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支付体系下医生入院偏好及其异质性:一项中国三级医院的离散选择实验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Physician admission preferences under the 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payment system: a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in a Chinese tertiary hospita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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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支付改革旨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维持医疗质量,但其效果取决于一线医生对经济激励和监管信号的响应方式。中国的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DIP)改革是一种在区域总额预算内实施的基于病例、按点数计费的支付模式。目的

  
背景:支付改革旨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维持医疗质量,但其效果取决于一线医生对经济激励和监管信号的响应方式。中国的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DIP)改革是一种在区域总额预算内实施的基于病例、按点数计费的支付模式。目的:在DIP支付体系下运营的三级医院中,考察医生在临床、经济、运营和监管属性之间的入院偏好与权衡。方法:研究人员在中部地区某三级医院对339名医生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离散选择实验。六个属性涵盖临床复杂度、住院日、治疗技术、服务性收入、预期DIP结余和合规风险。采用混合logit模型分析医生的选择偏好及退出选择,并进一步采用潜在类别logit模型考察偏好异质性。结果:预期DIP亏损与入院偏好呈显著负相关(β=?1.81,p<0.001),而预期盈余则与较小的正向偏好相关(β=0.45,p<0.001)。Wald检验确认对损失的响应显著强于对收益的响应(p<0.001),与损失厌恶相一致。预期DIP结余占相对属性重要性的41.94%,其次为临床复杂度(20.11%)和合规风险(16.01%)。退出选择分析显示,预期亏损、较高的临床复杂度、住院日高于基准水平以及合规风险与选择退出选项的倾向增加相关。研究识别出五种不同的偏好类型。结论:DIP支付体系下医生的入院偏好与经济、临床、运营和监管因素相关,且医生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这些发现可为支付设计、监管监督和医院管理的协同优化提供参考。
**研究背景、现存问题与研究意义**

全球医疗卫生系统普遍面临扩大服务可及性与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双重挑战。约21亿人在获取医疗服务时遭遇经济困难,16亿人因医疗支出而陷入或进一步陷入贫困。与此同时,政府卫生支出增速放缓,在中国,2024年职工医保基金收入增速(3.5%)已低于支出增速(7.6%),财政压力持续显现。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其支付制度改革不仅具有国内意义,也对其他寻求兼顾成本控制与医疗质量的国家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的支付模式正从按项目付费(Fee-for-Service)向多元复合支付体系转型。按项目付费因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机制,往往诱导药品和检查的过度供给。为强化对医疗机构的激励约束,国家医疗保障局于2019至2021年间在30个城市试点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Related Groups, DRG)付费,在71个城市试点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DIP)付费。DIP是在区域总额预算内实施的基于病例、按点数结算的支付方式,病例根据诊断—手术组合分类并赋予分值,最终按累计分值与当地点值进行结算。与DRG相比,DIP对病案标准化和信息系统成熟度的要求较低,因此更便于在欠发达地区推行。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系统层面评估支付改革的效果,如病例费用、住院日、资源使用或基金支出等,难以揭示支付规则所内含的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一线临床决策。这一差距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支付改革的非预期后果——包括成本转移(cost-shifting)、编码升级(upcoding)以及可能的服务提供不足——本质上源于医疗机构和医生对经济与监管激励的适应性行为。传统回顾性数据难以分离出医生在入院决策时如何在疾病严重程度、预期经济边际、监管风险和服务价值之间进行权衡。

为此,本研究者采用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基于随机效用理论和Lancaster特征理论,系统量化医生在入院决策中的权衡偏好。DIP支付情境为该研究设计提供了高度相关的应用场景,因为DIP下的入院决策往往同时涉及临床、经济、运营和合规等多维考量。该研究旨在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医生在入院决策中如何在临床、经济、运营和监管属性间进行权衡;这些属性是否与医生的入院意愿相关;以及不同医生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偏好异质性。

研究者发现,预期DIP结余是最具影响力的属性,其中对损失的负向响应显著大于对盈余的正向响应,呈现明显的损失厌恶特征。研究还识别出五种不同偏好类型的医生群体,表明偏好异质性显著。这些发现为DIP支付设计的精细化调整,以及医院管理策略的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在河南省某三级医院开展,该医院自2023年起对全部住院病例实施DIP付费,覆盖逾3000个DIP病种组。研究人员首先系统梳理了2016至2025年间中央政府部门发布的16项医保支付改革相关政策文件,并对8名关键知情人(包括3名高级临床医生和5名医院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此确定DCE属性体系和水平设置。研究纳入具有独立入院决策权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儿科一线医生,排除了尚未获得独立决策权的规培住院医师和非临床岗位人员。最终纳入339份有效问卷。

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混合logit模型(Mixed Logit Model)和潜在类别logit模型(Latent Class Logit Model)。混合logit模型用于分析选择偏好和退出选择,考虑了同一受访者重复选择的相关性;潜在类别模型用于进一步考察偏好异质性。实验设计采用D-efficiency设计,经Ngene 1.3生成36个选择集,分为4个问卷版本,每版本含9个选择任务和1个一致性校验任务。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为显著性阈值,分析软件为Stata 19.0。DCE最小样本量依据Johnson-Orme法则估算为约56人,考虑到混合logit参数估计精度和异质性分析需要,研究计划招募至少300名合格医生。

**研究主要结果**

**样本特征**:样本以36至55岁的中年医生为主(56.05%),大多数拥有研究生学历(90.56%),主治医师为最大的职称群体(46.61%),内科(41.89%)和外科(30.09%)构成最主要的科室来源。

**入院决策的总体偏好**:混合logit模型结果显示,六个DCE属性均与医生入院偏好显著相关。预期DIP损失与入院偏好显著负相关(β=?1.81,p<0.001),预期盈余的正向效应较小(β=0.45,p<0.001)。Wald检验确认了效应的非对称性,表明对损失的反应显著强于对盈余的反应,符合损失厌恶理论。高临床复杂度(β=?1.08)、中高合规风险(β=?0.66和?0.86)均与低入院偏好相关;高服务性收入占比(β=0.65)和创新技术(β=0.30)与入院偏好正相关;住院日高于基准水平(β=?0.23)负向影响偏好。随机参数标准差在多个属性上显著,表明偏好存在实质异质性。按属性效用范围计算的相对重要性显示,预期DIP结余是最具决定性的属性(41.94%),其后依次为临床复杂度(20.11%)、合规风险(16.01%)、服务性收入占比(12.03%)、治疗技术(5.56%)和住院日管理(4.35%)。

**退出选择的相关因素**:在3051个有效选择集合中,退出选项被选择的比例为8.29%。多变量混合logit模型显示,预期亏损(β=?2.24)、高临床复杂度(β=?1.31)、高合规风险(β=?1.15)、中度合规风险(β=?0.78)和超基准住院日(β=?0.27)均与选择退出的倾向增加相关;反之,高服务性收入占比(β=0.77)、预期盈余(β=0.57)和创新技术(β=0.33)与退出倾向降低相关。

**医生偏好结构的潜在类别分析**:根据最低CAIC和BIC指标,研究选择五类别模型。五个类别被分别描述为:风险厌恶型(21.7%)、技术偏好型(16.4%)、高回报且合规耐受型(20.6%)、经济驱动型(28.5%)和保守合规型(12.8%)。各类别在临床复杂度、经济损益、合规风险、住院日和技术偏好等维度上呈现清晰的差异化模式。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经济激励与入院偏好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并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即预期损失带来的负效用显著大于预期盈余带来的正效用,这与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概念一致。DIP的总额预算和按点数付费框架将每个病例作为经济核算单元,在这种情境下,医生和医院可能对预期亏损病例尤为敏感,这与将财务风险转移给供给方的支付制度中的风险选择逻辑相吻合。

潜在类别分析揭示出五种不同的偏好结构,暗示医生的偏好不仅受外部激励机制影响,也可能反映内在风险偏好和职业动机等个体层面因素。然而,基于职称、临床角色和科室的亚组分析未发现总体偏好模式的显著差异。合规风险作为第三重要的属性,表明在DIP的数据化审计和处罚机制下,编码和治疗的合规性已成为医生入院决策中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这与多任务激励扭曲(multi-task incentive distortion)的解释一致——医生的注意力会转向被最强化激励或惩罚的维度。

关于监管与管理的政策启示方面,研究提出:在支付设计层面,可进一步完善高风险复杂患者的风险调整机制,对超高费用或重症患者补充补偿,并识别持续亏损的病种组以评估其点值设定的合理性;在监管层面,应减少对回顾性惩罚式审计的过度依赖,转向风险识别、实时预警、标准化编码指导和分部门培训等前瞻性手段;在医院管理层面,应推动病种成本核算、临床路径优化和绩效考核体系改革,避免过度依赖科室经济结余指标。

结论:在DIP支付体系下开展的三级医院离散选择实验中,医生的入院偏好体现了其在经济、临床、运营和监管属性间的多维权衡。预期病例结余是最具影响力的属性,且对预期损失的反应显著强于预期盈余,符合损失厌恶特征。研究同时观察到显著的偏好异质性。这些发现为DIP实施情境下医生决策权衡提供了具体情境的实证证据,可为支付政策制定和医院管理策略提供参考。未来需开展多中心、纵向研究,将陈述偏好与实际入院行为关联,以评估其普适性和现实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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