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经济体主权债务:新格局下的旧挑战——债权人结构变迁、债务重组与发展融资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Sovereign deb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ld challenges in new setting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来源: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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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急剧上升,逆转了本世纪头十年债务减免倡议之后形成的有利态势。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债务的传统算术逻辑:实际利率相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率上升,加之初级财政平衡(primary fiscal balance)的弱化,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急剧上升,逆转了本世纪头十年债务减免倡议之后形成的有利态势。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债务的传统算术逻辑:实际利率相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率上升,加之初级财政平衡(primary fiscal balance)的弱化,使得高企的主权借贷水平难以为继,将多国推向主权违约(sovereign default)的边缘或现实。然而,当今主权债务人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非源于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而是源于根本性改变的债权人格局——传统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贷款人的退场、中国与私人债券持有人的崛起,以及对往往成本更高的国内债务日益增长的依赖。本文介绍了一组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三个相关主题:债权人构成的变迁及其对主权债务重组(包括通过G20共同框架(G20 Common Framework))的影响;在优惠融资(concessional flows)受限背景下对新型发展融资的探索;以及主权国家在气候与自然相关投资融资方面日益加大的压力。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呈现持续且近乎不间断的上升态势。在本世纪初,得益于国际金融机构和官方双边债权人实施的重债穷国倡议(HIPC)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DRI),发展中国家的中位主权债务负债占GDP比重约为30%–35%,偿债支出约占GDP的3%。然而,有利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国际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降低以及官方债权人队伍的扩大,推动发展中国家政府借贷规模在2010年代末急剧扩张,这一趋势在新冠疫情冲击及后续全球性震荡中进一步延续。与此同时,债务国的偿债能力持续恶化,到2024年,中位债务占GDP比重已翻倍有余,许多低收入国家(LICs)的债务水平甚至超过了本世纪初债务减免前的峰值,偿债成本的增速更为迅猛。
从债务动态恒等式来看,政府债务负担的演变取决于三个核心变量:利率与增长率之差作用于前期债务存量、初级财政盈余(即财政收入扣除非利息支出)以及存量调整项。当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除非政府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初级盈余来弥补缺口,否则债务占GDP比重将持续攀升。自2016年前后,此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动态发生逆转:全球增长放缓、融资成本上升以及2022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冲击对财政平衡造成巨大压力,债务可持续性指标迅速恶化。2013年至2025年间,被IMF评定为低债务困境风险的国家占比几乎减半(从20%降至约12%),而处于或面临高债务困境风险的国家占比从约20%上升至接近50%。更为关键的是,这是5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出现对外部债权人的偿债支出超过新获得融资流入的情况。
然而,本文强调,当前局势与以往债务积累周期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债务水平本身——处于高风险的典型低收入国家其债务水平仍低于1990年代末HIPC倡议前夕的峰值——而在于债务积累和管理所依托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环境已发生根本改变。债权人格局的变迁、债务工具构成的多元化以及气候与自然风险的日益凸显,构成了当前主权债务挑战的新维度。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发现

(一)债权人格局变迁、债务可持续性与债务重组

二十年前,巴黎俱乐部债权人持有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外部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近一半份额,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约10%。填补外部融资缺口的,一方面是私人债券持有人和商业银行,其目前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公共和公共担保外部债务的近60%;另一方面是中国及其他非巴黎俱乐部双边债权人的崛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在2016年达到近1360亿美元的峰值,当时已超过传统西方债权人的双边贷款总和。与此同时,本币计价的公共债务占比迅速增长,从2010年代中期的约占GDP的8%升至2024年的约20%,近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本币债务已占主权债务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些结构性转变的净效应是:债务存量的偿债成本更高、条款和管辖法律更加异质化,且在需要时进行有序和公平重组的难度显著加大。
IMF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债务可持续性框架(DSF)是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管理的政策锚点,分为面向具有持续国际资本市场准入国家的SRDSF框架和面向依赖优惠融资低收入国家的LIC-DSF框架。LIC-DSF的联合审查于2023年启动,预计2026年完成,重点包括风险评级方法改革、数据质量改进、国内债务动态的更好整合,以及将气候和自然相关风险纳入压力测试。Morra和Wiedenbrüg的论文指出,改革前的LIC-DSF是为一种债务格局设计的,却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格局中被使用,已日益偏离当前债务结构的实际以及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具体需求。Pasqua、Ranger和Adam的论文则论证了在主权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中更明确地承认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宏观关键性”的必要性,提出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以确保自然相关风险被纳入DSF。
G20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于2020年11月在全球疫情期间建立,是首次尝试将非巴黎俱乐部官方双边债权人(尤其是中国)和私人债权人与传统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纳入统一的协调重组进程。然而,该框架迄今的记录并不理想:仅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加纳和赞比亚四国申请了框架下的债务处理,且所有已完成的重组过程都旷日持久——赞比亚的重组耗时超过4年——期间债务人无法重新进入信贷市场。进展缓慢的原因包括:官方与私人债权人之间关于待遇可比性的长期争议、缺乏明确的时间表、中等收入国家被完全排除在框架范围之外,以及缺乏强制私人部门参与的有效机制。
Awadzi对加纳2022至2025年债务重组的详细案例研究揭示了共同框架的实际运作。加纳的重组将本币债务纳入外部债务重组进程,这在四个案例中独树一帜。虽然重组实现了恢复短期流动性、降低总融资需求和解锁IMF项目融资等直接目标,但过程代价高昂,受到刚性债务可持续性阈值、苛刻的国内参与要求和既有金融部门脆弱性的制约,并给加纳留下了延伸到2030年代的艰巨偿债时间表。
Willems的论文从理论上回应了“钉子户问题”(holdout problem),提出了一种激进方案:重组条款不通过委员会式谈判确定,而是通过一种改编自Klemperer等人(2010)产品组合拍卖(Product-Mix Auction)的拍卖机制来确定,债权人在其中揭示对拟议新工具菜单的个体偏好,削减幅度内生决定以在预先约定的摊销时间表下出清市场。Coulibaly和Ndiaye的论文则考察了塞内加尔2024年的债务违约危机,证明“隐藏”负债的积累及其最终暴露本身可以构成主权风险重新定价的独立触发因素,无论国家基本面是否发生实际变化,这凸显了债务数据可靠性作为债务危机能否被预见的一阶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二)高度受限环境下的新型融资来源

Tang和Norton的论文回应了当代发展融资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单一贷款人的崛起,究竟代表一种蓄意构建替代性、竞争性国际金融秩序的尝试,还是一种对既有“西方”体系的务实调适与渐进融入。作者基于证据倾向于后者,认为中国正经历一个务实而审慎的调适与趋同过程。
Paduano的论文探讨了将主要发达经济体现有但利用不足的官方资源用于发展目的的可能性,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持有的约13万亿美元官方外汇储备。尽管存在限制性的法律授权等重大障碍,作者描述了多种机制——包括互换额度、信贷便利以及IMF韧性与可持续信托(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Trust)等渠道——可以用于将闲置储备资产重新部署以支持全球发展和气候目标。
Wong、Manger和Panizza的论文基于一个涵盖2000年代初至2023年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超过75000次主权发行事件和20000多只证券的大型拍卖级数据集,首次在如此规模上对新兴市场债务管理行为提供了实证基础的解释。研究发现:本币债务发行主要由机械性再融资需求驱动——政府发行新本币债务主要是为了展期到期债务;而外币债务发行则更具战略性和周期性,对全球风险情绪、全球利率和外国投资者参与国内市场程度做出响应。各国政府对外部冲击的响应方式存在系统性差异:一些国家在条件收紧时以外币发行替代本币发行,而另一些国家——尤其是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继续严重依赖外币借款。

(三)气候与自然融资

Gallagher等人的论文描述了融资挑战的规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到2030年每年需要约3万亿美元才能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承诺,其中高达1万亿美元必须来自外部来源。多边开发银行(MDBs)自身的气候融资在2025年达到创纪录的1630亿美元,其中1030亿美元流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作者估计,要使MDB体系充分资本化以填补SDG和气候融资缺口,股东政府7年内仅需支出全球政府收入的0.03%–0.25%——相对于融资挑战的规模和持续投资不足的经济成本而言是一笔相对适中的支出。
Thakoor和Versailles的论文评估了债务换自然或债务换气候互换(debt-for-nature/climate swaps)这一工具。尽管2021年以来交易兴趣显著回升,但自1980年代以来通过此类互换处理的债务累计仅约125亿美元,与同期通过传统重组处理的约8000亿美元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作者认为债务互换仍是一种利基工具,受制于高昂的交易和监测成本,其产生有意义财政空间的条件相对狭窄且难以规模化复制。更重要的是,在真正陷入债务困境的情况下,债务互换不能替代债务重组:财政整顿和重组应优先进行,只有在可持续性恢复后才应考虑互换。
Bernhofen等人的论文通过对泰国的详细案例研究证明,单次严重洪灾事件就足以触发主权信用评级的多档下调,而一个相对适度的适应投资计划可以大幅降低这一风险。该论文为将气候适应的财政理由直接纳入主权风险评估提供了与现有DSF兼容的模板,而非将气候和债务作为独立的政策领域对待。

三、关键技术方法

本文集各论文采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Morra和Wiedenbrüg运用制度分析与框架评估方法,比较LIC-DSF设计初衷与实际应用场景的错配;Pasqua等人采用自然资本核算与债务可持续性情景分析方法,论证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DSF的可行路径;Awadzi运用单一国家深度案例研究法,系统梳理加纳2022–2025年债务重组的全过程;Willems运用机制设计理论,提出基于产品组合拍卖的债务重组新机制;Coulibaly和Ndiaye运用事件分析法考察隐藏债务暴露对主权风险定价的影响;Tang和Norton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数据证据评估其行为模式;Paduano运用制度与法律分析,梳理官方储备资产再配置的法律障碍与可行渠道;Wong等人构建了涵盖20个新兴市场、超过75000次发行事件的拍卖级大型数据集,运用面板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本币与外币债务发行的决定因素;Gallagher等人运用MDB资产负债表模拟与资本化成本测算方法;Thakoor和Versailles运用交易数据库的定量比较分析;Bernhofen等人运用泰国洪灾事件的案例研究与信用评级影响模拟。

四、结论

本文集的各项贡献共同指向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结论: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经济与政治博弈,如今是在一个与塑造现行国际债务架构时截然不同的债权人格局、工具组合以及物理和金融风险集合中展开的。应对由此产生的不匹配——无论是通过改革共同框架、修订DSF本身,还是开发新的工具和新的发展、气候与自然融资来源——很可能仍将是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在本十年剩余时间内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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