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Dairy Science》:Dairy producers’ perceptions of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H5N1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mplementation of biosecurity changes
编辑推荐:
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H5N1在奶牛中的出现,给美国奶牛生产者带来了重大挑战;生产者不得不在信息有限、指南持续变化、既有认知和农场管理约束并存的条件下作出生物安全决策。本研究旨在:1)描
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H5N1在奶牛中的出现,给美国奶牛生产者带来了重大挑战;生产者不得不在信息有限、指南持续变化、既有认知和农场管理约束并存的条件下作出生物安全决策。本研究旨在:1)描述奶牛生产者对HPAI的认知与理解;2)刻画受HPAI影响生产者的经历与感知影响;3)识别与针对HPAI风险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相关的农场特征;4)评估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是否与生物安全改变的实施相关,以及HPAI担忧和感知农场层面风险是否有助于解释该关系。向密歇根州奶牛场邮寄问卷,获得15.6%的应答率(n=120/766)。采用描述性统计、改良泊松回归(modified Poisson regression)、logistic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以及使用参数化g计算(parametric g-computation)的并行中介分析(parallel mediation analysis)评估问卷应答及与生物安全改变实施的关联。总体上,18名应答者(15%)报告其农场存在确诊或疑似HPAI。多数应答者报告对HPAI中度至非常熟悉(76%),并获得关于该病的充分指导(83%)。最常选择的信息来源为兽医专业人员(72%)、政府卫生机构(52%)和行业协会(48%)。生产者最常认为野生动物(74%)是HPAI引入的可能途径,其次为空气传播(34%)、牛只移动(23%)以及与其他牧场共用工作人员(12%)。在受影响农场中,报告的临床期持续时间中位数为21 d,而生产力下降持续时间中位数为40 d。自估经济损失中位数为每头泌乳牛152美元。在未报告确诊或疑似HPAI的农场中,雇员≥15人的农场比<5人的农场更可能报告实施生物安全改变(风险比(risk ratio, RR)=2.2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24–4.10),使用机器人挤奶系统(robotic milking systems)的农场比使用挤奶厅或转盘系统的农场更可能报告改变(RR=2.07;95% CI:1.21–3.55)。中介分析(n=93)显示,认为生物安全有效的生产者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的估计概率为45.7%,认为无效者为21.4%,相差24.3个百分点(95% CI:5.4–42.4)。在比值比(odds ratio, OR)尺度上,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的更高比值相关(OR=3.17;95% CI:1.21–8.26),与更高的HPAI担忧相关(OR=4.26;95% CI:1.58–11.51),并与认为本农场风险低于州内其他农场的更高比值相关(OR=2.56;95% CI:1.05–6.25)。通过HPAI担忧的间接效应为9.4个百分点,约占总关联的39%,而通过感知农场层面风险的间接效应较小,且与零无明显差异。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提示,实施生物安全改变可能受到可信沟通策略的支持:该策略应强调特定生物安全实践的有效性,将疾病呈现为相关但仍可管理的农场层面威胁,并使生产者的认知与证据支持的传播途径更好一致,尤其是动物移动、人员移动和共用设备等可改变途径。
研究背景与问题方面,2024年美国奶牛业出现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H5N1向奶牛前所未有的溢出,并迅速在全国扩展;该事件引发公共卫生关注,包括人畜共患风险及对牛奶安全和供应链的潜在影响,同时造成产奶量和奶品质下降、运营成本增加等经济影响。疫情突发和快速传播使生产者、政策制定者和产业顾问在预防与控制策略上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生产者需在有限且快速变化的信息下作出管理决策。密歇根州于2024年3月29日首次在奶牛群确诊HPAI H5N1;到2025年5月,13个县的31个奶牛群被确诊受影响,随后该州于2025年7月达到Stage 4“Unaffected”状态。早期风险降低措施要求奶牛场实施生物安全(biosecurity)实践,如确定生物安全管理人、限制进入点、清洁和消毒穿越农场进入点的车辆和人员、培训雇员并维持进入记录。既有研究表明,牲畜生产者生物安全实施受疾病风险感知、生物安全知识、对生物安全的态度、法规要求以及劳动力、成本和可行性等实际约束影响;其中,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尤其相关,因为这反映生产者对预防性实践能否有意义降低疾病风险的信心。然而,认为生物安全措施有效并不必然意味着生产者会实施这些措施;在新发疾病事件中,生产者可能已对生物安全价值有一般看法,但仍须判断针对新的不确定威胁是否需要改变常规实践。因此,在HPAI快速出现造成的不确定性期间,生物安全实施可能不仅取决于生产者对生物安全的一般信心,还取决于疫情特异性威胁评估,包括生产者是否判断HPAI与本农场相关,以及其担忧程度和相对其他农场的农场层面脆弱性或风险感知。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描述生产者认知与理解、刻画受影响生产者经历与感知影响、识别与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相关的农场特征,并评估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实施之间的关系及HPAI担忧和感知农场层面风险是否解释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奶牛生产者对HPAI较熟悉并高度依赖兽医和机构指南;对传播途径的认知常集中于野生动物和空气传播,而对牛只移动、人员移动和共用设备等可改变管理相关途径识别较少;受影响农场报告产奶量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和中等程度经济损失;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预防实践实施强烈相关,且该关联部分由HPAI担忧解释。其重要意义在于,改善生物安全可能需要可信沟通策略,将HPAI呈现为相关但可管理的农场层面威胁,强调特定且可行生物安全实践的有效性,利用可信沟通渠道,并使生产者认知与证据支持且可通过农场层面管理应对的传播途径更好一致。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本研究为横断面问卷研究。样本来源为密歇根州农业与农村发展部(Michiga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MDARD)每年更新的持证商业奶牛场完整名录;2025年4月向全名录生产者邮寄问卷,构成目标人群的尝试性普查。问卷含34题、4部分,经5名奶牛生产者预试验,可纸质或通过Qualtrics在线完成;5月寄送提醒,数据收集截至2025年7月1日,获120份完整问卷(应答率15.6%)。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改良泊松回归、logistic回归和并行中介分析,中介效应以参数化g计算估计并行5,000次重抽样。
研究结果方面,受访者对HPAI的总体认知与理解:基于对120份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和多选应答比较,几乎所有应答者为农场主或管理者(98.8%);93%的农场为常规生产系统,7%为有机生产;提供挤奶系统信息者中83%使用挤奶厅或转盘系统,17%使用机器人挤奶系统。多数应答者(76%)报告对HPAI及其对奶牛场潜在影响中度至非常熟悉,97名生产者(83%)报告获得关于该病的充分指导;12%的生产者表示希望政府机构或奶牛行业协会提供额外支持,例如扩大检测可及性和更多可靠信息。信息来源中最常选择兽医专业人员(72%),其次为政府卫生机构包括USDA、MDARD和CDC(52%)、行业协会(48%)、农业推广服务(43%)、学术期刊和研究文章(24%)、地方农业组织(22%),其他来源包括牛奶合作社(8%)、新闻媒体(8%)和社交媒体(5%)。72%的生产者对自身生物安全实践预防HPAI引入具有中度至高度信心,28%报告低信心。约37%的生产者报告为预防HPAI引入实施了生物安全改变,包括限制农场进入、安装消毒站和改善标识,其余63%报告未采取额外步骤。关于最可能引入途径,应答者最常识别野生动物(74%),其次为空气传播(34%)、牛只移动(23%)、与其他牧场共用工作人员(12%)和其他途径如饲料(11%);途径选择频率差异经Cochran's Q检验及McNemar检验比较。
受影响生产者的HPAI经历与感知影响:在报告农场确诊或疑似HPAI的18名应答者中,通过描述性统计总结疫情经历和感知影响。报告临床期以异常奶和可见病牛为特征,持续时间中位数为21 d(IQR:15.5;范围:7–210 d);产奶量下降持续时间更长,中位数为40 d(IQR=69.75;范围:7–250 d),提示生产影响超出可见临床疾病期。生产者估计的HPAI相关死亡平均占受影响农场泌乳牛的0.34%(SD=1.7%)。自估经济损失中位数为每头泌乳牛152美元,受影响农场间差异较大(范围:34–526美元),生产者总体将这些损失评为中等。关于未来再次受HPAI影响的感知可能性,多数受影响应答者认为不太可能(61%),17%不确定,22%认为可能。由于该亚组人数少,这些分析仅为描述性。
与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相关的受访者和农场特征:该分析限制于未报告确诊或疑似HPAI的农场应答者(n=102),排除有确诊或疑似HPAI的农场,因为其生物安全改变可能反映直接疫情经历、疾病控制建议或应急响应措施,而非仅基于感知风险的预防性响应。以是否报告因HPAI担忧改变生物安全实践为二分类结局,对各预测因素分别采用带稳健标准误的单变量改良泊松回归模型。结果显示,雇员≥15人的农场实施改变的概率是<5人农场的2.26倍(95% CI:1.24–4.10);使用机器人挤奶系统的农场实施改变的概率是使用挤奶厅或转盘系统农场的2.07倍(95% CI:1.21–3.55)。年龄、农场类型、群规模、农场是否存在其他食用动物以及奶品质(包括体细胞数(somatic cell count, SCC;×10
3 cells/mL))与实施生物安全改变未见明确关联。
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疫情特异性威胁评估与生物安全改变实施:在未报告确诊或疑似HPAI的农场应答者中(n=102),75%对HPAI潜在引入至少有一定程度担忧;约53%认为本农场风险低于州内其他农场,43%认为风险相似,仅4%认为本农场风险更高,后者提及野鸟、后院动物和邻近大型奶牛场等因素。认为本农场风险较低者中,开放式追问显示最常提及的保护因素为维持封闭群(43%)、限制人员进入农场(41%)和经营小型奶牛场(21%)。关于生物安全作用,57%的生产者报告加强生物安全实践可延迟或预防HPAI疫情;具体而言,55%认为加强生物安全可延迟疫情,35%认为可完全预防HPAI引入。认为生物安全措施有效者中,25%报告改变标准生物安全实践;认为无效者中,9%报告如此。中介分析完整病例数据集包括93名应答者。基于不包括中介调整的总关联模型,认为生物安全有效者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的估计概率为45.7%,认为无效者为21.4%,相差24.3个百分点(总效应=0.244;95% CI:0.054–0.424);即认为生物安全有效者实施生物安全改变的比值更高(OR=3.17;95% CI:1.21–8.26)。认为生物安全有效者也更可能认为本农场风险低于州内其他农场(OR=2.56;95% CI:1.05–6.25),同时报告更高的HPAI担忧(OR=4.26;95% CI:1.58–11.51)。调整两个中介后,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实施之间的关联减弱(OR=2.11;95% CI:0.74–6.03),所评估中介解释了44%的关联;但该间接路径大部分通过HPAI担忧,约占总关联的39%。相反,感知比较性农场层面风险仅解释约5%,且与零无明显差异。总体提示,认为生物安全有效的生产者更可能实施生物安全改变,该关联主要通过HPAI担忧解释;由于数据为横断面,中介分析解释为探索性,用于评估潜在解释路径而非确立因果效应。模型调整生产者年龄类别和群规模类别。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提供了关于奶牛生产者对奶牛HPAI H5N1知识、认知和准备情况的首批报告洞见,并呈现其生物安全相关决策的快照。总体上,在首次HPAI H5N1奶牛溢出事件一年后,生产者报告对HPAI有较高认知,并高度依赖兽医和政府机构获取信息。尽管跨群传播的确切途径仍不确定,生产者最常感知野生动物和空气传播为疾病引入途径,而封闭群和限制人员移动常被识别为保护因素。受影响农场报告生产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和中等程度经济损失。未报告HPAI的农场中,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预防实践实施强烈相关,突出沟通策略的重要性:应将HPAI呈现为相关但可管理的农场层面威胁,同时强调特定生物安全措施的有效性。高熟悉度可能反映奶牛HPAI出现后兽医指导、政府外展、产业沟通和媒体报道带来的广泛关注;尽管额外机构支持请求有限可能提示对现有信息网络的信心,但仍有生产者请求支持,提示尤其在疾病检测、检测能力和疫情响应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兽医被识别为最可靠信息来源,突出其作为可信沟通者的作用,可帮助将演变中的证据和指南转化为农场层面决策。野生动物尤其是野鸟最常被识别为HPAI引入主要途径,这与野生水禽作为禽流感病毒自然储存库及其参与初始和后续溢出事件的公认作用一致;野鸟季节性迁徙促进HPAI跨地区地理传播,可能促使生产者认为野鸟是主要引入来源。生产者也高度重视空气传播,这可能反映对家禽疫情中气溶胶传播的认识;相比之下,牛只移动、人员移动或共用设备和车辆等其他传播途径较少被识别。虽然仍需进一步研究明确这些途径在HPAI传播中的相对重要性,但实验研究提示呼吸道或密切接触传播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效率不高,而乳腺感染和与奶相关暴露可能在牛传牛中起重要作用;与此一致,现场研究报告感染牛病毒排毒超过40 d,可能代表超出临床疾病阶段的传播风险。因此,当前证据提示生产者可能过度强调较不可控途径如野生动物和空气传播,而低估管理相关途径如牛只移动、人员移动和共用设备或车辆;这一区分重要,因为生产者可能较少优先采取针对其认为较不相关途径的生物安全实践。沟通工作因此应区分病毒引入潜在来源、各途径相对风险和可通过管理改变的农场层面传播途径。在既往受影响农场中,生产者报告产奶量下降在临床期后持续,提示牛群可能临床恢复而生产损失继续;这与既往研究一致,即发热、异常奶、采食和饮水减少及SCC升高等临床体征通常在疫情开始后约2个月内消退,而产奶量下降可能持续整个泌乳期。实验条件下感染期间乳腺分泌组织被纤维组织大量替代,且病毒不再可检测后仍持续;类似地,其他由大肠杆菌或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乳腺炎病原引起的乳腺内感染中,临床体征消退和病原不再可检测后产奶量可能仍降低或恢复缓慢,尤其涉及主要病原时。健康和生产力长期不良影响造成显著经济影响;自报每头平均泌乳牛经济损失中位数152美元与既往HPAI疫情相关损失估计每头平均牛158美元一致,支持自报估计的有效性;但报告损失差异大,提示HPAI经济影响并非农场间一致,可能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生产损失严重程度、死亡、群规模和管理响应等因素。奶牛生产者总体将这些经济损失评为中等,提示奶牛HPAI影响可能被视为不如家禽等其他牲畜部门严重,后者HPAI疫情通常伴随高死亡率、大规模扑杀和立即市场中断等严重损失。多数尚未经历HPAI的奶牛生产者认为本农场感染风险与其他农场相同或更低,尽管多数表达某种程度担忧;这提示尽管生产者认识到HPAI为一般威胁,但相对较少认为本农场处于升高风险。这种一般担忧与感知农场层面脆弱性之间的差异在风险感知研究中常见,可能反映对农场特定管理实践或生物安全措施的信心。被要求解释时,认为本农场风险较低者常提及封闭群、限制动物移动、较小群规模和农场位置等农场特征和管理实践为保护因素;相反,认为本农场风险较高者常提及邻近大型奶牛场、存在野鸟或后院动物以及开放群结构。这些应答提示生产者基于潜在暴露来源和农场已实施管理实践判断HPAI风险。生产者对生物安全的定义可能不同;由于本研究旨在评估生产者认知和自报对HPAI风险的反应,而非使用标准化清单评分生物安全,研究人员未强加正式生物安全定义。该方法使应答反映生产者在其农场情境中如何理解和应用生物安全,而不将其引向特定实践或传播途径。例如,一些生产者可能主要将生物安全联系到靴子消毒或消毒站等可见实践,另一些可能更广义解释为包括引入前检测动物、针对性治疗策略或动物隔离等措施。尽管存在这些解释差异,超过一半生产者认为生物安全实践对延迟或预防HPAI疫情有效,提示对生物安全在疾病预防中作用的一般认可;但仍有很大比例生产者认为生物安全对预防或控制HPAI无效。在提供的解释中,一些生产者表示生物安全措施难以有效实施,因为野鸟或空气传播等途径无法控制;这种认知可能低估其他可通过生物安全实践更容易管理的传播途径重要性。此外,生产者常提及时间和成本为主要限制因素。若干低成本且可能高影响的生物安全实践可在不显著增加劳动力需求情况下实施,如从稳定来源而非市场购买动物,或引入前实施靶向筛查检测;这突出需要继续开展疾病管理教育,并沟通可行、低成本且高效的实用疾病预防策略。中介分析提示HPAI担忧部分解释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实施新实践之间的关联;然而大部分关联未被担忧解释,提示感知有效性本身与实施强烈相关。这些发现提示生物安全实施可能同时取决于生产者认为HPAI与本农场相关(反映为担忧水平)以及其相信特定预防实践能降低风险。该解释与扩展平行过程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大体一致,该模型提出当个体感知威胁相关并相信存在有效应对措施时更可能采取保护行动。在HPAI情境中,沟通策略应避免仅强调疾病风险,而应将HPAI农场层面相关性的实用信息与关于生产者可实施以降低风险的可行且有效生物安全实践的明确指导配对。研究局限性包括:应答率与其他牲畜研究相似,最终数据集包括120份完整应答,覆盖一系列群规模、生产系统和HPAI经历,但如果应答者与非应答者存在系统差异,仍可能限制概括性;尤其应答者可能比非应答者更了解HPAI、更担忧该病或更参与生物安全。为减少该担忧,问卷分发至符合条件的密歇根州奶牛生产者完整名录,应答者代表一系列群规模、生产系统和HPAI经历;由于调查聚焦密歇根州奶牛生产者,结果未必反映具有不同疫情经历的其他地区。报告HPAI经历的生产者数量有限,且HPAI状态和感知影响为自报,可能引入回忆偏倚;但调查在HPAI在奶牛中出现后约一年内实施。此外,生物安全改变实施以自报二分类结局测量,未捕捉所实施特定实践的数量、强度、一致性或有效性。研究旨在评估生产者认知,因此问卷未提供生物安全标准化定义,也未明确区分内部和外部生物安全;这使应答反映生产者自身在其农场情境中对生物安全的理解,但也限制应答者间直接比较,并阻止确定每名应答者在回答生物安全有效性或实施问题时考虑的具体实践。最后,由于为横断面研究,不能确立时间性,观察到的关联不应解释为因果;这些发现应解释为调查时观察到的关系。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研究结果表明,奶牛生产者熟悉HPAI,并高度依赖兽医和机构指南。对疾病传播的认知常集中于野生动物和空气途径,而对牛只移动、共用人员和设备等可改变的管理相关途径识别较少。在受影响农场中,生产者报告产奶量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和中等程度经济损失。感知生物安全有效性与预防实践实施强烈相关,且该关联部分由生产者对HPAI的担忧解释。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提示,改善生物安全可能得到以下沟通策略的支持:将HPAI呈现为相关但可管理的农场层面威胁,强调特定且可行生物安全实践的有效性,利用可信沟通渠道,并使生产者认知与证据支持且可通过农场层面管理应对的传播途径更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