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s Health》: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miscarriage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miscarriage in Kerman: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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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流产是一种常见的妊娠结局,对许多女性具有情感、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后果。尽管已识别出若干生物医学风险因素,但许多流产仍无法解释。对流产原因的认知受到社会、文化和医疗情境的影响;然而,在伊朗背景下,关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女性对流产原因认知的了解仍然有限。
摘要
背景:流产是一种常见的妊娠结局,对许多女性具有情感、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后果。尽管已识别出若干生物医学风险因素,但许多流产仍无法解释。对流产原因的认知受到社会、文化和医疗情境的影响;然而,在伊朗背景下,关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女性对流产原因认知的了解仍然有限。
目标:探索伊朗东南部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有流产史女性对流产原因的认知。
设计:一项以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为指导的质性描述性研究。
方法:采用目的性抽样招募了23名参与者,包括6名妇产科医师、11名助产士和6名有流产史的女性。半结构化访谈于2024年8月至10月在伊朗克尔曼进行。数据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并辅以框架分析(framework analysis)进行分析。
结果:研究识别出三个主题:(1)医学原因与风险因素;(2)生活方式与环境影响;(3)情感与心理因素。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将流产归因于染色体异常、慢性健康状况和可改变的生活方式风险。有流产史的女性也认同生物医学解释,但描述了自身健康行为的调整,并通过个人经历、情感困扰以及家庭成员建议和社区共同信念来解读流产。
结论: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有流产史的女性通过不同形式的知识和经验来认知流产的原因。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强调生物医学解释,而女性往往通过个人经历和理解妊娠丢失的努力来解读流产。两组均认为医学、生活方式、环境和心理因素是重要的感知性影响因素,尽管部分信念反映的是文化理解而非既定科学证据。这些发现强调了以证据为基础、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沟通和支持性流产照护的重要性,应将临床知识与女性的生活经验相结合。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流产是一种常见的妊娠结局,全球范围内约10%–20%的临床确认妊娠以流产告终,部分人群中女性终生流产率可达约四分之一。在伊朗,队列研究报告女性终生自然流产率约为19%–25%。尽管染色体异常、父母年龄、肥胖、吸烟、饮酒等多项生物医学风险因素已被确认,但仍有大量流产无法用已知医学因素解释。流产不仅带来身体负担,还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及自杀意念等长期心理后果相关。在伊朗社会文化背景下,围绕母职的性别化期待、不孕或妊娠丢失相关的污名、宗教信念及家庭期望,深刻影响着女性对流产的认知与应对方式。然而,既往伊朗研究多聚焦于流产的生物医学病因,对女性及医疗服务提供者如何感知流产原因知之甚少。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空白,旨在通过质性方法探索伊朗东南部克尔曼地区妇产科医师、助产士及有复发流产史女性对流产原因的多元认知,以期为更具整体性和文化敏感性的流产照护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采用Sandelowski(2000)所描述的质性描述性设计,以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和生育正义原则为指导,强调女性经验在理解流产中的核心地位。研究于2024年8月至10月在伊朗克尔曼省7家提供24小时产科急诊服务的公立和私立医院进行。采用目的性抽样招募23名参与者,包括6名妇产科医师、11名助产士和6名有两次及以上流产史的女性。医疗服务提供者须具备至少5年孕产照护临床经验;有流产史女性须经历≥2次流产且无已知不孕问题。数据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每次访谈时长20–30分钟,全程录音并逐字转录,以波斯语进行分析以保留文化意涵。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2006,2021)六阶段反思性主题分析,并结合Ritchie和Spencer(2002)的框架分析进行矩阵式整理,使用MAXQDA 2020软件辅助编码。研究团队通过同行汇报、分析备忘录和持续讨论增强反思性,研究遵循SRQR报告规范,并获得克尔曼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IR.KMU.REC.1403.246)。
三、研究结果
研究通过反思性主题分析识别出三个核心主题,并在框架分析中进一步细化为15个亚主题。
主题一:医学原因与风险因素。妇产科医师一致强调染色体异常、激素与代谢紊乱、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子宫结构异常等生物学原因,认为染色体异常是早期流产最常见且基本不可控的因素,同时提及低龄(<18岁)与高龄父母、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风险。助产士同样强调孕前母体健康的重要性,支持早期发现并发症。有流产史的女性也认可遗传因素等医学解释,但往往结合自身经历和临床建议进行理解,并表达对不可控遗传因素的无奈感。三组参与者均承认流产具有内在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
主题二:生活方式与环境影响。妇产科医师强调不良饮食、缺乏运动、肥胖、吸烟、水烟和饮酒是流产的重要影响因素。助产士除上述因素外,还担忧现代设备(如手机和微波炉)的长期暴露可能影响流产。有流产史的女性则反思自身行为,描述在经历多次流产后主动改善饮食等健康行为,希望通过“做对一切”来预防再次流产。部分女性还提及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建议,如避免靠近微波炉、减少手机使用、不搬重物等,这些信念部分缺乏确凿科学证据,反映了社会文化叙事的影响。
主题三:情感与心理因素。所有参与者群体均强调情感和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妇产科医师认为生活压力和婚姻冲突带来的心理紧张可能影响妊娠结局。助产士指出经济困难、情感压力和婚姻冲突可影响母体心理健康,并提及突然惊吓和情绪冲击可能增加流产易感性。有流产史的女性同样将家庭问题和焦虑视为可能促成流产的因素,描述流产前承受的巨大压力。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多将压力视为临床风险因素,而女性则通过自身生活困境和情感痛苦来理解压力与流产的关联。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有流产史女性对流产原因的认知反映了不同形式的知识和经验:前者主要依托生物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后者则更多基于生活经验,并整合情感、家庭、文化和社会影响。研究强调应区分有循证依据的医学原因与社会文化塑造的感知性解释,如手机或微波炉暴露等缺乏充分科学证据的信念。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父权制和生育主义规范将女性置于生殖结果的主要责任者位置,使女性在生物医学原因不明时更易内化社会传播的解释并产生自责。医疗体系中的权力不对等可能限制女性表达疑虑和挑战医学解释的能力。研究建议将心理健康筛查纳入流产照护常规,提供情感支持和咨询,并倡导以证据为基础、尊重女性经验和文化背景的沟通方式。研究局限性包括区域聚焦限制可转移性、亚组样本量较小可能限制观点多样性,以及社会期望偏倚的可能;但多样化的参与者构成和严格的反思性策略增强了研究可信度。结论强调,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以生物医学术语解释流产,而有流产史女性往往通过个人经验理解流产原因;两组均识别出医学、生活方式、环境和心理因素的重要性,部分信念反映文化理解而非既定科学证据。研究呼吁提供整合临床知识与女性生活经验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支持性流产照护,并在多元情境中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指导文化适宜的教育资源和干预措施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