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Biology》:Integrating fish biology, population genomics, and fishery policies for informed management of interjurisdictional multispecies 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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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渔业通常在各国家及其省份的政治管辖区划范围内进行管理。这种做法常导致多个州/省各自独立且通常缺乏协调地管理同一遗传上独立的鱼类种群(genetically distinct fish population)。在多物种、分散化且数据匮乏的渔业中,这可能导致评
沿海渔业通常在各国家及其省份的政治管辖区划范围内进行管理。这种做法常导致多个州/省各自独立且通常缺乏协调地管理同一遗传上独立的鱼类种群(genetically distinct fish population)。在多物种、分散化且数据匮乏的渔业中,这可能导致评估不充分和渔业过度捕捞。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跨辖区种群整合风险指标(integrative risk indicator for interjurisdictional stocks, IRIIS),用以评估跨辖区种群的过度开发风险。IRIIS综合了物种特异性脆弱性(species-specific vulnerability)、遗传独立种群相对于辖区边界的分布以及各辖区管理实践的差异。作为案例研究,研究人员运用遗传工具(genetic tools)和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评估了印度西海岸跨越多个辖区的九种常见目标物种。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在各渔业管辖区的管理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跨辖区的管理差异可强烈影响种群的过度开发风险。IRIIS清晰地识别了这些差异,并有助于确定需要在各辖区间协调的具体渔业政策以降低过度开发风险。作为一个综合性管理工具,IRIIS具有动态性且对渔业政策的定期修订敏感,可指导各辖区管理者降低多物种沿海渔业的过度开发风险。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海洋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严峻危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最新报告指出,全球37.7%的鱼类种群处于不可持续捕捞水平,约2.6亿至6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渔业。过度捕捞不仅是生态问题,更威胁粮食安全、生计和公平。然而,渔业管理仍主要以陆地主权、空间边界和私有产权的思维运作,难以适配海洋环境中鱼类种群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动态。单物种种群评估(single-species demographic stock assessment)虽是最可靠的评估基础,但全球覆盖极不均衡——截至2020年,仅25%的世界渔业进行了数量化评估,且现有数据库存在强烈的全球北方偏差(Global North bias)。对于数据匮乏的热带多物种渔业,亟需替代性评估框架。
生产力-易感性分析(productivity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PSA)提供了一种多物种同时评估过度开发风险的框架,已被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US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采纳为风险评估工具。然而,PSA存在两个关键局限:第一,大多数PSA以物种而非种群为分析单元,忽略了同一物种遗传独立种群应作为独立监测和管理单元的基本原则;第二,多数PSA假设整个地理范围内捕捞制度统一,而实际上许多热带国家的沿海渔业是分散化的,由各省份自主管理,统一的捕捞制度鲜有存在。这两个局限造成了鱼类种群生物学边界与渔业管理辖区边界之间的根本性错配,增加了局部种群枯竭的风险。
为解决这一错配,研究人员开发了跨辖区种群整合风险指标(IRIIS)。IRIIS是PSA框架的延伸,整合了三个维度:物种固有的恢复力与易感性属性(即传统PSA)、种群遗传学数据以确定种群间地理边界并识别遗传独立种群处于单一还是多重管理制度之下、以及现有管理法规对特定物种的生物学相关性评估。IRIIS并非替代PSA,而是作为一种实用的启发式工具(heuristic),将生物学与治理信息结构化整合,以标记处于高风险状态的种群,尤其适用于数据有限、跨辖区的管理情境。
研究人员以印度西海岸九种商业重要近岸鱼类为案例开展了IRIIS评估。印度海洋渔业是多物种渔业与多重管理制度的典型代表:各沿海邦对邻近领海拥有管辖自主权,依据本地需求和利益相关者压力分别立法,与邻邦之间缺乏对话,且管理方式较少关注鱼类种群的底层地理分布。该案例研究展示了IRIIS作为指导数据匮乏、跨辖区多物种渔业政策与管理决策的工具的实用性。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沿印度西海岸约3400 km设置10个采样点(间隔约200 km),并在东海岸Balasore增设一个对照采样点,采集9种目标鱼类共830尾个体的鳍组织样本,最终273个样本用于分析。采用双酶切限制性位点相关DNA测序(ddRAD-seq)获取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标记,通过主成分分析(PCA)、ADMIXTURE聚类分析和成对平均FST计算三种方法联合判定种群遗传结构。管理政策分析方面,识别了五个邦的九项关键管理法规,计算各邦法规与物种生物学之间的百分比差异评分(percent disparity score)。物种脆弱性维度采用Mohamed et al.(2021)建立的恢复力与脆弱性指数(index of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IRV)填充。
【研究结果】
一、物种生物学相关的过度开发风险表征(y轴)
IRV值范围为0(最脆弱)至1(最不脆弱)。在九种目标物种中,日本金线鱼(Nemipterus japonicus)IRV值最高(0.31),过度开发脆弱性最低;刺颊石斑鱼(Epinephelus diacanthus)IRV值最低(0.195),脆弱性最高。研究人员依据Mohamed et al.(2021)的公式计算了少鳞鱚(Sillago sihama)的IRV值为0.237。目标物种占据的IRV范围较窄。
二、目标鱼类种群地理边界的确定
SNP分析显示,印度西海岸个体间基因流程度因物种而异。印度鲭(Rastrelliger kanagurta)和狼鲱(Chirocentrus nudus)在印度东西海岸间无种群分化证据。刺颊石斑鱼在整个西海岸为单一族群。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和日本金线鱼在整个西海岸为单一族群,但与东海岸同种种群存在明显分化。其余四种——银鲳(Pampus argenteus)、印度油沙丁鱼(Sardinella longiceps)、铲吻犁头鲨(Scoliodon laticaudus)和少鳞鱚——在西海岸呈现多个遗传独立种群:银鲳有两个潜在种群(北古吉拉特至中马哈拉施特拉种群、南马哈拉施特拉至喀拉拉种群);印度油沙丁鱼有两个种群(古吉拉特种群与半岛种群明显分离);铲吻犁头鲨有三个种群(北古吉拉特、中部半岛、南喀拉拉);少鳞鱚在Kumta镇附近有一个隔离种群,与马哈拉施特拉至卡纳塔克邦的半岛种群分离。
三、物种生物学与法规间百分比差异的识别
以印度油沙丁鱼为模型物种展示差异计算:古吉拉特种群(单一管理制度下)差异评分高达66%,而半岛印度种群虽跨四个邦共享,但整个海岸差异评分较低。
四、利用IRIIS填充西海岸种群脆弱性
不同物种的各种群在两个IRIIS轴上呈现明显变异。关键发现是:同一物种沿海南北分布的不同种群,其管理差异相关的过度开发风险可能截然不同。这一发现以铲吻犁头鲨最为显著——半岛种群的脆弱性评分远高于喀拉拉和古吉拉特种群。银鲳和印度油沙丁鱼的不同种群间,各邦管理实践差异明显影响了各种群的脆弱性。广布种(全海岸单一族群)IRV值差异很大因而生物学易感性迥异,但由于其种群跨越多个辖区,更易受管理差异影响。
【讨论与结论】
在多物种、监测不足且数据匮乏的热带沿海渔业中实现可持续性常被视为"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PSA等近期方法虽综合纳入了复杂的物种生物学信息,但未考虑大多数沿海鱼类种群跨辖区性质所引发的管理复杂性。IRIIS结合基因组技术与政策分析,提供了对鱼类种群脆弱性更为现实的评估。
案例研究表明,印度西海岸许多常见目标物种的种群本质上是跨辖区的,跨越多个捕捞制度和管理政策。同一物种不同种群的过度开发风险因涉及哪些管理制度及涉及数量而异。IRIIS通过捕捉这些复杂性,为渔业管理者提供了评估不同渔业方案并基于已知高风险物种边界谈判务实跨辖区安排的框架。
以银鲳为例:其IRV评分为0.24,属中等风险物种。种群遗传分析显示西海岸有两个种群,共享相同IRV评分但对过度捕捞的易感性不同。喀拉拉邦设有刺网最小网目尺寸法规,果阿、卡纳塔克和喀拉拉设有银鲳特定最小法定尺寸法规,而北部各邦缺乏这些法规。因此南部种群由与银鲳生物学更一致的邦管理(低差异),其过度捕捞脆弱性远低于北部种群。这表明将评估焦点转向空间明确的种群,可显著提升原始IRV评估的价值,并通过识别导致风险差异的具体管理属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减少过度捕捞风险的建议。
IRIIS具有动态性且对渔业政策定期修订敏感。印度油沙丁鱼半岛种群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直至2016年前,西海岸各邦均无关于底层拖网和灯光诱捕等捕捞方式的法规,也无围网/刺网网目尺寸规定和最小法定尺寸,半岛种群处于最高跨辖区管理相关过度开发风险类别。此后各邦采纳相关法规,显著降低了该风险,使半岛种群从多数管理制度高差异转变为所有管理制度低差异。这既展示了矩阵的敏感性,也表明其可作为制定生物学意义法规和政策的工具。
研究人员假设基于关键生活史特征的IRV值在物种内相对恒定,但不同遗传种群间这些特征可能存在变异。在评估九个目标物种生物学与管理制度的差异时,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地点捕获的银鲳和铲吻犁头鲨在首次成熟体长(L50)等基本生活史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可能影响其渔具捕获性并导致种群水平固有易感性和IRV值的差异。IRIIS的优势之一在于将遗传独立种群纳入风险评估,使这些区域性生活史差异更加明显。
IRIIS的核心特征在于,现实世界的脆弱性既是物种生物学特征,也是管理辖区的特征。例如狼鲱IRV值较高(表明较不易过度开发),但其种群分布在五个不同管理制度下,且其中四个邦的法规与狼鲱生物学一致性很低(高差异),使其过度开发脆弱性远高于IRV所指示的水平。这明确表明渔业制度在不同地点差异巨大,跨边界协议(或缺乏协议)可强烈调节鱼类种群的固有脆弱性。
研究人员将所有法规对过度捕捞的影响视为等权重,并将超过33%法规与物种生物学不一致的邦归为高风险类别。IRIIS矩阵可通过更具生物学依据的截断值和法规差异影响权重进一步完善。此外,古吉拉特印度油沙丁鱼种群被归类为单一辖区从而降低了矩阵内的整体脆弱性,但扩大地理尺度可能显示该种群与巴基斯坦及更远海域的印度油沙丁鱼连续,可能受未评估的跨国管理差异影响。更全面的分析需在确定物种整体过度开发风险前建立全物种范围的遗传边界。
PSA因无法纳入种群统计信息和种群趋势而范围有限;单物种种群评估和基于最大可持续产量(MSY)的生物经济捕捞模型因聚焦单物种而适用性受限;Kobe II策略矩阵(K2SM)虽可同时纳入多物种种群统计信息,但从政策角度被认为过于复杂。IRIIS通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用框架,增强了所有此类评估的适用性。若单物种种群评估显示种群下降趋势,IRIIS有助于识别潜在政策行动并评估其他非目标物种对政策变化的反应。
IRIIS方法的核心条件是识别遗传独立的管理单元。Larkin(1981)早在45年前就强调基于遗传独立种群定义种群单元的必要性,此后多项研究亦证明缺乏此信息时渔业面临的多种问题。尽管存在这一信息需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缺乏此信息的情况下运作。本研究强调了在国际和区域尺度识别遗传独立种群的重要性,所描述的技术提供了建立鱼类种群空间范围的相对成本效益手段。
关于热带水域鱼类种群的跨辖区管理,IRIIS可通过明确每种群在其自然范围内的管理需求以及最具生物学意义的渔业管理尺度,为可持续热带渔业提供信息。对于公海渔业,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提供了管理跨辖区鱼类种群的运作模式。尽管RFMOs主要针对公海跨界高度洄游物种设计,其通过主权国家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授权来管理跨辖区种群。然而全球约一半海洋捕捞来自沿海和近岸渔业,本研究结果强调了为沿海和近岸鱼类跨辖区种群建立类似RFMOs机制的必要性。
许多国家沿海渔业以高度分散化方式管理,地区和省份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此外,与沿海渔业相关的公平和社会正义问题正通过进一步地方化努力加以解决,如渔业 territorial user rights(TURFs)日益流行。但大多数TURFs小于鱼类幼体和成体的扩散能力,存在"边界悖论"——增加渔业边界以日益复杂的跨辖区谈判为代价。若无跨生物学边界的充分协调,这些努力也可能导致过度捕捞率上升。
印度2020年国家渔业政策强调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将"促进各邦/联邦属地和国家级机构间的协调"作为主要政策干预方向。IRIIS的实施可为将遗传独立种群的空间信息纳入渔业政策框架创造平台。IRIIS作为决策工具设计直观易用,但评估仍需渔业遗传学家和管理者的跨学科团队合作,以及使共享种群的相邻辖区协调管理的机制。本方法精确揭示了管理错配发生的位置,可服务于跨边界协调努力。
对于多物种热带渔业,向种群特异性管理过渡似乎难以实现,但若沿海热带国家认真对待遏制沿海鱼类种群崩溃,种群水平管理至关重要——至少对最脆弱的沿海物种如此。IRIIS通过明确跨辖区协调的必要性和具体方向,为这一努力提供了优先排序工具。由于该方法允许基于政策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可用于战略性评估哪些政策方向能降低共享海岸线上最广泛鱼类种群的易感性。鱼类固有脆弱性可被地方层面的具体政策法规及与共享同一遗传资源库的邻邦协调程度所强烈调节——这种协调是实施的主要挑战,但也是有效管理日益减少的鱼类种群的最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