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冒犯特定宽恕量表(MOFS)在德国基督教与穆斯林伴侣中的跨宗教测量不变性验证

《Personal Relationships》:Validation of the Marital Offens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 Invariance Measurement Across Christian and Muslim Couples in German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1日 来源: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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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恕是婚姻稳定性与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宗教多元社会中,个体对关系性冒犯的解释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评估婚姻冒犯特定宽恕量表(Marital Offens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在德国穆斯林与基督徒成年人之间的测量

  
宽恕是婚姻稳定性与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宗教多元社会中,个体对关系性冒犯的解释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评估婚姻冒犯特定宽恕量表(Marital Offens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在德国穆斯林与基督徒成年人之间的测量不变性。研究通过便利抽样从德国天主教和穆斯林教会/清真寺群体中招募935名参与者(287名穆斯林,648名基督徒)。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multi-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G-CFA)支持MOFS的双因子结构——仁慈(Benevolence)与怨恨/回避(Resentment/Avoidance)——并证明其具有形态不变性(configural invariance)、度量不变性(metric invariance)和部分标量不变性(partial scalar invariance),从而能够进行有意义的跨组比较。完全标量不变性(full scalar invariance)和残差不变性(residual invariance)未成立。潜均值分析(latent mean analyses)显示基督徒参与者的怨恨/回避显著更高,而仁慈无显著组间差异。这些发现支持MOFS的跨宗教效度,并强调文化与宗教背景在塑造对婚姻冒犯的情绪反应中的作用。研究讨论了针对跨信仰伴侣干预的临床意义,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探索其他文化因素及采用纵向设计。
研究背景方面,宽恕在亲密关系中被视为一种认知—情绪过程,涉及动机转变,即减少报复或回避欲望,并增加对伴侣的仁慈与和解行为;其益处包括关系稳定、满意度提高、冲突解决改善以及双方心理和生理健康增强。因此,需要可靠且经过验证的工具评估伴侣宽恕。婚姻冒犯特定宽恕量表(Marital Offens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为10条目自评工具,采用6点Likert量表,包含仁慈(Benevolence)4条和怨恨/回避(Resentment/Avoidance)6条;既往意大利、德国、土耳其以及西班牙和美国样本研究支持其心理测量学性质,德国版内部一致性α=0.75–0.79。现有问题是跨宗教测量不变性尚未直接检验,尚不清楚MOFS在不同文化和宗教框架中是否具有等价功能,因而无法判断既往观察到的差异是真实的文化与神学差异还是测量偏差。宗教价值会影响个体如何解释和实践亲密关系中的宽恕:基督教常将宽恕描述为无条件的道德义务与和解路径,不依赖冒犯者悔改;伊斯兰教常将宽恕与悔改、道德责任和正义相联系,强调怜悯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德国具有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背景,近几十年来穆斯林人口显著增长,因此有必要在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开展跨宗教比较。基于此,研究人员检验MOFS在居住于德国的穆斯林与基督徒成年人中的测量不变性,并补充检验性别测量不变性;同时以关系时长、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作为协变量进行稳健性检查,以观察组间差异在统计控制后是否持续。

关键方法方面,该研究为横断面问卷研究,采用便利抽样从德国天主教教会和穆斯林教会/清真寺群体招募935名成年人(287名穆斯林、648名基督徒;样本队列来源已注明),纳入标准包括至少18岁、德语足以完成问卷、处于持续浪漫关系至少6个月并提供知情同意。参与者回忆并简述一个具体伴侣冒犯,MOFS-German条目均参照该事件作答。主要技术方法为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MG-CFA),在R 4.4.3的lavaan包中使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MLM;Satorra-Bentler校正),依次检验形态、度量、标量、残差不变性及部分不变性;并进行潜均值比较、性别补充不变性检验、潜回归控制关系时长/教育/婚姻状况、Cronbach's α信度评估和功效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3.1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通过描述统计发现,基督徒平均年龄更大且关系持续时间更长;仁慈均值在穆斯林为4.74(SD=1.15)、基督徒为4.21(SD=1.06),怨恨/回避均值在穆斯林为2.41(SD=1.14)、基督徒为2.47(SD=1.01)。3.2 跨宗教因素不变性(Factorial Invariance Across Religion):通过MG-CFA检验,形态模型拟合为CFIscaled=0.964、TLIscaled=0.953、RMSEAscaled=0.068、SRMR=0.037,支持形态不变性,提示两组具有可比的两因子结构。度量模型拟合为CFIscaled=0.956、TLIscaled=0.948、RMSEAscaled=0.071、SRMR=0.056,ΔCFI=0.008、ΔRMSEA=0.003,支持度量不变性。标量模型拟合为CFIscaled=0.933、RMSEAscaled=0.084,与度量模型相比ΔCFI=0.023,完全标量不变性未成立。部分标量模型通过自由估计MOFS4、MOFS6、MOFS7的截距建立,这些条目由lavTestScore单变量得分检验显示组间截距差异显著(p<0.05)并结合理论考虑识别;其拟合为CFIscaled=0.953、TLIscaled=0.948、RMSEAscaled=0.071、SRMR=0.058,与度量模型相比ΔCFI=0.003,支持部分标量不变性。残差模型约束条目残差方差后拟合未改善,与部分标量模型相比ΔCFI=0.003且无显著χ2差异,未保留进一步解释,残差不变性未获支持。等潜因子方差模型拟合为CFIscaled=0.943、RMSEAscaled=0.072,模型比较无显著χ2差异且ΔCFI=0.010,提示两组潜构念变异性可比。潜均值比较显示,与等均值模型相比χ2(2)=7.28、p=0.026,至少一个因子潜均值存在组间差异;以穆斯林为参考组,基督徒怨恨/回避潜均值显著更高(estimate=0.203,SE=0.084,z=2.42,p=0.015),仁慈无显著差异(estimate=?0.063,SE=0.067,z=?0.94,p=0.346)。性别补充分析中,形态和度量不变性可接受,标量不变性未达可接受拟合;释放MOFS02和MOFS10截距后部分标量模型拟合为CFIscaled=0.952、RMSEAscaled=0.071、SRMR=0.046。信度方面,仁慈α=0.79,怨恨/回避α=0.85。稳健性分析将关系时长、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作为协变量纳入潜回归模型,均不显著(all ps>0.08),控制后总体结果模式未改变。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检验MOFS-German在穆斯林与基督徒参与者中是否等价运行。结果支持形态、度量和部分标量不变性,说明总体因子结构和潜构念意义在两组间大体可比;仁慈维度无组间差异,提示对伴侣冒犯的同情性和关系修复性反应在两组中均受认可,符合将仁慈视为跨文化宗教背景中广泛共享的关系过程的理论观点。标量不变性仅为部分成立,需自由估计的MOFS4、MOFS6、MOFS7均属于怨恨/回避子量表,涉及内疚诱导、报复意图和情绪疏远;文化与宗教规范可能影响个体对冲突反应和情绪退缩条目的解释与表达,穆斯林常被社会化 toward 情绪克制和关系和谐优先,可能较少公开表达怨恨或关系疏离,即使存在内在痛苦;基督教西方个体主义语境中情绪透明和表达不满通常更可接受。三个非不变条目均属怨恨/回避且基督徒潜均值更高,这种一致性支持观察到的潜均值差异的构念效度,并强调需在文化宗教背景中解释条目水平变异。测量不变性并非证明组间相似,而是确保观察到的差异不能仅归因于测量偏差。该结果看似与基督教强调无条件宽恕相悖,但神学原则并非孤立运作,心理反应受文化和情绪规范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可能鼓励个体先加工并表达负性感受再达到宽恕,从而延长怨恨表达;伊斯兰教常将宽恕与悔改和行为改变联系,许多穆斯林多数社会促进情绪控制及对家庭和社区规范的尊重,可能抑制公开怨恨,故穆斯林较低怨恨潜均值可能反映情绪调节风格而非冒犯影响缺失。仁慈无差异说明两组均重视同情和关系修复,宗教承诺可能促进共情与修复受损关系的亲社会动机。临床上,这些发现强调伴侣治疗需文化敏感,治疗师应意识到文化宗教脚本不仅影响是否宽恕,也影响怨恨和共情等宽恕相关情绪的体验与表达,评估和干预需相应调整。性别并非主要焦点,但补充分析显示MOFS跨男性与女性受访者具有可接受的测量不变性,支持量表跨性别的稳健性。局限包括自报测量可能产生社会赞许偏倚;样本可能不能反映各宗教内部全部多样性;两组居住同一国家且多数穆斯林参与者为第二代移民,文化价值可能部分同化;两组人口学构成存在差异,虽然关键变量被统计控制,但年龄和居住情况未显式建模,MG-CFA不能同时完全控制所有背景特征;横断设计限制对治疗中时间变化的结论;样本仅包括男性和女性且处于异性恋关系;穆斯林内部宗派子样本量小且不平衡,无法进行可靠宗派不变性分析;未测量回忆冒犯的确切时间;基督徒样本主要为天主教徒,对其他基督教宗派推广受限;所有材料以德语施测,要求足够德语能力。未来研究可整合质性方法,探索宗教取向、精神成熟度和人际目标等因素,并采用纵向设计观察宽恕随时间及干预的变化。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提供证据表明,德语版婚姻冒犯特定宽恕量表(MOFS-German)在穆斯林与基督徒参与者之间在形态、度量和部分标量水平上具有等价功能,为开展有效的跨宗教潜均值比较奠定坚实基础。研究发现基督徒参与者表现出更高怨恨和回避的模式,同时两组仁慈水平相似。这些结果强调,在解释宽恕相关构念时需考虑文化和宗教背景,因为这些背景与个体体验和表达关系冒犯的差异密切相关。最终,该研究强调需要文化响应性的评估工具和治疗方法,以反映不同信仰体系中宽恕的情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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