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利他主义与主动放弃医疗的关联:基于欧洲八国调查数据的年龄调节效应分析

《BMC Public Health》:Are the nice ones left behind: a European multi-country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m and forgone car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1月23日 来源:BMC Public Health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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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放弃医疗(forgone care,个体感知到医疗需求却未利用医疗服务的状况)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普遍存在,并与不良健康结局相关。现有研究对其决定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医疗可及性障碍,尚未考察个体倾向性(dispositions,个

  
背景:放弃医疗(forgone care,个体感知到医疗需求却未利用医疗服务的状况)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普遍存在,并与不良健康结局相关。现有研究对其决定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医疗可及性障碍,尚未考察个体倾向性(dispositions,个体相对稳定的特质或行为倾向)如利他主义(altruism,个体付出代价却使他人获益的行为倾向)的作用。由于大流行期间放弃医疗可能使他人获益,例如为稀缺医疗资源留出空间或降低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因此高利他主义个体可能更可能放弃医疗。本研究旨在检验利他主义是否与COVID-19大流行期间个体主动放弃医疗相关。

方法:研究人员利用来自八个欧洲国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及英国)的调查数据。分析样本包含6,859名参与者,每个国家约830至930人。

结果:利他主义与放弃医疗呈正相关,且该关系在考虑不同的延迟程度、医疗提供者类型及国家差异时保持稳健。此外,年龄对此关联具有调节作用。

结论:通过将利他主义确定为与放弃医疗相关的因素,本研究增进了对危机期间医疗保健利用的理解。研究结果从卫生政策视角具有启示意义,因其对危机期间的医疗体系与健康结局具有影响。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医疗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民众因担忧感染或受就医限制而回避治疗,导致放弃医疗(forgone care,个体感知到医疗需求却未利用医疗服务的状况)现象广泛存在。既往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人口学特征、低收入及种族歧视等决定因素,较少从个体倾向性(dispositions,个体相对稳定的特质或行为倾向)角度探讨其成因。大流行期间亦是社会团结与利他主义(altruism,个体付出代价却使他人获益的行为倾向)展现的时期,已有研究表明其与慈善捐赠、佩戴口罩等亲社会行为相关,但尚未充分探讨其与医疗利用行为的关系。由于放弃医疗虽使个体承担健康代价,却可能通过释放稀缺医疗资源、减轻医护人员负担及降低感染风险而使社会整体获益,研究者假设利他主义与放弃医疗呈正相关,并推测随年龄增长该关联将减弱。考察上述关系对理解危机期间医疗利用的影响因素及卫生政策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为验证假设,研究人员利用欧洲COvid Survey(ECOS)数据,覆盖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及英国八个国家,初始纳入8,112名18岁及以上参与者。数据通过Dynata公司在线招募渠道收集,采用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按预设特征配额选取样本的非概率抽样方法)依据各国人口普查数据匹配性别、年龄及地区分布,调查于2022年5月进行,正值COVID-19感染率与住院率处于较高水平的阶段。研究最终分析样本为6,859人,排除了报告医疗机构发起取消或推迟就医者。研究通过利他主义量表测量个体助人行为频率,并自我报告过去四个月内因COVID-19推迟或延迟就医的经历。通过构建嵌套logistic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用于估计分类因变量概率的统计模型)模型,以自我发起的放弃医疗为因变量,控制人口学特征、健康状态、感知感染风险、风险规避行为(risk-averse behavior,个体主动降低接触或采取防护以规避健康风险的行为倾向)、制度信任及国家固定效应(country fixed effects,控制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检验利他主义与主动放弃医疗的关联及其年龄调节效应。

研究表明,利他主义与COVID-19大流行期间个体主动放弃医疗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且在不同模型设定、延迟时长、医疗提供者类型、利他主义分维度及跨国比较中均保持稳健。年龄对该关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18至34岁组利他主义对放弃医疗的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 marginal effects,AME,在其他协变量取观测值平均水平时,解释变量变化对预测概率的平均影响)为0.165;35至54岁组为0.113;55岁及以上组为0.052,组间差异显著。该发现揭示了除传统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因素外,个体利他倾向是影响危机期间医疗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提示在制定危机应对政策时需考虑民众的个体特质。

关键技术与方法方面,样本来源于八个欧洲国家18岁及以上在线面板人群,初始8,112人,排除医疗机构主动取消就医者后纳入6,859人。利他主义采用Rushton等编制、Manzur and Olavarrieta修订的简化自评量表,通过九种情境题测量,包含慈善(charity,指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倾向)与助人行为(helping behavior,帮助弱势或陌生个体的行为倾向)两个维度。放弃医疗通过自我报告过去四个月内因COVID-19推迟或延迟就医的情况测量,按提供者类型(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医院、牙医、专科医生)及延迟时长分类,并依据参与者自述区分自我发起与医疗机构发起。统计分析采用STATA 19构建嵌套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仅含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利他主义,模型3纳入年龄与利他主义交互项。稳健性检验涵盖协变量精简、年龄连续化、不同延迟定义、提供者类型扩展、利他主义分维度及多项logistic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s,用于多分类因变量且各类别间无等级关系的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

主要分析结果(Main analysis):利他主义与主动放弃医疗呈显著正相关,概率尺度上每增加一个单位,自我发起放弃医疗的概率平均增加10.1个百分点(AME = 0.101,95% CI [0.090, 0.112])。McFadden伪R2从0.15升至0.20。模型3拟合最优,其中55岁及以上组交互项系数小于1(OR = 0.61),支持年龄削弱该关联;各年龄组AME随年龄增长显著递减。控制变量方面,年龄较大者、男性、健康状况较好者及信任医疗提供者较高者更不可能放弃医疗;家中18岁以下儿童同住者、感知感染风险较高者及风险规避行为较强者则更可能放弃医疗。

稳健性检验结果(Robustness tests):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主要发现。精简协变量集或将年龄作为连续变量处理,结论依然成立。分别考察全科医生与医院、仅纳入延迟超过一月、或扩展至四种医疗提供者类型后,利他主义的正向关联及年龄调节效应均保持显著。慈善与助人行为两个维度均与放弃医疗正相关,其中助人行为维度关联数值更强。分国别分析显示,八国均观察到正相关,跨国家异质性检验未发现显著差异(χ2(7) = 3.81,p = .802)。多项logistic回归显示,利他主义同样与医疗机构发起的取消就诊正相关(相对风险比RRR = 2.48,95% CI [2.25, 2.74]),且与自我发起类型无显著差异(χ2(1) = 2.43,p = .119);而风险规避行为仅与自我发起的放弃医疗相关。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提供了大流行期间利他主义与放弃医疗之间正向关联的跨国经验证据。利他主义不仅与自我发起的放弃医疗相关,也与医疗机构发起的推迟就诊程度相当,表明其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有限医疗资源分配的接受度或遵从集体规范等路径发挥作用。然而,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难以确立因果关系;利他主义量表可能部分捕捉谨慎性或对集体规范的遵从等混淆因素,且年龄调节效应虽与成本敏感机制假说一致,但数据未直接测量被推迟医疗的临床严重程度。此外,放弃医疗的测量未独立验证医疗需求的存在,且数据来源于非概率在线面板,样本代表性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宜采用因果推断或纵向设计,结合理赔数据、明确的医疗需求感知测量及定性方法,深入探索放弃医疗的个体动机。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利他主义与放弃医疗之间的正向关联提供了实证支持。通过揭示这一关系,本研究增进了对利他主义与医疗保健利用、放弃医疗的相关因素以及利他主义潜在健康后果的理解。这些结果对公共卫生与健康政策具有潜在启示,有助于明确哪些人群更可能放弃医疗。在放弃医疗可降低需求的程度上,其或有助于在危机期间缓解医疗体系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其也可能在个体与社会层面造成不良的健康与经济影响。未来研究应同时关注上述两种后果,并深入探讨该关联背后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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