手术、术后24小时内输注超过10单位红细胞、或30天内因出血死亡。研究人员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评估了术前常规凝血相关实验室指标(如APTT、PT(INR)、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血小板)及其他临床变量对术后大出血的预测价值。多因素模型基于先验方法纳入年龄、高血压、冠心病、术前肌酐、任何灌注不良、DeBakey I型及CPB时间等已知预测因素,并强制将APTT、血小板计数和PT(INR)等出血相关实验室变量纳入模型。ROC曲线和约登指数用于确定术前APTT、血小板和肌酐的最佳截断值。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与实验室指标:发生大出血的患者年龄更大(66.0 ± 9.7岁 vs 64.5 ± 11.6岁,p=0.04),BMI更低(24.8 kg/m2 vs 26.3 kg/m2,p=0.03),更可能患有糖尿病(34.5% vs 16%,p<0.01)和高脂血症(11.5% vs 5%,p=0.04),更多曾接受过心脏手术(4.7% vs 0.8%,p=0.02),且症状持续时间更短。在实验室指标方面,大出血组患者术前APTT(33秒 vs 29秒,p<0.01)、肌酐(96.5 μmol/L vs 87 μmol/L,p<0.01)和乳酸水平显著更高,而血小板计数显著更低(172 × 109/L vs 187 × 109/L,p=0.03)。ROC分析确定的截断值为:APTT > 34.5秒(AUC 0.624)、血小板 < 166.5 × 109/L(AUC 0.579)、肌酐 > 82.5 μmol/L(AUC 0.628)。两组间术前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和PT(INR)无显著差异。
术中及术后数据:大出血组患者的CPB时间(221分钟 vs 170分钟,p<0.01)、主动脉阻断时间(93分钟 vs 75分钟,p<0.01)和低温循环停循环(HCA)时间(23分钟 vs 20分钟,p<0.01)均显著长于对照组。大出血与显著更差的预后相关,30天死亡率(20.7% vs 5.7%,p<0.01)和90天死亡率(24.1% vs 6.5%,p<0.01)均显著更高。大出血组患者接受了更多的红细胞、血小板、新鲜冰冻血浆和纤维蛋白原浓缩物输注,且更常使用重组因子VII(57.4% vs 33.2%,p<0.01)。此外,大出血组患者的ICU住院时间更长,术后并发症(如昏迷、多器官衰竭、心脏压塞、心肌梗死、肾脏替代治疗、深部胸骨伤口感染、房颤及通气时间超过48小时)的发生率也显著更高。
多因素回归分析: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术前APTT每增加1秒(OR 1.04,95% CI 1.01–1.07,p=0.01)、术前APTT > 34.5秒(OR 2.95,95% CI 1.60–5.47,p<0.01)、术前肌酐 > 82.5 μmol/L(OR 2.16,95% CI 1.15–4.06,p=0.02)、高血压(OR 1.83,95% CI 1.01–3.32,p<0.05)以及CPB时间每增加10分钟(OR 1.09,95% CI 1.05–1.13,p<0.01)均为术后大出血的独立预测因素。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术前APTT是成本和时间效率高的凝血检测指标,能间接反映内源性凝血途径的状态。ATAAD患者存在消耗性凝血病的风险,而CPB会加剧止血紊乱。本研究发现,术前APTT > 34.5秒是术后大出血最强的独立预测因素,该指标在入院时即可获得,有望作为简单的术前筛查工具,帮助识别可能受益于更早期、更具针对性止血干预的高危患者。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仅APTT和血小板计数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而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和PT(INR)无差异,这可能与D-二聚体在急性主动脉夹层中普遍升高、纤维蛋白原作为急性期反应物早期可能正常或升高以及部分数据缺失有关。研究还发现,术前肌酐 > 82.5 μmol/L、CPB时间和高血压也是大出血的独立预测因素,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研究局限性包括其回顾性设计、仅纳入手术存活患者、数据跨越18年期间技术演变等,但敏感性分析调整治疗时期后,术前APTT和肌酐仍与术后大出血独立相关。研究结论为:在这项回顾性队列中,术前APTT超过34.5秒以及术前肌酐 > 82.5 μmol/L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修复后的术后大出血独立相关,大出血与显著更高的30天和90天死亡率相关。这些发现具有假设生成性质,需前瞻性研究验证;若得到证实,术前APTT和肌酐可能有助于识别术后大出血风险增高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