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系统性炎症与认知衰退的关键关联:IL-6、IL-1β、TNF-α联合检测的临床诊断价值

《Frontiers in Neurology》:Associations between systemic inflammatory markers and cognitive decline in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Alzheimer’s disease: a ret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3月18日 来源:Frontiers in Neurology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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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推荐 本研究聚焦早期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患者,通过高灵敏检测,揭示了外周血促炎因子IL-1β、IL-6、TNF-α水平显著升高且与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分呈强负相关。研究首次证明,联合检测IL-1β、IL-6、TNF-α的诊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达0.894,显著优于单一指标,提示系统性炎症失调参与早期AD病理进程,为探索以炎症为靶点的早期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临床证据。

  
系统性炎症标志物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能衰退的临床关联研究:一项回顾性研究
引言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种隐匿起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早期临床表现以短时记忆损害为典型特征。随着疾病进展,记忆障碍逐步累及长期记忆系统,并出现语言功能下降、定向障碍、行为异常等多种神经精神症状,最终导致患者社会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全面丧失。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估计,全球约有5000万人罹患痴呆症,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52亿,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AD的经典神经病理学特征包括由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聚集形成的细胞外老年斑,以及由过度磷酸化的Tau蛋白形成的细胞内神经原纤维缠结。近年来研究表明,AD的发病机制还涉及多种生物学过程和信号通路的交互作用,其中神经炎症被认为是AD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学者认为,大脑中持续的炎症免疫反应已成为继Aβ沉积和神经原纤维缠结形成之后的第三大核心病理特征。尸检研究证实了AD患者大脑中存在神经炎症反应,遗传学研究也发现编码免疫受体的基因与AD的发病和进展相关。
然而,尽管炎症学说备受关注,但关于系统性炎症标志物与AD认知衰退的关联,特别是在疾病早期阶段,仍缺乏一致的临床证据。与需要侵入性腰椎穿刺获取的脑脊液生物标志物相比,基于血液的检测更为便捷、无创,更易于在临床实践和大规模筛查中应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特定的系统性炎症生物标志物与早期AD患者认知衰退的关联,为早期风险筛查和疾病监测寻找潜在的炎症指标。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临床研究,在2020年3月至2025年3月期间,从我院神经内科纳入155名明确诊断的早期AD患者,并同期招募了100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组。所有早期AD患者均由至少两名经验丰富的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共同诊断,诊断依据包括:典型的发作性记忆障碍核心表现;脑脊液检查显示Aβ42/Aβ40比值降低,同时磷酸化Tau(phosphorylated tau, p-tau)和总Tau(total tau, t-tau)水平升高;生物标志物影像学呈现阳性发现;并排除了其他可逆性病因。所有参与者均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基线临床资料,并完成了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量表,以评估整体认知功能。在入院或体检当日清晨,采集所有参与者空腹外周静脉血5毫升,采用单分子阵列(Single Molecule Array, Simoa)技术,通过HD-1分析仪检测了包括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 IL-1β)、IL-6、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等多种炎症标志物的血浆水平。
研究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不符合的则采用曼-惠特尼U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采用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析炎症标志物水平与认知评分(MMSE、MoCA)的关联。最后,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估各炎症标志物及其组合对早期AD的鉴别诊断效能,并用德隆(DeLong)检验比较不同标志物或组合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与认知功能对比
早期AD组与HC组在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子女人数及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患病率等基线特征上均无显著差异,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在认知功能方面,早期AD组的MMSE和MoCA评分中位数分别为20.00和20.00,均显著低于HC组(分别为28.00和28.00),表明AD患者存在明确的整体认知功能损害。该对比结果清晰地展示在两张箱线图中,直观地显示了HC组评分显著高于并集中分布于高分段,而AD组评分明显偏低且分布范围更广。
炎症标志物水平比较
与HC组相比,早期AD组患者的外周血促炎因子IL-1β、IL-6、TNF-α和趋化因子MCP-1的水平显著升高,而抗炎因子IL-8和IL-10的水平则显著降低,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IL-4、IL-5、IL-12、IL-17、CCL3、CXCL10、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和CRP等其他检测指标在两组间未见显著差异。
炎症标志物与认知评分的相关性
针对组间比较存在显著差异的六个炎症标志物(IL-6, TNF-α, IL-1β, MCP-1, IL-8, IL-10)进行的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显示,在早期AD患者中,促炎因子IL-6、TNF-α、IL-1β和MCP-1与MMSE/MoCA评分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这些因子水平越高,认知功能越差。相反,抗炎因子IL-8和IL-10与MMSE/MoCA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其水平越高,认知功能相对较好。其中,IL-6、IL-1β和TNF-α与认知评分的相关性最强,是关联性最为显著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诊断效能分析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IL-1β、TNF-α和IL-6单独作为诊断指标的AUC值分别为0.766、0.716和0.768,均具有中等至良好的诊断价值。尤为重要的是,将IL-1β、TNF-α和IL-6这三个标志物联合检测时,其AUC值显著提高至0.894,敏感度为77.42%,特异度高达86.00%,诊断效能显著优于任何单一标志物。该结果通过并列展示的ROC曲线图得以清晰呈现,左图是三个单一指标的曲线,右图则是联合检测曲线,直观地体现了联合检测的优势。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证实,在早期AD患者外周血中,以IL-6、IL-1β、TNF-α为代表的促炎因子显著升高,并与认知功能呈强负相关。这些细胞因子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或迷走神经信号等途径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激活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驱动神经炎症。同时,MCP-1水平升高可能促进炎症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浸润,加剧神经炎症反应。另一方面,抗炎因子IL-8和IL-10水平显著降低,其功能减弱可能削弱了机体对抗持续性炎症的能力,从而加剧认知损伤。这表明在早期AD阶段,促炎反应的增强与抗炎系统的功能失调并存,共同推动疾病进程。
在临床诊断价值方面,IL-6、IL-1β、TNF-α三联检的AUC高达0.894,展现出优异的诊断性能,为基于血液的生物标志物用于AD早期筛查和辅助诊断提供了有力证据。相较于脑脊液标志物检测,血液检测具有无创、便捷、成本较低等优势,更适合大规模人群筛查和长期动态监测。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作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相对有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此外,研究仅测量了基线时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未能进行纵向动态监测,因此无法推断与认知变化的因果关系。未来需要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动态监测炎症标志物在AD自然病程中的演变规律及其预测价值。
总之,本研究揭示了系统性炎症在早期AD病理生理和认知衰退中的重要作用,提示外周血炎症标志物IL-1β、IL-6、TNF-α可作为潜在的诊断生物标志物。这些发现不仅为AD的炎症假说提供了临床证据支持,也提示抗炎干预可能成为延缓疾病进展的有效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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