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神经母细胞瘤中的髓系来源抑制细胞:免疫逃逸机制与治疗机遇

《Frontiers in Immunology》: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 neuroblastoma: mechanisms of immune evasion an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3月26日 来源:Frontiers in Immunology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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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综述深入探讨了髓系来源抑制细胞(MDSC)在儿童实体瘤神经母细胞瘤(NB)免疫抑制微环境(TME)中的核心作用。文章系统梳理了MDSC的来源、亚型(M-MDSC和PMN-MDSC)、在NB肿瘤中的扩增与招募机制,及其通过精氨酸酶1(ARG-1)、活性氧(ROS)、一氧化氮(NO)、PD-L1等多种途径抑制T细胞和NK细胞抗肿瘤免疫功能的具体过程。同时,综述也总结了当前靶向MDSC以增强免疫治疗效果(如与抗GD2抗体、PD-1/PD-L1阻断联用)的多种临床前及临床策略,为克服NB免疫治疗抵抗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儿童恶性肿瘤的战场上,神经母细胞瘤是最常见的颅外实体瘤。尽管抗GD2免疫疗法已被纳入标准治疗方案并改善了预后,但高危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仍低于50%。这凸显了一个严峻的现实:神经母细胞瘤已进化出多重免疫抑制机制来限制抗肿瘤免疫应答。在这场免疫攻防战中,一群名为“髓系来源抑制细胞”的免疫细胞扮演了关键的反派角色。
神经母细胞瘤中的髓系细胞图谱
神经母细胞瘤的肿瘤微环境中浸润着多种免疫细胞,其中髓系细胞,包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中性粒细胞、树突状细胞和髓系来源抑制细胞,是促进肿瘤进展和抑制免疫活性的核心力量。单细胞RNA测序技术揭示了这些细胞惊人的异质性。例如,巨噬细胞已超越传统的M1/M2二分法,在肿瘤内呈现出包括增殖态、促炎态、促血管生成态、免疫抑制态在内的多种功能状态。有趣的是,一项研究发现,一种类似于M1巨噬细胞的IL-18+巨噬细胞群的存在,与更好的治疗反应和更少的临床不良事件相关,提示免疫刺激性巨噬细胞可能是预测疗效的积极标志。
MDSC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起源与发展
MDSC是一群异质性的未成熟髓系细胞,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经由失调的髓系生成过程产生。在成人实体瘤中,肿瘤衍生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白介素6(IL-6)、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会驱动“紧急髓系生成”,导致MDSC扩增。然而,在起源于神经嵴的神经母细胞瘤中,其微环境炎症信号相对较低,驱动MDSC积累的具体因素仍不甚明确。不过,研究已发现神经母细胞瘤微环境中IL-6、VEGF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升高,这些因子可能影响MDSC的发育。
MDSC亚型的表型与功能多样性
MDSC主要分为两类:类似中性粒细胞的多形核MDSC(PMN-MDSC)和类似巨噬细胞的单核性MDSC(M-MDSC)。在小鼠神经母细胞瘤模型中,CD11b+Gr1+的MDSC显著增加,其中PMN-MDSC通常比M-MDSC更为丰富。在人类患者中,尤其是在接受GD2 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或难治的患者外周血中,具有抑制活性的PMN-MDSC高度富集。值得注意的是,更具侵袭性的MYCN扩增型肿瘤比非MYCN扩增型肿瘤含有更多的MDSC,暗示其更强的免疫抑制能力与不良临床结局相关。
驱动MDSC扩增与招募的机制
MDSC的生成常用“双信号模型”解释。第一阶段,肿瘤细胞衍生因子驱动MDSC扩增;第二阶段,肿瘤和T细胞来源的细胞因子等功能性激活MDSC。在神经母细胞瘤中,虽然VEGF、IL-6等因子水平升高且与不良预后相关,但它们直接驱动MDSC扩增的证据有限。在招募方面,M-MDSC的招募主要受CCL2/CCR2轴调控,而PMN-MDSC的招募则与CXCR2及其配体(如CXCL1、CXCL8)以及S100A8/A9蛋白密切相关。其中,CSF1(集落刺激因子1)信号在神经母细胞瘤微环境中既能促进MDSC扩增,也能驱动其招募。
MDSC介导的T细胞和NK细胞抗肿瘤免疫功能抑制
MDSC是免疫抑制和肿瘤进展的关键调节器,它们通过多种精密的机制抑制抗肿瘤主力军——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的功能。
对于T细胞,MDSC的抑制手段堪称“组合拳”:1) 阻碍交通:通过下调CD62L等黏附分子,削弱T细胞向肿瘤部位的归巢能力。2) 生化攻击:产生大量活性氧(ROS)和一氧化氮(NO),导致T细胞受体(TCR)硝化,破坏其识别肿瘤抗原的能力。3) 断其粮草:高表达精氨酸酶1(ARG-1),耗竭微环境中的L-精氨酸,这是T细胞增殖和发挥功能必需的关键氨基酸。4) 启动刹车:上调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等免疫检查点分子,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直接“关闭”T细胞的活性。5) 改变氛围:通过CD39/CD73酶途径将细胞外ATP转化为免疫抑制分子腺苷,进一步压制T细胞。
对于抗GD2抗体疗法中至关重要的效应细胞——NK细胞,MDSC同样毫不留情。它们通过直接细胞接触和释放可溶性因子双重途径进行抑制。其中,膜结合型或分泌型的TGF-β是抑制NK细胞的关键介质,它能降低NK细胞表面激活受体(如NKG2D、NKp46)的表达,减少细胞因子(如IFN-γ)的分泌,从而削弱NK细胞的细胞毒性和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MDSC产生的ROS、NO和腺苷也共同参与了对NK细胞功能的压制。研究发现,在对抗GD2 CAR-T细胞治疗无反应的患者中,累积的PMN-MDSC与NK细胞功能受损密切相关。
神经母细胞瘤中靶向MDSC的治疗策略
为了瓦解MDSC构筑的免疫屏障,科学家们探索了四大类策略,并在神经母细胞瘤模型中取得了一定进展。
  1. 1.
    抑制MDSC的招募与迁移:靶向MDSC“奔赴”肿瘤的路径。例如,使用抗VEGF抗体(贝伐珠单抗)可能间接影响MDSC募集;阻断CCL2/CCR2轴或抑制CSF1R信号,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能减少髓系细胞浸润并增强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效。
  2. 2.
    直接清除MDSC:利用某些化疗药物选择性减少MDSC。研究表明,低剂量的多柔比星可以在神经母细胞瘤模型中有效减少MDSC数量,同时增强肿瘤免疫原性,与抗GD2抗体联用显示出协同效果。
  3. 3.
    诱导MDSC分化:促使未成熟的MDSC“改邪归正”,分化为功能正常的成熟髓系细胞。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绿茶儿茶素制剂Polyphenon E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出这种潜力,能减少MDSC并增强CAR-T疗法疗效。
  4. 4.
    阻断MDSC的免疫抑制功能:解除MDSC的“武装”,使其无法抑制免疫细胞。包括使用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伊布替尼、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伏立诺他、TGF-β受体抑制剂Galunisertib等。这些药物在临床前模型中能有效逆转MDSC介导的免疫抑制,并与抗GD2或抗PD-L1疗法产生协同效应。
靶向铁死亡以重编程MDSC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的、由脂质过氧化驱动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近期研究显示,在神经母细胞瘤中,诱导肿瘤细胞发生铁死亡是一种有潜力的治疗策略。然而,事情具有两面性:PMN-MDSC本身也可能发生铁死亡,并在此过程中释放氧化脂质,这些物质反而会抑制T细胞和NK细胞。因此,治疗策略需要精细设计:选择性促进肿瘤细胞的铁死亡,同时防止或抑制MDSC发生铁死亡后产生免疫抑制物质。将铁死亡诱导剂与MDSC靶向疗法或免疫检查点阻断剂联合应用,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新途径。
平衡中性粒细胞激活与MDSC扩张的临床考量
在临床治疗中,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和GM-CSF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们一方面是化疗后支持造血、对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后勤官”,另一方面是免疫治疗阶段用于增强效应细胞(如NK细胞)ADCC活性的“动员令”。然而,这两种因子在成人肿瘤中已知也能驱动MDSC的扩增,这在神经母细胞瘤中可能引发一个临床困境:在旨在激活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的同时,是否也可能意外地壮大了免疫抑制的MDSC队伍?此外,部分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本身表达G-CSF受体,G-CSF可能直接刺激这些肿瘤细胞的生长。因此,如何权衡G-CSF/GM-CSF的益处与潜在风险,优化其使用时机和场景,是未来临床研究需要谨慎回答的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髓系细胞,特别是MDSC,是神经母细胞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中的关键枢纽。它们通过多机制、多途径强力压制T细胞和NK细胞的抗肿瘤功能,构成了当前免疫疗法(包括抗GD2抗体和CAR-T)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深入理解MDSC在神经母细胞瘤这一儿童特定肿瘤背景下的生物学特性,并开发针对性的联合治疗策略(如免疫疗法联合MDSC靶向药物),有望重新点燃免疫系统的攻击火力,为攻克这一儿科顽疾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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