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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的灭绝风险持续增加,主要由不断加剧的人类压力驱动。然而,灭绝风险变化的驱动因素仍知之甚少。研究人员采用序数建模框架(累积链接混合模型,CLMM),检验生物学特征、生态学特征、人为威胁与时间趋势之间的相关性,以分析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
哺乳动物的灭绝风险持续增加,主要由不断加剧的人类压力驱动。然而,灭绝风险变化的驱动因素仍知之甚少。研究人员采用序数建模框架(累积链接混合模型,CLMM),检验生物学特征、生态学特征、人为威胁与时间趋势之间的相关性,以分析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的4,992种哺乳动物灭绝风险的变化。自1996年以来,大多数物种保持稳定,但约9%的物种灭绝风险增加,不足1%的物种灭绝风险降低。灭绝风险增加在印度马来亚界、非洲热带界和澳大拉西亚界最为显著,在若干分类群中亦然,尤其是灵长目(Primates)。变化在属水平上呈现强烈的结构化特征,表明相关分类群之间存在共享趋势。近危(NT)物种的保护状况恶化概率最高(9.3%),突显该类别作为关键早期预警阶段的重要性。暴露于极多威胁是保护状况恶化的最强预测因子;相反,受益于多项保护行动的物种更可能改善而非恶化,提示针对性干预可能有助于降低灭绝风险。栖息地泛化种也表现出更大的改善可能性。大多数内在特征对类别变化的影響有限,但营养级除外,泛化取食者风险较低。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哺乳动物的灭绝轨迹主要由物种面临的威胁数量及其生物地理背景所塑造,强调需要大幅扩大保护力度,包括对尚未达到最高威胁类别的物种。
研究背景方面,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人为压力的影响,包括栖息地丧失、过度开发、气候变化和污染。近四十年来,许多物种种群丰度普遍下降,导致灭绝风险显著增加。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凸显了监测生物多样性随时间变化的紧迫性,以及追踪全球保护目标进展的必要性。识别灭绝风险变化的主要预测因子对于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以及为有效的保护政策和策略提供信息至关重要。根据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约27%的哺乳动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凸显了针对性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人为压力如栖息地丧失和过度开发强烈影响灭绝轨迹,而保护行动可以减轻甚至逆转这些影响。这些压力的影响在热带地区尤为显著,该地区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特有物种,且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影响不成比例。大型且繁殖率慢的物种更容易种群下降,而栖息地需求非常特殊的物种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差。然而,以往研究通常使用静态红色名录类别或预测未来威胁,或分类和时间范围有限。本研究分析了1996年至最新published评估(IUCN红色名录v. 2025-1)之间4,992种数据充分的哺乳动物物种的灭绝风险变化。研究人员假设物种灭绝风险随时间的变化取决于四类预测因子的组合:暴露于外在压力(包括初始灭绝风险类别、威胁数量、栖息地类型数量、自然系统和生物地理界)、内在脆弱性(分类目和属、成年体重、窝仔数、营养级、食性广度和活动周期)、保护行动(每个物种实施行动的数量)以及时间协变量(自基线以来的时间)。基于此,研究人员得出以下可检验的预测:当前列为极危(CR)的物种将表现出最低的恶化概率,因为它们比非受威胁物种获得更多针对性保护关注;暴露于更多威胁的物种预计有更大的恶化概率,而与更多栖息地类型相关或受益于更多保护行动的物种将表现出较低的恶化概率和较高的改善概率;发生在热带地区的物种预计表现出更高的恶化率;体重较大和繁殖率较慢(窝仔数较小)的物种更可能经历保护状况恶化;评估间隔较长的物种将表现出更高的恶化概率。研究人员开展了大规模序数建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大多数哺乳动物物种保护状况保持稳定,约9%的物种灭绝风险增加,而真正的改善非常罕见(不足1%)。保护状况恶化主要与暴露于外在压力相关,特别是初始红色名录类别、物种面临的威胁数量以及生物地理背景。灵长目、NT物种、面临多重威胁的物种以及来自印度马来亚界的物种表现出最高的恶化概率。相反,状况改善与更广泛的栖息地利用和保护行动的实施相关。CR物种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最低,这与针对此类物种的集中保护努力一致。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哺乳动物灭绝轨迹主要由物种面临的威胁数量及其生物地理背景所塑造,强调需要大幅扩大保护力度,包括对尚未达到最高威胁类别的物种,并突出NT物种作为关键早期预警阶段的保护窗口。研究人员使用了以下主要关键技术方法:采用累积链接混合模型(CLMM)以灭绝风险变化方向(改善、稳定、恶化)为响应变量,拟合14个预测因子作为固定效应,属作为随机截距以控制分类群内物种的非独立性;使用R软件4.5.1版本ordinal包,采用logit链接函数和Laplace近似进行最大似然估计;计算边际和条件R2以量化模型解释的方差比例;进行三项敏感性分析(限制于无插补特征值的物种、仅限单步转换、纳入系统发育主坐标轴)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数据来源为IUCN红色名录版本2025-1(2025年3月16日访问,2026年6月25日更新)及版本2026-1,纳入截至2025年底published评估的物种;内在特征数据来自COMBINE数据库,整合了PanTHERIA、AnAge、EltonTraits、PHYLACINE、Amniotes和IUCN红色名录2020-2版本的数据。研究结果方面,第一,物种灭绝风险变化的总体格局:通过比较校正后的1996年类别与最新评估,4,992种哺乳动物中4,489种保持稳定(90%),465种恶化(9.3%),38种改善(0.8%)。第二,模型解释力:CLMM的R2表明固定效应解释了约32%的方差,纳入属作为随机效应后R2增至47%。敏感性分析确认模型对特征插补、红色名录类别的结构不对称性和系统发育非独立性均稳健。第三,初始风险类别的影响:NT物种相比LC物种,恶化而非稳定或改善的几率高出四倍以上(log-odds = 1.48,z = 9.03,p ≤ 0.001);而起始于EN(log-odds = ?1.03,z = ?4.72,p ≤ 0.001)或CR(log-odds = ?2.59,z = ?6.31,p ≤ 0.001)的物种更可能保持稳定或改善。第四,外在压力的影响:面临更多威胁的物种更可能经历灭绝风险增加(log-odds = 0.75,z = 10.10,p ≤ 0.001);恶化几率随栖息地类型数量增加而降低(log-odds = ?0.28,z = ?4.01,p ≤ 0.001);来自印度马来亚界(log-odds = 0.79,z = 3.48,p ≤ 0.001)、非洲热带界(log-odds = 0.74,z = 3.59,p ≤ 0.001)和澳大拉西亚-大洋洲-南极界(log-odds = 0.64,z = 2.50,p = 0.013)的物种恶化几率约为参考界的兩倍。第五,分类群差异:相比啮齿目(Rodentia,参考组),灵长目表现出最强的恶化趋势(约14倍几率;log-odds = 2.66,z = 8.69,p < 0.001)。第六,保护行动与时间效应:保护行动与较低的恶化几率相关(log-odds = ?0.35,z = ?4.50,p ≤ 0.001);评估间隔较长的物种在19–30年观察范围内表现出更高的恶化几率(log-odds = 0.30,z = 5.07,p ≤ 0.001)。第七,边际预测:恶化概率随威胁数量增加而急剧上升,当超过10种威胁共存时达到约40%,而改善概率接近于零;恶化概率随栖息地类型数量增加而降低,超过约10种栖息地时趋近于零,超过12种栖息地时改善概率升至约2%;随保护行动数量增加,改善概率增加,在接受超过10项行动的物种中接近5%,而恶化概率降至零;随自基线评估以来时间推移,恶化概率从约2%升至4%,改善概率相应下降。讨论部分总结如下:研究显示大多数哺乳动物物种保护状况随时间保持稳定,约9%的物种移至更高灭绝风险类别,而真正的改善非常罕见。恶化主要与外在压力相关,尤其是初始红色名录类别、威胁数量和生物地理背景。NT物种表现出相对所有其他起始类别最高的恶化概率,因为NT物种虽未达到受威胁标准,但其种群大小或栖息地丧失已接近VU阈值,许多NT物种在触发状况变化之前已在经历大幅减少;NT与VU之间的台阶相对较窄, moderate declines(通常约20–30% over three generations)可能足以将物种从NT移入VU;而受威胁物种如EN和CR通常获得更多针对性保护努力,有助于改善或至少稳定其保护状况。威胁数量对恶化概率有显著影响但强度低于其他预测因子,物种暴露于10种或以上威胁时恶化概率显著升高。生物地理界和分类目之间变化模式差异显著:印度马来亚界恶化概率最高,与森林砍伐、土地利用变化和野生动植物过度开发一致;非洲热带界同样高风险,与非法狩猎和丛林肉利用不成比例地影响大型哺乳动物相关;澳大拉西亚-大洋洲-南极界排名第三,可能反映入侵物种对岛屿动物群的普遍影响。灵长目表现出升高的恶化风险,其508种中346种当前受威胁,261种集中在三个恶化风险最高的界;149种灵长目经历了真正的类别变化。系统发育结构分析显示灭绝风险变化在属内强烈聚集,表明密切相关物种暴露于相似威胁并共享隐藏脆弱性。泛化种更可能保持稳定或改善,占据多种栖息地类型的物种恶化可能性较低。体重、窝仔数、食性广度和活动周期等生物学特征与灭绝风险变化概率之间无显著关联,可能因为人类压力强度增加掩盖了物种水平的生物学倾向;与灭绝风险相关的特征不一定作为灭绝风险变化的关联因素发挥作用。保护行动总数是状况改善的显著预测因子,但比威胁数量预测力弱。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红色名录类别的宽泛性及许多物种的长世代时间意味着在物种移至下一威胁等级之前,类别内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真正变化与非真正变化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威胁归因可能异质且仅部分有物种特异性经验证据支持;模型仅检验威胁总数而非具体来源;许多LC物种获得有限关注,可能导致未检测到的灭绝风险变化,数据集中441种LC物种当前种群趋势下降。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总体而言,哺乳动物种群持续下降,物种面临的威胁数量成为保护状况恶化的强预测因子。尽管数十年的保护努力使少数物种保护状况获得有限改善,许多物种继续边缘化(或某些情况下快速)走向更高灭绝风险。理解哪些物种保护状况恶化及其地点和原因对于指导及时有效的保护行动至关重要。研究结果突显了一个关键机会窗口:早期行动,特别是对NT物种,可以防止可能不可逆转地滑向更高威胁类别。来自成功保护规划举措的证据表明,精心设计的主动干预措施如果在种群达到临界阈值之前实施,可以阻止或逆转下降。因此,本研究强调将针对高度受威胁物种的反应性干预与对较低风险物种的主动保护相匹配的紧迫性,优先早期干预,并维持长期、针对威胁的行动以保护全球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