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障碍患者中的共情能力损伤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Empathy impairments in patients with gambling disord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3月28日 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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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引言 尽管物质使用障碍中存在充分记录的共情缺陷,且与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 GD)等行为成瘾在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功能上存在显著重叠,但有关GD中共情缺陷的了解仍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GD中的认知和情绪共情及其与认知功能的

  
摘要
引言 尽管物质使用障碍中存在充分记录的共情缺陷,且与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 GD)等行为成瘾在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功能上存在显著重叠,但有关GD中共情缺陷的了解仍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GD中的认知和情绪共情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联。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人际反应指数(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自我报告测量)和多层面共情测试(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行为测量)评估了25名寻求治疗的GD患者、25名近期戒酒的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患者以及25名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s)的认知和情绪共情,并辅以三项临床和三项认知测量。结果 GD组在自我报告共情上得分低于AUD组。此外,通过行为测量,GD组表现出低于HCs的认知共情,但情绪共情完好。另一方面,AUD组表现出高于HCs的情绪共情,但认知共情完好。GD组在认知测量上与HCs无差异,但在认知灵活性任务上优于AUD组。在两个临床组中观察到认知与共情测量之间的特定相关性。结论 行为共情结果显示,两种不同类型成瘾中认知和情绪共情缺陷存在分离,提示治疗干预应各有侧重。
**论文解读:赌博障碍患者的共情缺陷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 SUD)领域,共情缺陷已被充分记录。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 GD)作为一种行为成瘾,与SUD在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功能上存在显著重叠,例如大脑奖赏系统激活相似、行为控制困难及尽管负面后果仍重复成瘾行为。然而,GD中的共情缺陷研究却十分匮乏。共情分为认知共情(即推断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和情绪共情(即分享他人情绪或产生情绪反应)。既往研究表明,慢性物质使用(如酒精、可卡因等)会导致特定共情成分受损,且认知功能障碍(如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与社会认知缺陷相关。GD患者已知存在认知缺陷(如决策、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但社会认知(尤其是共情)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仅少数研究提示GD患者在情绪识别和自我报告共情上存在缺陷。因此,开展本研究旨在系统调查GD患者的认知和情绪共情模式,并与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患者及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s)比较,同时探究共情缺陷与认知功能的关系。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招募了三组被试:25名寻求治疗的GD门诊患者(来自鲁尔大学波鸿分校LWL大学医院精神科)、25名近期完成戒酒住院治疗的AUD患者(同一科室)以及25名HCs(通过公告和口口相传招募)。所有患者由专业人员根据DSM-5诊断,GD组额外使用南奥克斯赌博筛查量表(South Oaks Gambling Screen, SOGS)评估赌博症状。排除标准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精神障碍、人格障碍、严重抑郁发作或头部创伤等。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6)评估抑郁症状,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G)评估焦虑水平,多选词汇智力测试(MWT-B)评估病前言语智力。主要技术方法包括:认知测量(数字广度(Digit Span, DS)评估工作记忆;连线测试(Trail Making Test, TMT)评估认知灵活性;Stroop色词干扰测试评估抑制控制);共情测量(自评:人际反应指数(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16项版本;行为测量:多层面共情测试(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评估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显性共情关心与隐性个人情感卷入))。统计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measures ANOVA)及事后检验。

**研究结果**

**人口学与认知背景数据**
三组在年龄、教育年限、SOGS和STAI(状态和特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AUD组年龄大于GD组和HCs,教育年限少于HCs。临床组与HCs在精神病理测量上存在预期差异,但抑郁症状无组间差异。认知测量方面,仅在认知灵活性成本(TMT B – TMT A)上出现显著组间差异,AUD组认知灵活性差于其他两组。GD组在认知测量上与HCs无差异。

**自我报告共情(特质共情)**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2, 72)=3.856, p=0.026, partial η2=0.097),GD组自我报告共情总分低于AUD组(p=0.026),但GD组与HCs无显著差异。组别×共情成分交互作用不显著(p=0.069)。

**行为共情——认知共情**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2, 72)=3.198, p=0.047, partial η2=0.082),GD组认知共情得分低于HCs(p=0.048),GD组与AUD组、AUD组与HCs无显著差异。组别×效价交互作用不显著(p=0.616)。

**行为共情——情绪共情**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2, 72)=6.386, p=0.003, partial η2=0.151),AUD组情绪共情得分高于HCs(p=0.002),GD组与HCs、GD组与AUD组无显著差异。组别×共情类型×效价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159)。

**相关性分析**
在GD组中,更好的工作记忆与更高的MET情绪共情得分显著相关(r=0.398, p=0.049)。在AUD组中,更好的工作记忆(r=0.575, p=0.003)、认知灵活性(r=-0.504, p=0.010)和抑制控制(r=-0.517, p=0.008)与更高的MET认知共情得分显著相关。此外,仅在GD组中,吸烟量与自我报告共情(r=-0.422, p=0.036)和行为认知共情(r=-0.456, p=0.022)呈显著负相关。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GD患者在行为测量上表现出认知共情缺陷但情绪共情完好,而AUD患者则呈现相反模式——情绪共情增强但认知共情完好。这种分离表明两种成瘾类型的共情缺陷存在差异,支持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由不同神经机制介导的观点。GD组认知功能(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整体完好,可能解释其情绪共情未受损;而更好的工作记忆与更强的情绪共情相关。AUD组认知灵活性受损,但更好的认知功能与更高的认知共情相关,提示认知功能部分保留了认知共情表现。研究还发现吸烟仅在GD组与更差的共情相关。尽管临床组焦虑得分高于HCs,但焦虑与共情测量无显著相关,排除其干扰。研究结论:在GD中,行为认知共情受损而情绪共情相对完好,至少在工作记忆完好的患者中如此;AUD则呈现相反的行为共情模式。论文强调,治疗应根据患者特定的社会认知困难进行个体化调整,例如针对GD的认知共情缺陷可采用线上治疗程序(如SoKoBo)。此外,年龄和教育年限等社会人口因素可能起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共情缺陷作为内表型标志的可能性,以及不同成瘾类型中共情缺陷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局限性包括AUD组因住院治疗可能更严重、残留药物效应、年龄和教育差异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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