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材线虫病受害树木时空分布格局研究——以韩国全国监测数据(2021–2024年)为例

《Forests》: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Pine Wilt Disease-Affected Tree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来源:Forest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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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专业翻译 松材线虫病(Pine wilt disease, PWD)作为一种重大森林病害,自1988年首次报道以来已在韩国全境扩散。当前的防控措施仅在损害被确认后实施,且以行政边界为规划单元,而病害可能跨区域传播。因此,有必要同时考察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分

  
摘要专业翻译 松材线虫病(Pine wilt disease, PWD)作为一种重大森林病害,自1988年首次报道以来已在韩国全境扩散。当前的防控措施仅在损害被确认后实施,且以行政边界为规划单元,而病害可能跨区域传播。因此,有必要同时考察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分布格局。本研究利用2021–2024年全国监测记录,探究PWD的时空动态。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评估空间聚集性,通过热点分析(Hot Spot Analysis)识别局部集中区域,并运用平均中心(Mean Center, MC)和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追踪分布中心的移动与朝向。各年份莫兰指数介于0.32–0.41之间,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热点区域持续扩大至2024年。大邱–庆北(Daegu–Gyeongbuk)地区始终占据最高热点比例,而大田–世宗–忠南(Daejeon–Sejong–Chungnam)地区在后期年份显著增加。检测分布的中心由东北方向转为西北方向移动,区域分布格局在收缩与扩张方面均呈现差异。上述发现表明,PWD的检测分布并非遵循统一的国家尺度模式,而是在区域间呈现异质性发展,为早期监测和区域特异性防控策略提供了基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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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松材线虫病(Pine wilt disease, PWD)是由松材线虫(pinewood nematode)侵染引起的一种毁灭性森林病害。该线虫自身不具备移动能力,其地理扩散依赖于媒介昆虫松褐天牛(Monochamus spp.)的飞行以及人类活动介导的带疫木材运输。受感染的松树通常在数月内枯死,且损害可扩展至区域尺度的群体性死亡,造成严重的生态和经济损失。20世纪以来,该病已扩散至东北亚多国,并传入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当前全球范围内针对PWD的防控措施多为反应式(reactive),即在损害确认后才对感染树木实施处理,包括切片、熏蒸、疫区划定和运输限制等。然而,无症状树木常被忽视,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因此,有效防控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在症状出现前预测高风险区域并优先配置监测与防控资源。设计主动管理策略需要定量了解扩散格局,尤其是损害是否在空间上聚集以及如何随时间迁移。
现有PWD扩散研究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因子分析预测风险区域;二是通过入侵模型预测扩散距离与路径;三是通过聚类分析开展时空格局研究。然而,因子分析难以描述聚集形成与时间变化,且多聚焦于特定区域;入侵模型无法充分刻画聚集性和时间动态;基于聚类的时空分析则多局限于特定国家或早期入侵阶段,缺乏在国家–区域一体化框架下对时间变化和区域扩散的综合考察。
在韩国,PWD的监测与防控以行政边界(如广域市和道)为规划单元,但病害实际跨越行政边界扩散。因此,有效防控需要同时在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上理解PWD的分布特征:国家尺度分析可揭示扩散方向与损害集中区域,为优先级设定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区域尺度分析则可解析各区域内更精细的集中格局,支撑针对性防控方案。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韩国森林振兴院(Korea Forestry Promotion Institute)提供的2021–2024年全国PWD监测记录,以1 km × 1 km网格为分析单元,整合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在国家与区域两个尺度上系统刻画了PWD检测分布的空间聚集性、集中区域识别和分布中心迁移特征。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PWD受害树木的分布在全国范围内各年均呈现统计显著的空间聚集;热点区域总面积逐年扩大,至2024年达到最大值;大邱–庆北地区始终是核心集中区域,而大田–世宗–忠南等地区的热点比例在后期显著上升;检测分布中心先向东北移动、后转向西北;各区域的分布格局在收缩与扩张方面呈现明显异质性。这些发现表明PWD的检测分布并非全国统一模式,而是区域间差异化发展,为早期监测和区域特异性防控策略提供了基线依据。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四种核心空间统计方法:一是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用于检验全国尺度上PWD受害树分布是否存在显著空间聚集,空间关系采用邻接准则(共边或共角)定义,并进行行标准化加权;二是热点分析(Hot Spot Analysis,基于Getis-Ord Gi*统计量),用于识别统计显著的高值聚集单元(热点),采用固定距离带(20,300 m)定义邻域关系;三是平均中心(Mean Center, MC)分析,用于追踪检测分布中心逐年移动轨迹;四是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分析,用于刻画分布的主轴方向、离散程度和旋转角度。此外,研究人员还进行了网格分辨率(500 m、1 km、2 km)和距离阈值(10 km、20.3 km、40 km)的敏感性分析,并采用检出率(受害树数/受检树数)作为替代输入以校正监测力度差异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4.1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基于2021–2024年全国年度数据的全局莫兰指数在各年均为正且p值均小于0.001,证实PWD损害分布在全国尺度上形成统计显著的空间聚集。莫兰指数介于0.32–0.41之间,属于中等程度的正空间自相关,其中2022年最高(0.41),2023年最低(0.32)。网格分辨率敏感性分析显示,2024年在500 m、1 km和2 km分辨率下莫兰指数分别为0.28、0.33和0.32,均保持统计显著,表明聚集性结论对网格尺度选择具有稳健性。基于检出率的分析同样在各年呈现显著正空间自相关(0.28–0.33),与基于计数的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一致,说明校正监测力度后聚集格局仍然成立。

4.2 热点分析结果

区域间热点面积比较显示,大邱–庆北地区在各年均保持最高比例(32.8%–52.0%),是集中发生的核心区域。首尔–京畿–仁川地区维持在15.8%–20.2%区间,自2022年起位居第二。釜山–蔚山–庆南地区从2021年的23%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9%。全北和忠南地区在后期年份比例上升,改变了热点的区域分布格局。全国热点总面积从2021年至2024年逐步增加,2024年达到最大值2,759,093 ha。距离阈值敏感性分析表明,虽然热点总面积随邻域尺度增大而扩大(10 km时为1,753,843 ha,40 km时为3,624,206 ha),但主要集中区域——尤其是大邱–庆北地区——在三种阈值下均被一致识别为核心热点,表明主要集中格局对距离阈值选择具有稳健性。基于检出率的热点分析同样确认大邱–庆北地区在各年占据最高比例(37.1%–50.2%),但部分次要区域的比例发生变化,如全北地区在2024年从基于计数的11.7%降至基于检出率的2.9%,提示其后期比例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监测力度的增强。

4.3 平均中心与标准差椭圆结果

在国家尺度上,损害分布的空间范围(SDE面积)于2023年达到最大后于2024年缩减。平均中心在2022年前向东北移动,此后转向西北移动。东西向标准距离(δx)介于101–109 km,2023年达到峰值;南北向标准距离(δy)介于142–147 km,2021年最大。各年δy均大于δx,表明分布沿南北轴延伸。旋转角介于152.7°–163.9°,总体呈西北–东南走向,2024年超过163°表明转向南北对齐。在区域尺度上,基于热点区域计算的MC和SDE揭示了不同的移动路径和范围:大邱–庆北地区SDE面积各年最大,2022年达到峰值1,198,097 ha后于2024年降至720,747 ha;首尔–京畿–仁川地区从2021年的276,040 ha稳步增至2024年的413,134 ha;大田–世宗–忠南地区从2021年的582 ha大幅扩展至2024年的323,359 ha;光州–全南地区波动但后期较大(2023年达163,748 ha);全北地区相对稳定(59,177–83,072 ha);釜山–蔚山–庆南地区从2021年的121,947 ha骤降至2024年的599 ha,部分原因在于大型东南部热点集群按平均中心归属至大邱–庆北地区。在首尔–京畿–仁川地区,平均中心自2022年起向西移动,主轴方向在后期更为显著;大邱–庆北地区平均中心自2022年起向北和向东移动;大田–世宗–忠南地区从2021年的分散集群到2024年重组为沿西北–东南方向排列的单一集群;光州–全南地区从2021年同时分布于岛屿和内陆地区,到2024年转向内陆。

五、讨论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全局莫兰指数在2022年后的轻微下降可能反映集群从既有暴发点向周边扩散、局部强度减弱,也可能受砍除和熏蒸等防控措施影响,但由于研究属描述性且未纳入防控力度数据,不能将下降具体归因于防控措施。热点分析揭示的格局表明,防控资源不应固定于某一区域,而应持续管理持续集中的区域并对新兴区域采取主动响应。大邱–庆北地区持续高比例的热点可能反映长期存在的暴发点和广泛的寄主分布;大田–世宗–忠南地区的扩展可能对应检测损害的北向延伸;釜山–蔚山–庆南地区的下降可能与早期暴发点的密集防控和寄主死亡有关;首尔–京畿–仁川地区的局部移动可能表明该区域以自然媒介传播的局部扩展为主,长距离人为移动有限。检测损害中心的北移可能与气候变暖有关——PWD具有强温度依赖性,夏季平均气温超过约20°C时才出现显著病征表达,气候变暖使这一热阈值北移,北方地区可能变得更加适宜病害表达和媒介甲虫活动。研究人员强调,热点面积和SDE面积代表的是全国监测记录中PWD受害树统计显著集中的地理范围,而非PWD实际危害的森林面积;各行政区域总面积和松林比例不同,区域间比较应解释为检测集中度的相对分布而非病害强度的直接差异。未来研究应整合防控历史、寄主分布、气候和人为移动等因素,并采用更长时间序列数据开展预测建模。

六、研究结论

将全局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平均中心和标准差椭圆应用于2021–2024年全国PWD监测记录,在统一框架内联合刻画了检测损害分布的聚集性、集中性和移动特征。PWD造成的损害在全国范围内各时期均形成统计显著的空间聚集,集中区域和检测分布的朝向随年份和区域而变化。特别是,检测分布的中心由东北向转为西北向移动,大邱–庆北地区保持持续高比例的热点,同时忠南地区的集中区域有所扩展,证实检测分布具有异质性而非均匀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格局代表的是全国监测中记录的PWD受害树木的分布,热点面积和SDE面积不应被解释为PWD实际危害的森林面积或范围。这些发现强调,PWD管理不能仅依赖对受害树木检测的事后响应,而需要反映区域分布特征的针对性策略。持续集中区域(如大邱–庆北)需要持续监测与管理,新扩展集中区域(如忠南和全北)则需要早期检测和主动响应。此外,由于检测分布的朝向和范围随时间变化,管理优先级和资源配置应灵活调整而非固定不变。本研究聚焦于分布格局的定量识别,未涉及具体因果因素。未来研究应整合防控历史、寄主分布、气候和人为移动等因素,并采用更长时间序列数据开展分析,以识别观测格局的驱动因素并实现预测建模。本研究所构建的全国时空分析框架为实际防控决策提供了基线信息,包括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和确定管理区域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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