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al History》:‘A Voice from the Workhouse’: contesting medical care in Victorian New Poor Law work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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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重新强调了对贫困者日常经历的关注,这些经历通过其救济申请信以及对院内待遇的投诉得以表达。本文运用多种济贫法史料,分析了在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实施后,伯明翰教区(Birmingham Parish)与伍尔弗汉普顿联合济贫院(Wolverh
近期研究重新强调了对贫困者日常经历的关注,这些经历通过其救济申请信以及对院内待遇的投诉得以表达。本文运用多种济贫法史料,分析了在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实施后,伯明翰教区(Birmingham Parish)与伍尔弗汉普顿联合济贫院(Wolverhampton Union)中患病济贫院 inmates 的能动性。研究分析了他们就自身医疗照护向报纸、中央当局及济贫委员会(boards of guardians)提出的投诉,以及他们寻求自行选择济贫院以获得医疗照护的行动。尽管他们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但这些 inmates 仍准备就其所接受的医疗照护提出严重指控,并在医务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坚持追究。他们的投诉时常得到济贫委员会的认可,有时甚至导致医学官员(medical officer)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即新济贫法New Poor Law)旨在通过废除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并以“较少资格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威慑健壮贫民进入济贫院(workhouse),从而降低济贫成本。该法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对济贫院实行严格监管。然而,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济贫院成为剥夺身份与尊严、进行行为监控的惩戒性机构。在此背景下,患病 inmate 不仅面临疾病本身带来的脆弱性,还身处一个以“威慑”(deterrence)为核心氛围的环境中,其在医患关系中的地位更为被动。既往史学界多从官方视角出发,将贫民描绘成无助、听天由命的受害者,对其在济贫院内的能动性(agency)探讨不足。尤其是患病 inmate,因其在医患关系中的依赖性,学界普遍认为他们更难以有效抗议或影响自身的医疗照护质量。尽管近年来“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研究范式兴起,通过贫民信件等资料揭示了部分能动性,但对于新济贫法时期济贫院中患病 inmate 如何具体地、有效地行使能动性以争取医疗权益的研究仍然薄弱。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聚焦于伯明翰教区与伍尔弗汉普顿联合济贫院的济贫法档案,通过分析患病 inmate 就医疗照护问题向报纸、中央当局(如济贫法委员会Poor Law Board或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以及济贫委员会(boards of guardians)提出的投诉,以及他们自行选择济贫院以求获得更好治疗的行为,系统考察患病 inmate 在塑造自身医疗照护过程中的能动性表现及其效果。研究的意义在于挑战传统认知中患病 inmate 完全被动服从的形象,揭示即使在高度惩戒性的制度环境下,这一最弱势群体仍能通过多种策略与权威进行抗争,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从而深化对新济贫法制度运作及医患权力关系的理解。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历史档案分析法,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伯明翰教区与伍尔弗汉普顿联合济贫院的原始会议记录、济贫委员会与中央当局的往来通信、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及当时地方报纸(如《伯明翰日报》The Birmingham Journal、《伯明翰每日邮报》Birmingham Daily Post)的相关报道。研究通过对这些一手史料中记载的 inmate 投诉案例进行梳理与分析,归纳出患病 inmate 行使能动性的不同模式、策略及其成效。
四、研究结果
4.1 对用药的争议(Disputing medication)
1857年,化名“PAUVRIS”的济贫院 inmate G. L. Wattleworth 致信《伯明翰日报》,指控济贫委员会因吝啬而限制医学官员(medical officer)使用昂贵药物,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此信引发济贫委员会两次正式调查,虽然最终指控被认定为不实,但 Wattleworth 成功引起了公众与当局对济贫院医疗开支问题的关注,并对新任医学官员John Wilmshurst的名誉造成了实质性压力。1855年,伍尔弗汉普顿济贫院的两名发热病房 inmate William Stanley 和 John Dyer 向访视委员会投诉医学官员Richard Nugent对不同病例使用相同药物,质疑其个体化治疗原则。尽管委员会以知识不足为由未采取行动,但展现了 inmate 对当时主流疗法(如酒精退热)的理解与批判能力。
4.2 伍尔弗汉普顿济贫院医学官员(Wolverhampton workhouse medical officers)
Benjamin Lane 因慢性膝痛入院后,又患上严重的肠道疾病,多次向医学官员Nugent求药未果。他鼓起勇气在济贫委员会会议上当面陈述案情,面对济贫委员会委员、书记员、济贫院院长及涉事医学官员的交叉质询。委员会最终采信了Lane的说法,并将此事上报济贫法委员会。上级巡视员经调查后认定Nugent“玩忽职守”(culpable inattention to your duties),并予以训诫。Mary Shaw 则投诉Nugent在诊疗过程中态度粗暴,威胁要剃光她的头发并敷上发疱剂(blister)。济贫委员会虽未将其解职,但发出了最后警告,并要求其道歉。Charles Cooper 因多次被控医疗疏忽(包括未能及时诊治一名濒死儿童和一名严重烧伤男童),最终在上级巡视员的建议下被迫辞职。这些案例表明,inmate 的投诉能够有效触发调查机制,甚至导致医学官员受到处分或离职。
4.3 病重无法工作(Too sick to work)
医学官员兼任着判定 inmate 劳动能力的“把关人”(gatekeeper)角色,这常与其医疗职责发生冲突。Thomas Swingler 因慢性风湿病被医学官员认定为健壮者,被迫从事超出体力的碎石工作,因完不成任务而被削减口粮。他的遭遇由John Hayward 致信《伯明翰每日邮报》曝光,引发了济贫委员会的深入调查。虽然Hayward最终放弃指控,但Swingler后续再次致信济贫法委员会申诉,体现了持续的抵抗。Henry Fisher 被医学官员Alexander McDougall 判定为适合在健壮男子病房从事锯木工作,尽管其他 inmate 已看出其病情危重。Fisher 在多次请求就医未果后,最终在前往医务室的途中死亡。此事由 inmate Hugh Thomas Leonard 写信向地方政府委员会举报,引发了正式调查。调查结论认为医学官员存在判断失误,但未采取进一步惩处措施。Leonard 的勇气受到了当地媒体的赞扬,多个全国性工会也致信要求彻查,显示了媒体与外部力量对济贫实践的监督作用。
4.4 惩罚(Punishment)
提出医疗投诉始终伴随着遭受报复的风险。医学官员可利用其职权对投诉者施加惩罚,例如开具令人不适的治疗(如发疱剂、冷水浴cold shower bath),或将投诉者鉴定为精神错乱者(lunatic)送入精神病病房。John Bytheway 因多次写信向地方政府委员会投诉,被医学官员鉴定为精神错乱,关入精神病病房长达十二周。Ellen Peters 因试图逃离济贫院而被反复送入软垫室(padded room)、接受冷水浴和发疱剂等惩罚性治疗,最终因暴力行为被判入狱一个月。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调查虽未认定存在虐待,但暴露了医学官员将精神疾病治疗手段用于惩戒的行为。Mary Edwards 则在离开济贫院后才向镇上的商人们散布对医学官员的不满,利用舆论压力迫使对方主动要求调查。
4.5 inmate 的行为(Inmates’ behaviour)
inmate 的不良行为是对济贫院严苛规则的回应。据统计,1835至1842年间,英格兰济贫院中约1%的 inmate 因行为不端被送入监狱。患有性病(venereal disease)的 inmate 尤其以破坏规则和擅自离院(absconding)著称。Maria Horton 公开指控济贫院配药员Mittram Flewitt 使其感染性病,并在济贫委员会调查中勇敢作证,虽最终因证据不足未被采信,但促使委员会决定锁上医务室与病房之间的门。
4.6 主动迁移(On the move)
部分 inmate 通过主动迁移至其他济贫院或医院来表达不满并寻求更好的治疗。William Buck 因病未能在伍尔弗汉普顿济贫院得到及时诊治,尽管身体虚弱,仍步行至十一英里外的沃尔索尔济贫院。Emma Higgins 因在达德利济贫院求诊被拒,带着三个孩子在严冬步行七英里至伍尔弗汉普顿。Clara Faulkner 因在伯明翰济贫院接待处受到医学官员的粗暴对待,转而与丈夫步行至综合医院(General Hospital)并获得收治。最具代表性的是 Emma Rose 和 Emma Bayliss,她们因对基德明斯特济贫院性病的治疗效果不满,在护士的建议下步行近十九英里前往伯明翰济贫院寻求治疗。这些案例生动展示了患病 inmate 在争取医疗资源方面的主动性与决心。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尽管面临制度性威慑和医患权力不对等的巨大障碍,新济贫法济贫院中的患病 inmate 绝非完全被动的受害者。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包括匿名信、直接向济贫委员会陈情、借助媒体曝光、利用舆论压力、甚至主动迁移——有力地表达了自身诉求,挑战了医学官员的权威。虽然并非所有投诉都能获得完全胜利,但多数都引发了或多或少的调查程序,部分案例直接导致了医学官员的训诫、道歉乃至被迫辞职。更重要的是,研究首次系统地揭示了患病 inmate 采取的积极行动,如长途跋涉更换济贫院以获得更佳治疗,这超越了单纯的言语抗议,体现了他们在困境中寻求自我改善的能动性。结论指出,无论是患有慢性疾病还是急性疾病的济贫院 inmate,均展现出了显著的能动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有效影响其医疗照护的提供,并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从而改写了此前史学界关于患病贫民在济贫院中无力无助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