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醛暴露作为职业预防挑战模型的医护人员化学风险感知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Chemical risk perception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formaldehyde exposure as a model for occupational prevention challeng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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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医疗行业中职业性甲醛(FA)暴露因其致癌性和遗传毒性潜力仍是一个重大关切,尤其是在病理学和解剖学实验室工作的专业人员中。本研究旨在分析与医疗环境中FA暴露相关的科学证据、监管框架和化学风险感知。方法:采用综合方法论设计。首先,进行系统性范围综述,整合科学

  
目的:医疗行业中职业性甲醛(FA)暴露因其致癌性和遗传毒性潜力仍是一个重大关切,尤其是在病理学和解剖学实验室工作的专业人员中。本研究旨在分析与医疗环境中FA暴露相关的科学证据、监管框架和化学风险感知。方法:采用综合方法论设计。首先,进行系统性范围综述,整合科学和灰色文献以综合FA的健康效应和监管框架。其次,通过两个焦点小组(包括医生和非医生医疗专业人员)开展探索性定性描述与解释性研究,以探讨主观风险感知。结果:范围综述证实了FA与鼻咽癌的强关联及低剂量遗传毒性,而关于髓系白血病的发现仍不一致。医院暴露研究显示,83.3%的病理实验室评估记录了环境浓度超过0.3 ppm,尸检室峰值暴露高达8.4 ppm。定性焦点小组表明,与生物风险相比,对化学危害的认知较低,这是由于化学暴露的潜伏性和不可见性。不同专业背景间存在明显差异:非预防专科医生比非医生医疗人员表现出更低的风险感知和个人防护装备依从性。主要操作障碍包括缺乏正规培训、优先考虑患者流量的机构生产力压力以及围绕安全文化遵从的社会污名。结论:这些发现强调了优化预防策略、更新法规和开展针对性宣传活动以保障工人健康的必要性。这一综合方法凸显了解决技术和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以有效减少医疗环境中的FA暴露。
研究背景与问题
医疗行业人员面临广泛的职业危害,其中生物和心理社会风险因COVID-19疫情受到广泛关注,但化学物质暴露及其与癌症等严重疾病的关联不容忽视。癌症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主要挑战之一,每年新增近2000万病例和1000万死亡,其中估计8%至10%的肿瘤具有职业起源。在病理学、解剖学、组织学和实验室部门工作的医疗专业人员由于常规或高频接触有害化学制剂,构成特别脆弱的职业亚群。甲醛(FA)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列为1类致癌物,在欧盟是最普遍的职业致癌物之一,医疗工作者被认为是最易暴露的群体之一。尽管已有健全的监管框架和充分的毒理学证据,但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医疗专业人员如何感知和管理这些风险方面仍存在显著空白。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工业环境中的技术暴露测量或正式监管合规,而对医疗工作者经历的主观风险感知、行为驱动因素和制度障碍的探索不足。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结合范围综述和定性方法的综合途径,评估医疗环境中的职业FA暴露和预防。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综合方法论设计。首先,根据Arksey和O'Malley(2005)的方法论及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的更新框架进行范围综述,检索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和Cochrane图书馆四个主要生物医学数据库,同时审查灰色文献和官方文件,包括西班牙国家公报(BOE)、欧盟机构(EU-OSHA、ECHA、欧洲委员会)、西班牙国家安全与健康研究所(INSST)、西班牙病理解剖学会(SEAP)、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NIOSH)、世界卫生组织(WHO)和IARC发布的立法法规。纳入标准包括观察性研究、暴露测量研究、毒理学研究和既往综述,研究对象为医疗工作者,研究场所为医疗环境,发表时间为2017年及以后,语言为西班牙语或英语。排除低证据水平研究、动物实验或非医疗环境研究。最终纳入30份文献(16篇科学文章和14份官方/监管文件)。其次,在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首府公立和私立医院部门进行探索性定性描述与解释性研究,通过两个焦点小组(分别由医生和非医生医疗专业人员组成)收集数据,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最大变异策略,共14名参与者。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的六阶段主题分析法,借助NVivo软件,分析取向主要为演绎法并结合归纳法。
研究结果
4.1 范围综述发现
4.1.1 医疗环境中FA暴露慢性效应的科学证据
七项研究分析了职业FA暴露的慢性效应。IARC和Kwon等人的研究证实了FA与鼻咽癌的因果关联,并强调白血病(特别是髓系白血病)风险升高,生物学上得到网络分析支持,显示FA诱导造血干细胞产生活性氧(ROS)、氧化应激和凋亡失调。暴露与氧化应激和遗传毒性相关,表现为染色体改变和其他生物标志物。Jalali等人报告,在所研究的病理实验室中,可归因于FA暴露的平均致癌风险(3.45×10-4)在81.7%的受试者中超过了职业健康标准的可接受阈值。
4.1.2 与FA职业暴露相关的国际、欧洲和西班牙监管框架
八份文献奠定了保护工人免受FA等职业风险的战略和立法基础。2021年,欧洲委员会提出2021-2027年职业健康与安全战略框架,优先预防职业病特别是职业癌症。FA已被列入基于医疗环境职业风险的优先限制清单。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规定了FA暴露标准,包括允许限值、环境控制、个人防护装备要求和医疗监测方案。西班牙INSST自2018年起每年设定职业暴露限值。Loomis等人更新了IARC在1971年至2017年间确定的职业致癌物清单,FA被纳入其中。国际劳工组织(ILO)第110届国际劳工会议提供了监管合规参考框架。
4.1.3 FA暴露工人的预防和保护策略
17篇文章涉及风险识别及职业病预防计划和策略。六项研究显示医院FA暴露水平:在六项研究中,五项(83.3%)的环境浓度超过了欧盟8小时时间加权平均(TWA)限值0.3 ppm,高峰暴露在器官修剪、防腐处理和尸检等高排放程序中达到8.40 ppm。有效的预防措施包括空间重组和强制通风、减少FA使用量和频率、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以及工人教育和风险意识提升。替代FA的理想目标尚未实现。实时连续监测可改善短期暴露峰值的检测。传统暴露生物标志物如尿甲酸存在诊断局限性,而细胞遗传学检测可作为早期生物效应标志物。多个机构已制定良好实践指南,包括针对孕妇或哺乳期工人的特定措施建议。
4.2 定性焦点小组发现
4.2.1 FA暴露与风险评估
参与者的定性叙述反映了工作场所条件与职业暴露限值(OELs)之间的感知差距,个人监测在高风险程序中经常超出法定限值。空气采样仅偶尔进行,导致临床医生对实际浓度不确定。参与者对尿甲酸作为FA暴露生物标志物的实用性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缺乏既定的生物限值(BLVs)。护士和职业医师指出建立因果关系和个体易感性的困难。
4.2.2 风险管理与预防措施
非医生人员积极要求适当的呼吸防护,而医生承认危险但报告个人防护装备使用不一致。替代FA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技术工作人员描述了局部试验中遇到的障碍,包括不良健康反应。参与者对天花板安装式抽气系统的有效性表示担忧。参与者认可防护设备在人体工学和性别适配方面的历史进步。
4.2.3 影响预防措施依从性的因素
风险感知是影响安全行为的重要因素,更高的意识通常与更好的自我报告依从性相关。日常处理福尔马林导致风险正常化和习惯化。患者流量和临床效率的优先考虑成为关键障碍,特别是在医生中。所有组别都强调了正规培训的不足。非医生人员报告了严格遵守防护协议时遭遇的同僚阻力。
4.2.4 化学风险与其他职业风险的感知对比
参与者使用5点量表评估五类职业危害,按感知风险从高到低排序为:生物风险、物理/辐射风险、心理社会风险、化学风险和人体工学风险。化学危害排名第四。这种差异归因于生物损伤的即时可见后果与化学暴露的潜伏无形性质。培训传统上侧重于生物风险,化学风险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4.2.5 职业风险预防立法
职业健康专业人员认可欧盟将FA重新分类为1B类致癌物和2类致突变物后监管取得的进展。雇主有法律义务进行初始和定期风险评估、工人健康监测和特定培训计划。然而,实际应用存在差异,特别是关于孕妇或哺乳期工人的保护协议,工人因恐惧职业报复而延迟披露怀孕。工人负有遵守既定安全措施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范围综述结果与先前证据一致,即FA暴露与癌症风险增加相关,但鼻咽癌关联在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白血病关联更具争议性。大多数高质量证据来自工业环境而非专门针对医疗环境。研究发现当前文献存在显著局限性,包括医疗环境特异性数据的稀缺、对其他系统性效应(如生殖功能、神经系统健康)的研究缺失。监管层面存在管辖区间职业暴露限值的显著差异,反映出对科学证据的不同解读和对预防原则的不同应用。这些限值在过去二十年变化不大,可能仍部分锚定于急性效应预防,未充分纳入低剂量遗传毒性证据。83.3%的病理实验室环境浓度超过欧盟TWA限值,表明医疗人员构成特别脆弱群体。有效的预防措施包括空间重组、强制通风、减少FA使用、PPE提供和工人培训。定性研究揭示了医生与非医生人员在风险感知和PPE依从性上的差异,这与文献一致。化学替代品在诊断可靠性上仍无法匹配福尔马林。风险感知的差异可通过健康信念模型解释:生物损伤具有即时文化戏剧化的后果,而化学致癌呈现潜伏无形风险特征。机构培训偏向感染控制和辐射安全,化学预防资源不足。孕妇面临焦虑和行政延误,表明正式监管保护与现实实施之间存在操作差距。
研究结论:这些发现强调了优化预防策略、更新法规和开展针对性宣传活动以保障工人健康的必要性。这一综合方法凸显了解决技术和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以有效减少医疗环境中的FA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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