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Attentional territories: The influence of gaze and interpersonal distance in the navigation of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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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凝视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信号;它传递注意力、意图和社会参与,并使观察者不仅能推断他人正在关注何处,还能推断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尽管凝视在直接社会互动中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它如何塑造共享环境中无直接参与的旁观者的感知与行动,所知甚少。本研究考察相
摘要专业翻译
人类凝视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信号;它传递注意力、意图和社会参与,并使观察者不仅能推断他人正在关注何处,还能推断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尽管凝视在直接社会互动中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它如何塑造共享环境中无直接参与的旁观者的感知与行动,所知甚少。本研究考察相互凝视(mutual gaze)是否创造出第三方会隐性尊重的“注意领地”(attentional territory)。在一项覆盖欧洲和加拿大四所大学校园的大规模田野研究中(N = 4680名行人),两名实验助手(confederates)在公共空间中面对面站立。研究人员操纵了凝视方向与互惠性(相互凝视、单向凝视或无互动)以及人际距离(2–6米),同时保持身体朝向和空间排列不变。行人穿越处于相互凝视中的两人之间的可能性更低。该效应随距离增加而减弱,但在所有地点均稳健存在。综合而言,这些发现表明,凝视不仅协调个体之间的互动,还塑造了无直接参与的他人如何感知和穿行于共享环境。通过将凝视互惠性从空间排列中分离出来,本研究证明相互凝视作为一种动态社会边界,组织着公共空间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人类的眼睛在认知心理学中被描述为具有双重功能:既是获取环境信息的通道,也是向他人传递注意力与意图的信号。凝视并非中性行为——注视他人、移开视线或凝视某一物体都承载着社会意义。当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时,凝视从单向线索转变为一种共享的交流行为,不仅传递个体意图,还揭示互动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已有研究表明,当观察者看到两个人近距离面对面站立时,会在知觉层面自动将其归为一组,形成“社会绑定效应”(Social Binding Effect)。
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答:相互凝视如何影响那些不参与互动的第三方?旁观者是否会对他们身处其中但未直接参与的互动中的注视模式保持敏感?相互凝视可能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线索,在个体周围隐性标记出一块“社会使用中”的空间——即“注意领地”。与静态的空间边界不同,这种领地由凝视的方向和互惠性动态塑造。尽管人际空间和近体空间(proxemic space)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凝视尤其是相互凝视如何参与形成这些无形社会边界的认知机制,所知甚少。此外,经典近体空间理论(Hall, 1966)将人际距离划分为亲密区、个人区、社交区和公共区四个区域,但凝视如何与这些距离区域交互作用,尚未得到系统检验。
基于上述空白,本研究提出三个核心问题:(1)两人之间的互惠凝视(即相互凝视)是否会降低行人穿越他们之间空间的可能性,从而表明该空间具有“注意领地”功能?(2)人际距离是否调节这一效应?(3)这些行为模式在不同地点和情境中是否一致?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在欧洲和加拿大的四所大学校园(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开展了大规模自然观察田野研究,共纳入4680名行人。两名年轻女性实验助手在公共人行道上面对面站立,系统操纵三种凝视条件:相互凝视(双方保持眼神接触)、单向凝视(一人将头转向45度移开视线,另一人仍注视其面部)和控制条件(双方均低头看手机,无任何互动)。同时,两人之间的距离在2至6米之间以1米为步长系统变化,身体朝向和空间排列在所有条件下保持恒定。
研究发现,行人的穿行决策受到三人因素的显著影响:二元组的相互注意焦点、两人之间的物理空间以及周围其他行人的存在和行为。具体而言,与相互凝视条件相比,当一名实验助手移开视线形成单向凝视时,行人更可能穿行(β = 0.62, p < .001);在双方均无目光接触的控制条件下,穿行比例更高(β = 0.94, p < .001)。人际距离与穿行可能性呈正相关(β = 1.01, p < .001):两人间距越大,行人越倾向于从中间穿过。显著的交互效应表明,相互凝视与控制条件之间的差异随距离增加而逐渐缩小(β = ?0.29, p = .001)。相互凝视条件下行人同等可能选择穿行或绕行的交叉点为5.12米(95% CI [4.93, 5.30])。此外,结伴而行(2–3人)的行人比独行者更倾向于穿行(β = 0.46, p < .001),前一位行人选择穿行也会显著增加后续行人穿行的可能性(β = 0.23, p = .010),而前一位行人选择绕行则无显著影响(β = ?0.03, p = .768)。
三、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然观察法(naturalistic observational approach),在四个国家的大学校园公共步行路径的“瓶颈”路段进行视频录制。实验助手在预设条件下站立,研究人员使用移动摄像机(包括GoPro HERO 5/7、GoPro MAX、Panasonic HDC-SD5等设备)隐蔽录制行人行为。视频数据使用ELAN软件(v6.8和6.9)进行行为编码,多名独立编码者参与标注,编码一致性达到Krippendorff's α = 0.91。欧洲地点的视频通过RetinaFace或Deface软件对行人面部进行模糊处理以保障匿名性。统计分析采用Python(v3.10)中的statsmodels包(v0.14.4)构建嵌套逻辑回归模型,以AIC、McFadden伪R2和似然比检验评估模型拟合。研究还进行了先验模拟功效分析,确定每组凝视条件至少需要63名行人(目标70名),以达到80%功效和α = .05的显著性水平。
四、研究结果
地点效应与模型拟合。 仅纳入地点因素的模型显著优于零模型,表明不同地点行人穿行与绕行的基线倾向存在差异。逐步加入凝视方向、人际距离及其交互项后,模型拟合持续显著改善。最终模型纳入群体因素和前一行人决策后,McFadden R2达到0.20,表明模型捕捉了行人决策中相当比例的变异。
凝视方向与互惠性的影响。 与相互凝视条件相比,单向凝视条件下行人穿行可能性显著增加(β = 0.62, p < .001),控制条件下穿行可能性进一步增加(β = 0.94, p < .001)。在所有距离条件下(除5米外),相互凝视条件下的行人绕行比例均显著高于单向凝视条件。这表明凝视互惠性本身是塑造行人导航决策的独立驱动因素。
人际距离的调节作用。 距离与穿行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β = 1.01, p < .001)。相互凝视与控制条件之间的差异随距离增大而缩小(β = ?0.29, p = .001),表明相互凝视的社会信号效应随距离增加而减弱,呈现“信号衰减”模式。相互凝视条件下穿行与绕行概率相等的交叉点为5.12米。
社会规范与群体效应。 结伴而行(2–3人)的行人比独行者更可能穿行(β = 0.46, p < .001)。前一位行人选择穿行会显著增加后续行人穿行的可能性(β = 0.23, p = .010),但前一位行人选择绕行无显著影响(β = ?0.03, p = .768)。这表明行人会参考周围他人的行为作为情境适当性的线索。
探索性路径修正分析。 对行人是否进行可见路径修正(即偏离原始行走轨迹的横向偏移)的探索性分析显示,由于编码者间信度较低(Krippendorff's α = 0.37),该结果仅作探索性参考。与主要发现一致,距离和凝视方向均显著影响路径修正决策:相互凝视条件和较短距离下,行人更可能进行路径修正。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在欧洲和加拿大四个不同地点的大规模田野实验,首次证明凝视互惠性独立于空间排列,塑造了无直接参与的第三方的导航决策。相互凝视有效扩展了社会边界,阻止了对互动者之间空间的侵入,而头部移开或脱离接触的姿态则减弱了这一效应。这种效应在四个国家中一致出现,表明其具有跨文化和跨环境的稳健性。
研究还揭示了社会规范在行人行为中的作用。当情境中的适当行为不明确时,个体倾向于参考附近他人的行为作为行动指南。观察他人穿行或绕行可能建立隐性期望,引导后续行人的决策,反映了社会遵从和协调的更广泛过程。群体效应则可能从知觉—互动角度理解:群体构成特别显著的视觉实体,产生比个体更强、更连贯的运动线索,可能降低了群体成员对微妙社会信号(如相互凝视)的敏感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点确实影响穿行与绕行的基线倾向,但在控制地点因素后,凝视方向、二元距离和社会参照的效应仍然显著,凸显了这些效应的稳健性。研究局限包括:实验助手均为当地大学的年轻女性,可能代表规范性内群体;行人性别未能客观记录;未来研究应系统操纵二元组的性别构成并记录行人性别,以考察注意领地是否受群体成员身份和社会层级调节。此外,未来研究还应考察注意领地是否随凝视功能(敌对vs.亲和)而变化,以及当共享注意力指向物体而非个体之间时回避行为是否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会认知理论与近体学(proxemics)和空间导航联系起来,强调凝视的双重功能:既是协调个体间互动的机制,又是组织无直接参与的第三方行为的社会信号。凝视在组织公共空间的可渗透性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塑造着不同文化和环境背景下社会边界的感知与尊重。注意领地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空间,其产生不取决于人们站在何处,而取决于他们看向何处、与谁互动——这一发现为理解人类共享空间中的社会边界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