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Policy》:Firms’ renewable energy adoption and energy taxes: How institutional quality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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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能源税能够促进企业采纳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adoption),这一结果支持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该效应在大企业和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这一正向效应保持一致。制度质量(in
研究发现,能源税能够促进企业采纳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adoption),这一结果支持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该效应在大企业和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这一正向效应保持一致。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是能源税发挥有效性的关键催化剂。财政工具与制度改革可能需要协同推进。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与《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目标,要求各国提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企业是能源转型的核心行动者,而能源税作为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被认为能够以较低成本内部化负外部性。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国家或行业层面的宏观数据,对企业实际采纳可再生能源的微观证据不足,且常将“可再生能源创新”(专利、研发)与“实际采用”混同。理论上,能源税既可能通过“创新抵消”效应(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升级,也可能通过“合规成本”效应(新古典抑制理论)挤压企业投资能力,净效应在理论上并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制度质量可能决定上述两种机制的相对强弱,但关于制度质量如何调节能源税与企业可再生能源采纳关系的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利用跨国企业微观数据,系统检验能源税的作用、传导渠道及外部制度条件。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WBES)2018—2020年覆盖东欧、中亚以及中东和北非的约28,000家企业样本,以企业是否缴纳能源税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可再生能源采纳指数(RE)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能源税平均而言与企业可再生能源采纳显著正相关,支持波特假说;该效应在大企业、高收入国家和环境绩效较好国家中更强,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地,制度质量既直接促进可再生能源采纳,也显著增强能源税的正向效应。这表明,若缺乏可靠治理结构,单靠能源税可能不足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财政工具与制度改革应协同推进。
关键技术方法
样本来自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涵盖2018—2020年约28,000家东欧、中亚和中东北非企业。研究以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为基准,控制国家、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用线性概率模型、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用Lewbel(2012)估计量和以区域-年份平均能源税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处理内生性,并用Oster(2019)边界法检验不可观测选择偏差;通过交互项与边际效应图识别异质性和制度质量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
5.1 潜在渠道
为了探索能源税通过哪些路径影响可再生能源采纳,研究人员分别以企业是否开展研发活动(R&D)、是否将环境或气候变化目标纳入战略规划、是否拥有国际质量与环境管理认证(如ISO 14001、ISO 50001)为被解释变量进行Probit估计。结果发现,能源税与这三者均显著正相关;将这些变量同时加入基准模型后,能源税系数从3.7825降至2.9358且仍显著,表明研发投入、战略环境目标和国际认证是能源税促进可再生能源采纳的重要传导渠道。
5.2 异质性分析
5.2.1 企业层面异质性:规模与部门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能源税与中小型企业(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能源税对可再生能源采纳的正向效应在大企业中更强,原因是大型企业更能以规模经济分摊合规成本。加入能源税与制造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后,交互项不显著;制造业的总效应虽略高,但与服务业相比差异没有统计显著性,表明能源税激励在生产部门之间具有一致性。
5.2.2 国家层面异质性:经济与环境背景
将能源税与人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GDPPC)交互后发现,交互项为正,边际效应随人均收入提高而增大;在低收入国家不显著,在高收入国家显著为正。将能源税与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交互后,交互项亦为正;除EPI极低的国家外,能源税的正向效应在样本大部分范围内显著,并随国家环境绩效改善而增强。三重交互分析进一步显示,国家财富显著扩大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政策响应差距,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保持一致的响应模式。
5.3 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制度质量的直接作用,研究人员在基准模型中纳入制度质量指数(institutional quality, IQ)。结果显示,IQ系数显著为正;分维度看,腐败控制、发言与问责、法治对可再生能源采纳均有显著正向关联。为检验调节作用,将能源税与制度质量交互后,总体制度质量、腐败控制和发言与问责的交互项显著为正;法治维度交互项未达显著,但边际效应仍随法治改善而上升。边际效应分析表明,在制度质量较低的环境中,能源税与可再生能源采纳的关联较弱;随着制度质量提高,该关联显著增强,其中发言与问责维度带来的差异最大。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上述调节机制的微观过程难以直接观测,仍属解释性解释:高发言与问责可能通过社会资本与非正式问责减少机会主义;强有力的腐败控制使税收执行更可信、更公平;健全法治降低企业在长期投资中的不确定性。政策启示包括:能源税在高质量治理环境下更有效,应同时推进制度质量改革;对资源受限的小企业和低收入国家企业,应提供技术援助和国际认证等能力建设配套;能源税需要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设计,以引导企业增加研发和长期绿色投资。研究局限在于WBES为截面数据,无法用面板方法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性,因此结果是稳健的建议性证据而非严格因果证明。
研究结论:利用覆盖多个国家的大型企业截面数据,本研究考察了能源税与企业层面可再生能源采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战略传导渠道,并系统探讨了该财政政策与企业内部特征及国家治理结构的互动。基准回归在多种替代设定和内生性处理下保持稳定,表明能源税平均而言与企业可再生能源采纳显著正相关,支持波特假说的“创新抵消”效应,拒绝新古典的合规成本抑制观。能源税通过促进研发活动、将环境目标纳入战略规划和获取国际质量认证等渠道推动企业生态转型;其正向效应在大企业、高收入国家和环境绩效较优国家中更强,并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中表现一致。企业可再生能源采纳与国家制度质量直接相关,且制度质量正向调节能源税与可再生能源采纳之间的关系;发言与问责、腐败控制、法治水平越高,能源税的正向关联越强。因此,财政工具与制度改革需要协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