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tings Center Report》:A Life Worth Sustaining? Bestowed Worth and Pediatric Care
编辑推荐:
当父母为患有严重神经认知障碍或处于生命末期的儿童请求生命维持治疗时,临床医生通常获得的伦理建议是顺应该请求。这类儿童可能具有何种利益往往难以明确,在无法评估这些利益的情况下,如果相关疼痛可以得到缓解,临床医生倾向于尊重父母继续治疗的请求。然而,临床医生如何能避
当父母为患有严重神经认知障碍或处于生命末期的儿童请求生命维持治疗时,临床医生通常获得的伦理建议是顺应该请求。这类儿童可能具有何种利益往往难以明确,在无法评估这些利益的情况下,如果相关疼痛可以得到缓解,临床医生倾向于尊重父母继续治疗的请求。然而,临床医生如何能避免参与利用极度脆弱的儿童仅仅来满足父母的利益?他们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能被体验为有价值的?这些情况可能给临床医生带来道德困扰,近期依据关系潜能标准为此类实践辩护的努力似乎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意义标准,该标准建立在“被赋予的价值”这一概念之上,以解释临床医生在这些情况下进行治疗的责任如何能具有意义,以及为何这不必将儿童仅作为手段来使用。
**论文解读:生命是否值得维系?论被赋予的价值与儿科护理**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儿科重症监护和临终关怀领域,当面对患有严重、不可逆性神经认知障碍或处于生命末期的儿童时,临床医生常面临深刻的伦理困境。父母坚持要求进行生命维持治疗,而预期结局可能是死亡,或最多是伴有严重神经认知残疾、无法交流或感知、完全依赖他人维持日常生活的有限生存。传统的伦理指导,如“儿童最佳利益”标准,在此类情境下面临挑战。因为这些儿童可能缺乏可辨识的自身利益或能力,使得评估“何为其最佳利益”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临床医生在遵循父母意愿、实施激进的生命维持措施时,常感到道德困扰:他们是否在参与利用一个极度脆弱的孩子仅仅作为满足父母意愿或情感需求的“手段”?他们的医疗行为本身如何能被理解为“有意义”的?这种道德实践如何能避免将儿童物化?这些核心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
近期,有学者试图复兴约翰·阿拉斯(John Arras)1984年提出的“关系潜能”标准,以应对“最佳利益”标准的不足。该标准认为,如果儿童因预期缺乏能力而无法获得关系性这一基本人类福祉,那么无论父母意愿如何,都应允许其死亡。然而,阿隆·怀特曼(Aaron Wightman)等人和珍妮·金斯利(Jenny Kingsley)等人对该标准进行了修订,强调即使儿童观察上无法 reciprocate(互惠),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爱关系本身也具有道德意义,可作为继续治疗的理由,前提是治疗带来的痛苦有限。皮尔斯·兰德尔(Pierce Randall)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修订后的“关系潜能”标准要么实质上 collapse(坍缩)回“最佳利益”标准(因为关系的好处最终归于儿童利益),要么面临将儿童利益置于家庭关系利益之下的风险,这可能违反了临床实践中一个重要的“排他性准则”:即对于无法表达意愿的患者,医疗决策应 solely( solely )基于患者自身的利益,而非家庭关系的不带个人色彩的价值或其他方的利益。
**二、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为回应上述伦理争论,本研究并未采用实证数据收集或案例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而是进行了深入的哲学与伦理学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构建。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对已有伦理标准(“最佳利益”标准、“关系潜能”标准)的批判性审视,结合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关于“爱作为依恋”的哲学理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伦理框架——“意义”标准。其核心是引入了“被赋予的价值”这一概念。研究论证的逻辑路径是:首先揭示现有标准在解释临床医生义务和行动意义方面的局限;其次,阐释“被赋予的价值”如何通过父母“爱作为依恋”的模式产生;最后,基于此构建“意义”标准,并探讨其临床应用、决策过程及对父母裁量权的合理限制。
**三、 研究结果**
1. **现有标准的困境**:研究指出,“最佳利益”标准在儿童缺乏可辨识利益时无法运作,导致临床决策可能沦为无条件的“治疗命令”,使儿童面临被用作满足他人利益之手段的风险。而“关系潜能”标准及其修订版本,在试图为继续治疗提供理由时,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它要么无法与“最佳利益”标准有效区分,要么可能为了关系价值而 subordinating( subordinate )儿童利益,从而违背排他性准则。
2. **被赋予的价值**:本研究提出,父母以“爱作为依恋”的模式去爱一个孩子,可以赋予这个孩子一种独特的价值。这种爱并非源于孩子已有的品质或能力,也不以是否能从孩子那里获得满足为条件。它仅仅因为“这个孩子是我的”而产生。这种爱所赋予的价值内在于孩子自身,使其具有一种独特的、值得尊重的地位,即使这个孩子缺乏典型的人类利益或能力。沃尔特斯托夫用珍宝(如亲人遗物)和人际关系(如女王与平民的友谊)的例子来说明,被爱者因其所处的特定关系而获得一种新的、可被他人承认的地位或价值。
3. **意义标准的提出**:基于“被赋予的价值”概念,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用于临床医生决策的“意义”标准。其核心实践问题是:延长这个孩子的生命(a)是服务于孩子的利益或能力,还是(b)恰当地表达了其生命的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应提供生命维持治疗;否则不应提供。这一标准并未摒弃“最佳利益”标准,而是将其整合并重新框架化。它特别适用于孩子缺乏可辨识利益或能力的情况,此时,孩子作为特定父母的“被爱者”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可以成为治疗决策的独立基础。这解释了临床医生延续此类儿童生命的义务,如何能避免将其仅作为手段,并使医生的参与行为本身具有意义。
4. **决策过程与限制**:为实现“意义”标准,研究推荐采用共享决策模型,强调医生的角色是进行“价值澄清”,帮助父母在面临生命抉择时辨明自身的价值观和伦理承诺。具体步骤包括:承认情绪、 eliciting(引出)父母的希望、恐惧、目标和价值观、 reflect back(反馈)父母的看法、并共同迈向决策。在此过程中,医生可以引导父母思考如何“尊重你们所爱的孩子是谁”,而不仅仅是聚焦于孩子的利益。
同时,父母的裁量权并非无限。首先,“不伤害原则”必须被遵守。坚持导致无法缓解之痛苦的治疗,非但不是爱的表达,反而会贬损孩子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其次,纯粹出于父母自身利益(如内疚、社会收益)的决策无法赋予孩子价值,反而是对其尊严的贬低。此外,父母的决策需在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最佳解释”框架内进行,并受限于现有的医疗和法律标准(如脑死亡判定)、社会正义原则(如公平分配稀缺资源)。研究以贾希·麦克马思(Jahi McMath)的案例说明了在脑死亡诊断存在争议的边界情况下,“意义”标准如何可能为不同司法辖区的临床实践提供理解。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阐述了“意义”标准如何使临床医生的行动具有意义。借鉴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关于“生命中的意义”的理论,有意义的行动需要兼具主观的满足感和客观的价值性。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尊重一个因其父母之爱而被赋予独特价值的孩子的生命,可以是一项客观上值得( worthwhile )的事业,而不仅仅是屈服于父母的主观意愿。这种客观性并非柏拉图式的绝对价值,而是指价值的确定并非 solely( solely )依赖于父母的主观臆想,它允许通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称的“道德成长”过程,朝向对“何谓尊重孩子价值”的更清晰、更恰当的理解迈进。医生自身也可以在此过程中经历道德成长,从而认同其医疗参与的意义。
**研究结论**:所提出的“意义”标准——通过建立在“被赋予的价值”这一概念之上——解释了为什么临床医生继续提供生命维持治疗的义务不必 entail( entail )将儿童用作手段。它通过使临床医生能够理解他们所要维持的生命的价值,从而理解他们义务的意义,来实现这一点。尽管该标准在实践中给出的具体指导,可能与当前关于护理严重神经认知障碍或生命末期儿童的推荐方案并无根本不同,但其背后的伦理 rationale( rationale )对于临床医生的伦理生活与职业承诺至关重要,而这正是“最佳利益”标准和“关系潜能”标准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