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负荷与选择塑造泛癌免疫逃逸图谱:基因组与非基因组逃逸的协同演化及临床分层

《Cell Reports》:Genomic burden and selection shape genetic immune escape across cancer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1月22日 来源:Cell Reports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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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逃逸既可能源于遗传改变,也可能源于可逆的调控程序,但这两类机制如何共同塑造跨癌种的肿瘤状态仍不明确。研究人员整合了来自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的10,616例肿瘤中的11个基因组逃逸特征和39个基于bulk转录组推导的非基

  
免疫逃逸既可能源于遗传改变,也可能源于可逆的调控程序,但这两类机制如何共同塑造跨癌种的肿瘤状态仍不明确。研究人员整合了来自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的10,616例肿瘤中的11个基因组逃逸特征和39个基于bulk转录组推导的非基因组逃逸特征,构建了泛癌免疫逃逸图谱。总体而言,90%的肿瘤至少携带一种逃逸特征。基因组逃逸特征与肿瘤突变负荷(TMB)和拷贝数变异(CNA)负荷的关联比与免疫浸润的关联更为一致,并表现出克隆富集和正选择证据。抗原呈递机制(APM)基因突变和干扰素γ(IFN-γ)信号通路突变与免疫编辑减弱相关。基因组逃逸亚型进一步分层了进化表型、免疫学表型和免疫检查点阻断(ICB)队列中的临床结局,而非基因组逃逸亚型的结局分层作用较弱。这些发现将基因组逃逸定位为一种协同的进化转变,并为情境特异性的肿瘤表型分型提供了框架。
肿瘤免疫监视能够限制肿瘤生长,解除T细胞抑制信号的治疗可产生持久临床反应,但许多患者仍无法获益,复发也较常见,部分原因在于肿瘤会演化出削弱抗原识别或T细胞效应功能的机制。其中,HLA-I类抗原呈递受损可直接影响CD8+ T细胞对肿瘤肽段的识别,并削弱免疫检查点阻断(ICB)恢复抗肿瘤免疫的疗效。免疫逃逸主要包括遗传改变与微环境重塑两条路径:前者涉及抗原加工与呈递机制(APM)的体细胞突变或杂合性缺失(LOH),后者涉及免疫抑制细胞、细胞因子程序和可逆转录状态。既往泛癌研究多分别刻画遗传逃逸事件或其与突变负荷、免疫环境的关系,尚缺乏同时整合基因组与非基因组逃逸特征、并厘清其主要塑造压力的框架。本研究旨在回答一个具有直接临床意义的问题:基因组逃逸特征主要是被免疫微环境选择出来的,还是更倾向发生于高基因组负荷肿瘤中;同时需要区分抗原机会、突变机会与统计可检测性。
研究人员基于TCGA泛癌队列(10,616例原发性肿瘤,涵盖31种癌症类型),系统整理了50个文献支持的免疫逃逸特征,分为11个基因组特征和39个bulk转录组来源的非基因组特征,归为9类功能程序。研究通过特征共现分析、TMB和CNA负荷关联分析、免疫浸润关联及多变量逻辑回归、克隆性与亚克隆性分析、dN/dS正选择分析、LOH模拟检验、瘤内异质性(ITH)和免疫编辑评分、生存分析及ICB治疗队列验证,比较了基因组与非基因组逃逸特征的演化来源、微环境关系和临床分层价值。
主要结果显示,免疫逃逸在泛癌中极为普遍,90%的肿瘤至少携带一种逃逸特征;非基因组逃逸比基因组逃逸更常见(86.1% vs. 38.6%)。最常见的类别为免疫抑制信号程序(Supprsig,56.1%)、检查点表达程序(Checkexp,52.7%)和APM改变(APMalt,32.7%)。基因组逃逸具有明显癌种特异性,而非基因组逃逸在29种癌症中超过半数样本阳性。逃逸特征之间广泛共现,尤其检查点表达、免疫抑制信号和免疫抑制细胞浸润程序高度相关,提示非基因组特征部分反映重叠的bulk免疫状态,而非完全独立信号。
在“基因组逃逸与肿瘤突变负荷跨癌种相关”部分,研究人员发现APM基因突变和IFN-γ信号通路突变的发生率与各癌种中位TMB强正相关(Spearman rho分别为0.86和0.81,FDR<0.05);在肺腺癌(LUAD)等高TMB癌种中显著富集。将样本按TMB分为20个区间后,APM突变和IFN-γ通路突变随TMB升高而上升,在TMB超过10 mut/Mb后上升更陡。HLA LOH呈非单调变化,剔除微卫星不稳定(MSI)倾向癌种后恢复正相关,提示MSI亚型可能采用不同逃逸机制。低TMB组内部分基因组逃逸仍与TMB相关,但不能完全排除突变机会影响。
在“基因组负荷与细胞毒性细胞浸润相比,与基因组逃逸关联更一致”部分,研究人员比较了基因组逃逸特征与TMB、CNA负荷、细胞毒性淋巴细胞浸润和肿瘤纯度的关系。部分癌种中HLA LOH、APM突变或IFN-γ通路突变与细胞毒性浸润相关,但按TMB分层后不再显著。多变量回归显示,TMB与APM突变、IFN-γ通路突变关联广泛,CNA负荷与HLA LOH关联更稳定,而细胞毒性浸润仅在特定癌种显著。相对地,非基因组逃逸中的检查点表达和APM下调与免疫浸润关联更稳健,说明基因组逃逸更多反映基因组负荷,非基因组逃逸更贴近肿瘤微环境(TME)状态。
在“基因组逃逸改变呈现克隆富集和正选择信号”部分,研究人员发现APMalt和免疫激活或代谢基因改变(ActMalt)相关突变富集于克隆区室,免疫逃逸基因的非同义突变克隆比例高于其他蛋白编码基因(67% vs. 61%,p=4.73×10-8)。dN/dS分析在泛癌中识别出17个受正选择的基因,HLA-B、B2M、HLA-A等抗原呈递基因的截短突变dN/dS显著升高,符合功能缺失选择信号;HLA focal LOH在14个癌种、arm-level LOH在4个癌种中高于模拟期望。高、低TMB组中HLA-B、B2M、HLA-A均可见正选择,focal HLA LOH在高低CNA组中均高于期望。
在“基因组和非基因组逃逸特征标记不同的异质性与免疫编辑状态”部分,研究人员用亚克隆突变比例和MATH评分评估瘤内异质性。APM或IFN-γ通路突变与MATH、亚克隆比例变化不一致,并在MSI分层后减弱;而Checkexp、Supprsig、Supprcell等非基因组特征多与较低MATH或较低亚克隆比例相关。免疫编辑方面,APM突变和IFN-γ通路突变发生率与各癌种“未编辑”样本比例强正相关(Spearman rho>0.85,FDR<0.05);UCEC中APM突变富集于未编辑状态,MSS亚组多重校正后仍显著,HLA LOH则未显示显著关联。
在“累积基因组逃逸负荷在TCGA中划分渐进的进化和临床分层”部分,研究人员按每个样本检出的逃逸特征数将肿瘤分为E0、E1–2、E3和E4+。随着基因组逃逸负荷增加,ECMup、Vision、gene19等免疫逃逸评分升高,TMB、克隆TMB、亚克隆TMB、新抗原负荷、免疫编辑评分和增殖指标呈阶梯式上升。TCGA总体未治疗队列中,E0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间期(PFI)最优;校正TMB和CNA后,基因组逃逸亚组仍在LUSC、SKCM等癌种中与OS显著相关。非基因组逃逸亚组在免疫编辑评分和OS分层上较弱,可能与表达阈值、细胞成分混杂和肿瘤纯度有关。
在“基因组逃逸亚组与ICB队列反应相关”部分,研究人员将TCGA癌种按FDA适应证和既有疗效证据分为ICB敏感与抵抗组,敏感组中APM突变、IFN-γ通路突变及PDCD1、LAG3等检查点特征更高。随后整合7个已发表ICB治疗队列(840例患者、844例治疗前样本)验证,单个逃逸特征与反应呈队列特异性关联;CD274高表达仅在Gide等队列中与反应相关,HLA-A下调和APM突变在生存分析中显示较一致的关联。基因组逃逸累积亚组能够在ICB队列中分层临床结局,而非基因组亚组分层较弱。
综上,该研究把免疫逃逸从单一标志物列表推进到“基因组负荷—克隆演化—正选择—免疫编辑—临床分层”的整合框架。其核心意义在于:基因组逃逸并非单纯由免疫浸润压力塑造,而更常出现在高TMB或高CNA背景中,并带有克隆富集和正选择痕迹;非基因组逃逸则更像上下文依赖的微环境程序。基因组逃逸负荷可作为刻画肿瘤进化状态和ICB结局分层的候选框架,但其预后方向具有癌种依赖性,临床转化仍需前瞻队列和功能实验验证。
研究结论翻译:免疫逃逸可由遗传改变和可逆调控程序共同产生,但二者如何跨癌种塑造肿瘤状态此前并不清楚。研究人员在10,616例TCGA肿瘤中整合11个基因组逃逸特征和39个bulk来源非基因组逃逸特征,构建泛癌免疫逃逸图谱。90%的肿瘤至少携带一种逃逸特征。基因组逃逸特征与肿瘤突变负荷和拷贝数负荷的关联比与免疫浸润更一致,并表现出克隆富集和正选择证据;APM基因突变和IFN-γ信号通路突变与免疫编辑减弱相关。基因组逃逸分组进一步分层了进化、免疫学和ICB队列结局,而非基因组分组分层较弱。这些发现将基因组逃逸定位为一种协同的进化转变,并为情境特异性肿瘤表型分型提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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