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5年日本批准新分子实体与美国标签剂量差异:主要差异、治疗领域分布及国际协调进展

《Therapeutic Innovation & Regulatory Science》:Comparison of Labeled Dosage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Drugs Approved in Japan from 2020 to 2025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来源:Therapeutic Innovation & Regulatory Scienc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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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尽管日本批准剂量通常低于西方国家,但随着全球药物开发,这些差异已缩小。使用2010年后数据评估日本与美国(United States, US)剂量差异的研究有限,且尚无聚焦2020年代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表征2020—2025年批准的新分子实体(new

  
背景:尽管日本批准剂量通常低于西方国家,但随着全球药物开发,这些差异已缩小。使用2010年后数据评估日本与美国(United States, US)剂量差异的研究有限,且尚无聚焦2020年代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表征2020—2025年批准的新分子实体(new molecular entities, NMEs)在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标签剂量差异。主要差异定义为维持剂量(maintenance dose)或最大剂量(maximum dose)≥2倍差异;其余归类为次要差异。结果:在187种可比药物中,38种(20.3%)日美存在剂量差异:7种(3.7%)为主要差异(3种日本剂量较高,4种美国剂量较高),31种(16.6%)为次要差异。常见次要差异包括初始剂量差异和基于体重的亚组差异。神经系统药物剂量差异比例最高(50.0%),其次为消化道和代谢药物(31.3%)和心血管系统药物(22.2%)。相比之下,皮肤病用药(11.1%)、抗肿瘤药(10.7%)和全身用抗感染药(8.3%)比例较低。按给药类型(固定剂量[fixed dose]、按体重[per body weight])和给药途径等评估因素未观察到较大差异。结论:2020—2025年日本批准药物中约20%与美国存在剂量差异。剂量差异比例因治疗领域而异。仅3.7%存在主要差异。这些发现可能反映日美标签药物剂量国际协调的进展。
论文主体解读

研究背景方面,日本监管机构原则上要求收集日本患者数据,以评估药物在安全性、有效性、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及必要时药效动力学方面的民族差异,并为日本患者确定合适剂量。既往观点认为日本批准剂量总体低于西方国家,但也有意见质疑日本患者数据要求并倡导批准剂量的全球协调。抗肿瘤药等治疗领域在2000年代初已确认国际统一剂量。既往多项研究比较日本与西方国家批准剂量:Koyama et al.报告2012—2021年批准药物的日美剂量差异下降,并提示多区域临床试验(multi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MCTs)不仅缩短药物滞后,也缩小剂量差异;但使用2020年代数据评估日美剂量差异的研究仅此一项。其他基于2011年前数据的研究多显示日本批准剂量低于西方国家,且差异与治疗领域、优先审评、孤儿药状态、申办者类型、剂量-反应试验设计、药代动力学和开发时机等有关。2007年日本监管机构发布“Basic Principles on Global Clinical Trials”指南,早于ICH E17(2017),促进全球开发和跨区域共同临床数据包使用,可能间接减少剂量差异。因此,呈现反映全球药物开发进展和近期监管视角的2020年代结果具有必要性。既往研究以单一指标表达日美剂量差异较困难,因为两国说明书剂量信息的格式和内容不同,且存在初始、维持、最小和最大剂量等多个指标,导致跨研究比较困难。该研究因此表征2020—2025年日美剂量差异,包括次要差异,并探索其背景,以了解国际剂量标准化进展并支持日本高效全球药物开发策略。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数据来自日本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 PMDA)网站、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及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BER)网站,以及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数据库。纳入2020年1月至2025年12月日本批准的NMEs,排除补充新药申请、再生医疗产品、疫苗、放射性药物、诊断药物和组合产品;排除FDA未批准日本初始适应症或截至2025年12月已退出美国市场者,最终187种。比较截至2025年12月两国说明书初始适应症标签剂量;主要差异为维持或最大剂量≥2倍差异,其余为次要差异;评估给药类型、给药途径、药物类型、解剖治疗化学(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ATC)分类及批准时间差,分析为描述性。

研究结果如下。

药物筛选与总体剂量差异:通过筛选2020—2025年日本批准的233种NMEs,排除46种不符合条件药物,最终纳入187种可比药物。通过比较两国说明书初始适应症标签剂量,研究人员发现38种(20.3%)存在剂量差异,其中7种(3.7%)为主要差异,31种(16.6%)为次要差异。

主要剂量差异药物:通过定义维持或最大剂量≥2倍差异为主要差异,研究人员发现7种药物存在主要差异。日本剂量较高的3种为palopegteriparatide(最大剂量2倍)、equine anti-human thymocyte immunoglobulin(剂量2倍且疗程较短)、nemolizumab(维持剂量2倍且给药间隔0.5倍)。美国剂量较高的4种为sebetralstat(剂量0.5倍)、denileukin difitox(最大剂量0.5倍)、opicapone(剂量0.5倍)、lurasidone hydrochloride(最大剂量0.5倍)。7种药物ATC代码多样;5种为固定剂量;给药途径为口服3种、静脉注射2种、皮下注射2种。

次要剂量差异药物:通过将主要差异以外的剂量差异归为次要差异,研究人员发现31种药物存在次要差异。初始剂量差异最常见(7种),其中2种同时存在维持剂量差异;基于体重的亚组差异也常见(7种),其中6种在美国进行高或低体重剂量调整而日本未进行,包括2种按体重给药且高体重设固定剂量上限、3种固定剂量且低体重增加较低剂量、1种固定剂量且高体重增加较高固定剂量。其他次要差异包括5种主要推荐剂量不同但处于相同剂量范围、2种按体重或年龄调整方法不同,以及其余10种分别归入一至两类剂量差异。

给药类型、给药途径、药物类型及ATC分类分布:通过按药物特征分层比较,研究人员发现187种药物中固定剂量140种(74.9%)、单位剂量47种(25.1%);固定剂量和单位剂量的日美剂量差异比例分别为20.0%和21.3%。给药途径以口服最常见(45.5%),其次为静脉注射(25.7%)、皮下注射(21.4%)和其他(7.5%);各途径剂量差异比例分别为口服23.5%、静脉注射20.8%、皮下注射15.0%、其他14.3%。生物制品与非生物制品剂量差异比例分别为16.4%和22.5%。各ATC类别剂量差异比例范围为8.3%—50.0%,神经系统药物N为50.0%,消化道和代谢药物A为31.3%,心血管系统药物C为22.2%,其他类别为15.8%或以下(血液和血液形成器官B为15.8%、免疫抑制剂L04为14.8%、皮肤病用药D为11.1%、抗肿瘤药L01为10.7%、全身用抗感染药J为8.3%)。

按日本批准年份的分布:通过按日本批准年份统计,研究人员发现剂量差异比例在2020年为23.1%、2021年为16.1%、2022年为23.5%、2023年为38.1%、2024年为9.5%、2025年为21.2%。2024年比例最小但批准药物数量最多;2023年比例最大但批准药物数量最少。

批准时间差:通过以日本批准日期减去美国批准日期定义批准时间差,研究人员发现2020—2025年中位批准时间差为17个月;日本晚于美国超过2年批准的比例为43.3%,日本早于美国超过2年批准的比例仅2.1%。2024—2025年中位批准时间差一般长于2020—2023年;有和无剂量差异药物的中位批准时间差分别为19和17个月,日本晚于美国超过2年批准的比例也呈类似模式。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2020—2025年日本批准NMEs中约20%存在日美标签剂量差异;考虑到该研究纳入次要差异,该比例相对既往研究可能较低,但与既往研究直接比较需谨慎,因研究时期、纳入药物、剂量差异定义、比较方法和标签时间点不同。主要差异比例仅3.7%(7/187);7种药物中6种进行了在日本开展或包含日本患者的额外后期临床试验。7种主要差异药物中3种日本剂量较高、4种美国剂量较高;5种为固定剂量,其中3种口服,固定剂量与口服给药影响可能混杂。主要差异药物分布于多个治疗领域。既往研究提示经遗传多态性通路清除的药物(如CYP2C9、CYP2C19或CYP2D6肝代谢,或经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s, OATP] OATP1B1和OATP1B3肝摄取)处置可能在日本人与白种人间存在差异;7种药物中opicapone为OATP1B3底物,且日本受试者暴露约白种人2倍,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其他6种不是这些CYP酶或OATP转运体底物。既往研究仅显示药代动力学差异与剂量差异关联有限,但仅评估7种药物,不能据此得出确定性结论。次要差异见于31种(16.6%),初始剂量差异常见且日本倾向较低,既往研究从安全性角度讨论日本偏好较低初始剂量,但该研究未进行个体药物系统评价,无法确定原因;体重亚组差异包括特定体重阈值以上剂量规定和体重剂量上限,尤其在美国。主要与次要差异合并后约80%药物日美剂量相同,可能反映国际剂量协调进展;但区域剂量差异不一定代表协调不完整,也可能是适当的区域特异性剂量优化。口服给药剂量差异比例略高于其他途径(23.5% vs 静脉20.8%、皮下15.0%),原因未评价,可能与低生物利用度等民族PK差异特征及口服药常用固定剂量有关。ATC类别中神经系统、消化道和代谢、心血管系统剂量差异比例较高,与既往2012—2021年研究一致;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可能与美国偏好较低初始剂量有关,消化道和代谢药物包括抗糖尿病药和某些透析用药,复杂给药方案、区域体重差异以及日本未参与全球试验可能部分解释。抗肿瘤药、皮肤病用药和全身用抗感染药比例较低;抗肿瘤药剂量差异在2000年代初已较小,其全球试验广泛参与且需快速达到最大疗效;皮肤病用药主要为外用制剂;全身用抗感染药依赖PK/药效动力学(pharmacodynamics, PD)给药并需避免剂量不足以防治疗失败和抗菌药耐药。批准年份比例波动无明显趋势;中位批准时间差2024—2025年一般长于2020—2023年,但有和无剂量差异药物相似。局限性包括仅比较日美均批准的NMEs、聚焦初始适应症且不含补充新药申请、排除再生医疗产品等;两国说明书剂量信息格式和内容差异使比较困难,但该研究纳入次要差异并列出差异细节;日美批准适应症并非完全一致,部分差异可能反映标签适应症和目标人群差异;因素分析为描述性且无统计比较;未评估孤儿药认定、优先审评和申办者类型等监管与开发因素。

结论翻译:在2020—2025年日本批准且与美国可比的NMEs中,约20%在日美之间具有不同标签剂量。考虑到甚至纳入了次要差异,该比例可能较低。主要差异(定义为维持剂量或最大剂量≥2倍差异)药物比例仅为3.7%(7/187),其中5种使用固定剂量(per body),6种进行了在日本开展或包含日本患者的额外后期临床试验。这些发现可能反映日美标签药物剂量国际协调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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